1号学术｜刘畅：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传媒1号

刘畅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笔者按：本文构思，滥觞于十余年前，偶成小文，间或刊出。今日重拾，加以增益，并非纯粹怀旧与自恋，而是其所论对象仍有着现实针对意义：关于央视春晚的优劣是非、得失存废，仍是一个有着很强关注度的大众议题。每年播出前后，群情堪称“汹涌”。于是，围绕“春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存废悖论：在物理发生的事实层面上，每年春晚热闹彩排，照播不误，已是一个事实上的既定存在；而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又有着无数的吐槽和否定，在此，春晚，对有些人来说，“春晚”又是一种心理事实上的已不存在。得失之间，存废之际，除了直觉判断与情绪取舍之外，还应有学理上的分析。基于此种考虑，“趋避冲突”和“想象的共同体”或是一种切入视角。以下内容，新旧杂陈，识者辨之。

每年春节前后，也是关于春晚优劣得失讨论的高潮期。今年也不例外，对“春晚现象”“春晚情结”，人们从各种角度发表了意见，平和者有之，点赞者有之，吐槽及强烈反对者亦有之。“春晚”，虽非“天生丽质”，却也每每“难自弃”。对此，早在十几年前，对于这种讨论，尤其是存废之争，笔者就表达了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还是要办下去。这样说，不仅仅是基于现实需求及存在即合理的考量，更是基于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分析，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春晚这种外在形式，要远远大于其所表现的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内容本身，形式比内容还重要。而形式之所以大于内容，是因为“春晚”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充当了“中国”“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载体，使“中国”“中华民族”这些平时极为抽象的概念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过程。“中国”是什么？ “中华民族”是什么？太大，太抽象，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心理形式的存在，需要具体落实。而文艺的形式化、形象化，就是最好的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诗人舒婷曾下《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一诗，曾用诸多个体形象来诠释“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祖国，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一种“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Existence）。这一原创性观点，由美国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显然，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安德森对于在他之前的有关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是不满意的，其研究现状可一言以蔽之 —— 量多而质浅。对此种弱态，他是这样描述的：“民族(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 —— 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众所周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例如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 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基于这种对研究现状不足的认识，安德森即将此作为自己研究突破的逻辑起点，即在对民族或民族主义的解释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的欲望恰如他所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因为陷入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这个现象’的努力，而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
即强调哥白尼式的本质性的、突破式的创新。对此，安德森提出的创新点就是：民族不是一个物理、地理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于是导出了这样的认识：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而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导火线九爷吉祥，则是1978-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使他陷入深思：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同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在意识形态、宗教立场、市场利益这些决定当代世界潮流、社会发展大趋向的要素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民族主义。
他指出：“依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具体论述为：

它（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
民族被想象为有主权的，因为这个概念诞生的时代，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郁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这个自由的象征，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所致。从一开始，有关“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先天性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种族、语言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先天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历史宿命感”，使所属成员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恰如《我的中国心》所唱的：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借助这一理论支撑点，我们可以说，“春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搭建了一个“心理事实”的虚拟化平台。人们欣赏春晚，除了一般的审美原因，还有更深一层、更隐蔽的潜在的心理需求：即寻找归属和认同，在“春晚”中感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这大家庭成员之一的真实的生命感受，在歌舞、小品等文艺形式中感受到一种民族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这，也正是为什么“春晚情结悖论”现象存在的理由。而18年春晚开场歌舞《万紫千红中国年》所唱“年年年夜饭，一年又一年”，也在无意中透露出这种信息：“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如上所论，在此，形式，要远远大于内容本身。具体而言，央视春晚，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平台具有如下功能：

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中国古代，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情九阳神君，即一直处于“天下之中”的状态，只有“天下观”，而无“国家观”。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始于近代。就中国人而言，所谓民族认同感，就是承认中华民族这一个统一体，就是一种“族群归属”，即承认56个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体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享一种对中华民族历史、情感的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点甚至在春晚开始之前就已有体现，世界各地开始倒计时，分布于祖国、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海外华人都在这一时刻寻找着自己的族群身份，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据悉，这台春晚在148个国家的185个传播合作单位播出，可以满足普天下所有中国人的寻求民族认同的心理需求。就大陆而言，一个主会场北京，四个分会场山东、广东、贵州、海南的设置安排，颇有些“天下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国特色。开场时几位主持人在一个巨大的王冠上由上而下，降落舞台，颇有气势，然后是铿锵有力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排比式重复，也显示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骄傲和认同感。开场歌舞《万紫千红中国年》更是明确突出这一点喜妻洋洋，凤凰传奇、容祖儿、沙溢、胡可、佟丽娅、陈晓、周渝民等演员，体现出两岸三地普天同庆的气氛，美仑美幻、华丽雍容的布景、道具、服装都透露出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气氛。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首歌在“春晚”上久唱不衰了：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过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此时此刻，世界上所有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从中找到了自己族群的认同。而在山东分会场，齐鲁大地，文化积淀深厚，齐声朗诵《论语》警句也显现出文明之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耻近乎勇” …… 浑厚和声仿佛从历史深处传来。

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学者指出：“经过近30多年的积淀和发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被充分地仪式化了，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当代政治仪式，起着倡导主流文化、构建文化认同、整合集体情感记忆、培养社会情绪的作用智杞颗粒。它运用各种转喻和隐喻的修辞，使得人们的共同感由传统的家、故乡、地方等扩张到整个民族和国家，并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团聚意象的展演，建构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象，巩固了‘想象的共同体’。”（马岚：《欢娱的臣服：春晚展演中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历届春晚，不论节目如何调整，少数民族节目一直都是保留项。春晚舞台需要用它来烘托出各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愿景。方式多为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舞。如杨丽萍的《雀之灵》，有利于增加少数民族的国家归属感与自豪感，藏族歌曲《吉祥三宝》红遍大江南北，增加了民族文化和睦包容的氛围。不论是政治宣传还是民间呼声的需要，1984年港台明星开始加盟春晚，代表性作品有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费翔的《故乡的云》，刘德华的《中国人》等，从个人叙事角度抒发了对祖国的情感，引起观众共鸣，正迎合了“两岸三地，共结一家亲”的和谐愿景。1997年前后，港台明星加入春晚舞台更甚，不得不说是晚会的有意策划。再如宋祖英的《爱我中华》，由五十六个民族升华到爱我中华，仍然是政治宣传语的不断重复，民族团结被顺利替换成了国家主义。（《春晚三十年：意识形态特点及转变》）时间所限，此处所举虽皆为旧作，如欲解读18春晚，稍加替换即可。

国家形象的构建。即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有学者指出：“春晚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春晚在新意识形态被表达为全球华人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受众分布于海内外，这是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的绝佳机会。国家形象的宣传主要依靠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符号，如长城、长江、黄河、北京、笔墨纸砚、春联灯笼、油条豆浆、唐诗宋词、风筝皮影、旗袍汉服、书法国画等，均能营造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氛围。优秀的中国特色节目也能走出国门，在各大视频网站上为外国观众所熟悉，如轰动一时的舞蹈《千手观音》、《雀之灵》等，均对中国文化有了很好的宣传。”如山东分会场对儒家文化的宣扬，联结贵州分会场的“复兴号”列车，贵州山寨的少数民族风情的展示 …… 还有李易峰、江疏影、景甜所表演的《赞赞新时代》：
我们的新时代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
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
欢天喜地的节拍
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
心潮起伏，目光澎湃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情不自禁的感慨
在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极其简洁地勾勒了中国几十年的国家发展过程，从而也简洁地描画出中国崛起的国家形象。

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主要是通过“新民俗”文化的重构。马年春晚中，冯骥才出镜了，就说了一句话：“三十年了，春晚都已经成了新民俗了。”有学者深入分析道：“中华民族传统的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祖先，点燃鞭炮，然后围坐在团圆桌旁举起祝福的酒杯。在新岁降临的零点以前，许多家庭扶老携幼到庙里去烧头香，向神灵们企求来年的福祉谢云汉。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和延续，除夕夜的古老民风保存得较为完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春节联欢晚会以其张扬的模式、多元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借助电视媒体的特有渗透力粉墨登场。30多年过去了，当人们不经意回顾的时候,发现它就像古代的鱼龙百戏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间‘社火’‘灯舞’等民俗一样,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华夏民族不可或缺的年俗仪式之一。”（杨华娟：《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对当代“新民俗”文化的建构》）还有学者指出：“这种重构活动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由以阶级话语为组织模式的现代性设计，向以经济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认同为主的现代性设计转型过程中而作出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几十年的斗争话语所造成的社会困境，建构团结、奋进、乐观的社会形象，以唤起人们的共同感和民族身份感。”（吴海清：《论央视春节晚会对春节文化的重构》）

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诉求。即在美仑美幻及潜移默化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例如近几年春晚对“中国梦”的表现诉求。有学者指出：“‘中国梦’作为一个特定文化符号,它在构建中国政治、哲学、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展现出宏大叙事层面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又在平民叙事的语境中传达出民生幸福、愿望成真的现实追求：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生成和全民传播的过程中，既总体上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契合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在局部呈现出消极背反的现实效应，在全民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的话语转换和链接。”（周忠元、赵光怀《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全民传播》）纵观近几年的春晚节目，这方面的例证不难寻觅。18年春晚韩磊老师所唱《再一次出发》就是这种体现：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
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
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
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
古老的大地丛生崭新的神话
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
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
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
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
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
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
追梦的人们雄姿英发
满载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

“文明型国家”的诉求。所谓“文明型国家”的意思是说，从民族国家的定义而论，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但从其历史、文化传统、体量及影响力而论，中国又是一种文明类型，所以中国是一种“文明型国家”。这一观点，源自张维为教授，他专门著有《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等，来论述这一问题，据他总结，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我们有占世界1/5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 + 创新 + 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 + 影响中国和世界。第二，我们有幅员辽阔的国土，这使我们具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第三，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第四，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次生文明。第五，中国有海纳百川、融多样性为一体的能力。第六，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第七，在经济领域内，我们不仅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在这个方面有所创新和超越，同时我们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第八，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化进入全面繁荣和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书画热、茶道热、文物热、中医热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18年春晚上，这种诉求也不无体现，如阎维文，雷佳所唱《我们的新时代》：
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
春风入怀百花盛开
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
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
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
万家灯火欢乐开怀
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
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
日出霞满天，涛声连四海，
豪情跨江河，自信跃千山。
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
踏着春风，拥抱未来 ……
当圆梦的时刻扑面而来，
深情抒怀，尽情表白。
天下归心，相拥第100个春天，
新时代为中国立传。
歌词具在，里面所表达的“文明型国家”影响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诉求十分明确清晰，识者自明，这里就不一一缕析了。乾贵士

192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公众舆论》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说。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浪漫沙加3，大众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受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大众传播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反映。此外，《公众舆论》还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若把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春晚现象”，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起到了把抽象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落实为可闻、可视、可观的具体形象的连接物的作用。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心理事实”的存在，那么，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种存在的最好载体和平台。它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从一个感性的侧面，使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真实的存在。
基于这种原因，春晚的路还要走下去。因为“春晚”既是一台晚会，又不是一台晚会，评价它，不能采用一般的文艺审美观察和分析视角，如上所述，它所承载的人物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简言之，“春晚”是中华民族、中国传统习俗春节和现代传播媒介形式相遇而形成的产物，其公式：春晚 = 中华民族 + 春节 + 现代传播媒介。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只要春节存在，只要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存在，“春晚”就存在。所以，作为凝聚、展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实体平台，它无可替代，而无可替代的东西则永远不会消失。
时间所限，本文无暇一一推敲细节，一叶知秋者有之，挂一漏万、一叶障目者亦有之。深思熟虑，有待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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