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中国最伟大的一封信：李鸿章说中日竞争的要点就在时间-思想食堂订阅号


对比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颇有点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中国一直认为日本落在后面，结果一抬头，却发现自己已被狠狠甩下。对于天国上朝的士绅们来说青春守则，要接受这个局面，其心路历程不可谓不曲折。
文/马勇
清末士绅对明治维新的反应大致经历了不屑、重新认识和反过来学习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877年。第二个阶段是1878年开始到甲午战争。第三个阶段就是晚清的最后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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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打开国门的不同方式
15世纪东方国家的发展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前工业文明状态往工业文明转型？
西方的工业文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5世纪开始在一个小区域内萌芽，然后扩展到更大范围，接着向东方慢慢渗透，包括中国、日本、越南，以及中国的40多个属国。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殖民主义也向东方发展，越南、泰国、缅甸等中国的属国慢慢成为西方殖民地。
在这个转型和变化的过程中，日本最初采取的路径和中国是一致的，都是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从明清之交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就基本控制在广州“一口通商”，商人住在澳门，春秋两季到广州经商。日本也学这一套，选择长崎进行对外贸易。两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而是有限度的与外国往来。
当时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早期阶段，各种因素导致中日都面临一个“开关”问题。

广州“一口通商”
之后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了五个通商口岸，这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是很正面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开始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看到了中国打开国门的意义和价值，发现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中国的鸦片战争同时也给了日本一个非常正面的示范。
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里，中日两国通过非法的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倭寇互相之间传递消息，让日本及时知道了中国的应对和决策失误，这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
因此，到1853年美国到日本叩关的时候，日本就采取了妥协的姿态，通过谈判提出一些条件，到1854年时，日本就通过谈判的方式把国门打开了柏小磊。
中国因战争失败打开国门和日本通过谈判打开国门，对两国国民的心态造成了明显的差异，也带来了差异明显的结果。中国人在接下来的170多年当中一直都处在失败的阴影下，而日本则没有这种影响。
又过了18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的国门基本上完全打开。

鸦片战争
我经常讲不要悲情地讲中国近代史，因为国门打开之后，其实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是从1860年开始的，从零到有，从小到大杀手俏妈咪，这对中国来讲是新时代的开启。对于日本也有一个很正面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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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富国强兵的相反路径
1867年，日本政坛发生了大变动，天皇开始集权，大政回到天皇手中，到1868年，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书。
有了前面的铺垫，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影响和示范下，日本的改革要整体得多、深刻得多。明治维新在这时候开始出现反过来给中国一个示范。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在1868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对日本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有相当一部分官僚看到了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改革走势不一样，比如文祥、李鸿章、曾国藩。
我们走的路径是富国强兵，首先要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军队，集中国家财政几乎所有的力量创办了北洋、南洋舰队，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贡献，实现了强军的目标，富国的目标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实现。
我们今天回头看一下，会发现1860到1894年发展非常迅猛，工业化、城市化，铁路、电报等近代化设施都在这个期间开始出现。

魏源《海国图志》
中国在富国强兵的方针上是按照魏源讲的坚船利炮的思路走的，日本走的是整体性改革，加强了政治上的皇权，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另外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废除了各个藩分立的不同的国内市场，中国则一直采取地方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
晚清的经济变革和日本也不一样，中国为了快速增长实行的是国家资本经济，一切资源和市场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日本走的是私人资本和自由资本道路。
在第一个十年当中，中国人看到了日本和中国变革的不一样，中国当时信心满满，如果说对日本有某种忧虑，也是怕日本强大起来后对中国不利。
李鸿章在1870年代给恭亲王写过一封信，他说日本如果强大起来很可能会对中国构成伤害，中国和日本方向都是工业化，都是要强大起来，因此竞争的要点就在时间上，如果中国推迟变革，一定受制于日本。
这是李鸿章写给恭亲王的信。所以历史学家蒋挺黻后来说这是19世纪晚期中国最伟大的一封信。

恭亲王奕訢
这封信里的愿望当然最后没有实现，李鸿章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普遍重视，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日本、对西方的理解和对中国变革的理解，和李鸿章还是有差距的，他们觉得日本要完全变革成为一个西方化的国家是很荒唐的，应该守住东方的理论价值。
这大概就是最早一批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日本的不满意。
因此1870年日本要求和中国建交时黑豹特警队，中国的官僚阶层和士大夫阶层都不太愿意，其实那时候中国已经和西方的几个大国，如英、美、法、德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860年，日本提出在上海给他们开一个通商的要求时，中国是不同意的，士大夫们认为，你日本怎么可以呢，你就依附在英国之下就行了。
到了1870年，日本继续要求武侠群英传，这时恭亲王和李鸿章才认为，如果不同意这个要求，日本就会反过来去请英美法来给中国施压，日本将来就会成为西方的帮凶而不是中国的盟友。

晚清名臣李鸿章
因此，中国才在1871年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可以更直接、更合法地去了解日本，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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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整体性改造才是大问题
1877年，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去到日本，带了一个很重要的随员黄遵宪。他后来写了《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两部作品，是19世纪晚期对日本描述最详细的。
通过这两部作品，黄遵宪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经验传递给了中国官僚士绅。
面向西方的改革需要整体性，改革并不仅仅是关乎经济增长的问题，而需要整体性变革。黄遵宪强调，新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新教育，无论国力财力如何，都应该像西方那样办新教育。
这是中国最大的失误，直到1901年，中国才开始办新教育。
第二，黄遵宪介绍了日本废藩置县的经验。废藩置县的真意就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在晚清几十年都没有走到这一步，甚至1895年之后也没有做到。

黄遵宪与日本官员合影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品诞生，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一个实业家出身的知识人，有实业经营经验。他特别介绍了日本的重商主义，他说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重商主义。
什么是重商主义呢？就是你敢不敢为了你们国家商人的利益受损而向另外一个国家开战常宁宫。
从英国的立场就可以这样理解鸦片战争，英国为了英国商人的利益不惜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
郑观应当年就揭示了日本变革当中商业的意义和政府应该持有的立场。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增长不是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的能力得到极大的延展，蒸汽技术和各种动力机技术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没办法达到的，因此，增长不是大问题，社会的整体性改造才是大问题。

引发工业革命的蒸汽传奇
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只是纯粹地追求经济的增长，所以社会的整体性改造完全没有，没有有意识地去建构一个个小的共同体，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当面临外来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像原子一样，只能自保自救，这时候讲忠于王朝、忠于国家，对于每一个原子来讲都是不可信的。
所以甲午战争的结局其实在洋务运动中就已经明白地暗示了，就是再拖30年，结局还是如此。所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对日本的认识进入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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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绅对明治维新再思考
甲午战败后，中国认理服输，两亿两白银提前给了日本，之后从头开始维新，踏踏实实学日本。在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从日本学到了很多，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对日本的理解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中国离日本很近，学日语也很方便。
梁启超1898年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很快就能把日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也是通过日本传播的，因为日本已经把西方文明制式化了，完成日本化了，中国再把它们从日本引进过来就很简单。
在第三阶段，中国的士绅对明治维新、对日本的理解，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中国吸收前面的教训后重新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后签署《马关条约》
在第三阶段，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光绪皇帝在1898年7月派黄遵宪出使日本，黄遵宪被正式任命为驻日公使。
他给黄遵宪交代了两个事情，一是能不能跟日本谈一谈，给日本天皇授个勋，看天皇能不能接受；二是能不能考虑“中日合邦”。这个想法非常伟大，之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又提出一个亚洲主义，后来叫大亚洲主义山蛩虫，这个思想的伟大就在于提出区域整合。
这个故事表明，经过甲午战争，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对日本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学生、小兄弟、跟班，而是有一种以日为师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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