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大在某些指标上落后于南大，舆论哗然！-青年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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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魂兮归来
文/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
转轨与断代
1995岁末的一则新闻不仅位列“北大十大新闻”榜首，而且标定在这个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代与代之间的隔膜使百年学统变异。
1995年12月21日，正值岁末徐徐来临，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中播发了一条来自国家教委的消息。据导播介绍说，播出这条新闻曾使他们略感踌躇，因为这条新闻直接涉及对北京大学的评价。而北大，在许多意义上都被视为中国的某种象征。次日，北大在学校闭路电视中以节制、简短，然而也更加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了同一事实：“12月21日，从国家科委举行的全国科技论文统计信息发布会上获悉我校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和被国际引用论文篇数均落后于南京大学。”
全校上下顿时一片哗然。在校党委宣传部公布的“95北大十大新闻”评选中，这条新闻高居榜首。北大从来都是勇于正视现实的，然而对于北京大学而言，这新闻预示着一个痛苦的事实。它等于明白无误地宣告，在这个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一直以“京师大学堂”自况的北大的“太学”地位面临挑战；在现代高校竞争剧烈的时代，北大作为“新学之冠”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了。何况这一宣告来得“恰到好处”：如果从1905年废除科举，立北京大学为中国第一现代学府开始，刚好是90年。如果从汉代设立“太学”始，中国的“太学”传统至今刚好两千年，“两千年”的“太学”难道真要应庄子《天下》篇中的那句话：千秋之业，溃于一旦？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而时间却从来不是没有重量的。其实，一次排名，甚至“排名”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一所大学的真正实力。据称：“排名”是依据国际科学论文检索（SCI）引用论文数量来决定的；然而SCI只是一种尺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权威尺度之一。何况衡量大学实力的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尺度，这便是你在历史上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起到的文化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北大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历史，九十年来北大形成的“科学、民主、宽容”的学统更可以煌煌于中国近代史册上。但问题也许正在于，北大已经太多地习惯于温习这些光荣历史。1916年至1918年在北大半工半读的毛泽东说过：“世上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的确最爱上海滩，一种令人担忧的变化正在北大发生。变故正由SCI引发廖怀南。1995年，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公布：青年教师凡未有论文被SCI引用者，不得申报职称。这无疑斩钉截铁地堵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的“出头”之路。而某些中青年教师则反唇相讥：若按照这条标准，现在的教授都不合格，因为他们大多未在SCI发表论文，如此，学术委员会何不解散？——校园内一时怨声鼎沸，两厢对垒。一次暂时的排名造成的风波，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的其实是学校教育体制内部的矛盾。人与人、代与代之间的隔膜乃至积怨日益尖锐化、表面化，正在造成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普遍危机。与80年代物质贫困的危机不同，这一次是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危机。
1992年10月12日是个并不平凡的日子，中共十四大在这一天召开。晚上11点，北大的第三教学楼熄灯，曾被这巨大教学楼的灯光照耀得如白昼的五四操场陷入暮色，校园内一片沉静。关灯锁门的校工忽略了，有一个人独自隐身于五楼一间教室之中，此时正在作出危险而致命的抉择，这便是经济学院的副教授解万英。解万英教了一辈子计划经济，近几年，他越来越感到搞市场理论的同行们的压力，只是这种压力没有使他正视现实，反而使他更加固执、抑郁。当夜，当他在教室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完十四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报告后，从这个五层楼的教室一跃而下，自杀身亡。据说此前他曾与一个观念相左的同事激烈争执，他还在教室里的一本杂志上写着：“共产主义必胜！”这是一个反映观念冲突的极端的例子！
【附】北大教授跳楼记
1992年10月12日，这是中国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里，一个身影从北京大学校园内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上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图卢兹二大。
13日凌晨6时许，有早起者路经“教四楼”，猛然间发现一人横倒在地。只见那人头朝向墙，且距墙根仅二三尺。脸朝上，一只眼睛、颌骨全部凹下，牙齿脱落，全身是血，脑浆外溢，并有成簇的头发和脑浆沾在裤子上，所穿的衣服上还沾有少量白灰。很显然，这是从楼上摔下致死。早起者立即报案。
不一会儿，闻讯者纷纷赶来。随着晨曦初露，前来围观的人不由吃了一惊：这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吗！他怎么能从这楼上摔下来呢？
据公安机关勘察现曹代腾场，发现五层的一间教室里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窗户开着，紧靠着窗户的地方放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户旁边的一张书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部的空白处，死者用圆珠笔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赫然在目。再经法医进行尸检，最后，公安机关的结论是：“无搏斗痕迹”，“高坠至亡”。
既然现场无搏斗痕迹，法医尸检也未发现有任何异常，那么问题似乎就很简单了叫杀。尽管公安机关并没有明确说这是自杀，但人们不难从现场勘察所得到的情况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于是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个教授自杀了，成为那几天的特别奇闻，传遍了中关村一带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高科技公司。对于解教授为何“自杀”问题，虽然人们一般持审慎态度，不愿多说，但却有一种“定势”在悄然地蔓延着：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的中年教授历来观点不一，但又无权无势，且老实忠厚，辩论不赢，自己生闷气。“十四大”召开的当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当从收音机里听完“十四大”政治报告后，在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后在那本杂志上，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大字，左右环顾，思前想后，倍觉凄怆，面对无可挽回的绝望夜空，终于毅然决然地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殉道了……
又于是乎，各种“评论”的“潜流”传遍中国之硅谷：“这样的‘老左’多死几个中国就有救了”；“死者为大，这么说话怕是太过分了吧”；“别管左右，老解死得像个人样！无论为什么而殉道，都比那帮‘墙头草’们有志气的多”；“这年头，信仰、理想值几个钱？！他也真是傻透了，何苦来，犯得着吗”……
是的，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议论多少还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人之常情”使得议论者们各持己据，各以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世界上的人和事。对相同的事情有着许多种不同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许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已成为“故人”的解万英副教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解万英，时年53岁，陕西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留校任教，后在资料室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同时兼作一些教学工作。
认识解万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生性质朴，甚至有些近乎于木讷。可他性格直爽，为人耿直，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他并不“内向”。对待工作，他一贯认真负责。北大经济学院在给解万英所作悼词中认为，解万英对工作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为教学和科研工作作出了贡献。在对待个人利益上，解万英也能作到顾全大局。解万英与妻子及两个儿子多年来同别人合住一套单元，但他从来没有怨言，直到他死前不久才分到一间补差房子。就在他分到补差房子的前后，学校房管部门又决定让他们搬到楼层较高的一套单元房，可妻子不愿搬。为此，解万英给妻子做了大量工作，甚至死前一天还在劝妻子要顾大局。
解万英的家庭责任感极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既便是如同理发、洗澡、买菜、打油之类的小事，如果家里无人，他必定都要事先留条，以免家人惦念。他的心也极细，对诸如是买400斤还是买500斤白菜、是否该取下竹帘子这样的家庭琐事也亲自过问和处理。对如何教育培养孩子，解万英更是十分重视，经常与妻子一起为此大费脑筋。他为了给孩子以勉励，喜欢不时给孩子写点以名言警句为主要内容的赠言。不过解万英有个习惯，他一般不用圆珠笔写字，而更愿意用铅笔、钢笔，特别是碳素笔。
由于多年来主要是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解万英的学术成果不是很突出，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他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所学并形成定势的思想具有那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加之他的性格特点，从而造成他独特的学术思想。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了解不多。他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治理》等文章，反对“私有化”及由“私有化”而引起的分配不公。在平时的言谈中，他对几位系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著名教授所持的一些观点很是有些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不能将解万英的思想简单地断言为“左”，但其言行的确给了一般人这种印象。
从以上对解万英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解万英是一个工作认真、家庭责任感极强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在学术思想上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据了解，没有发现与解万英有强烈利害冲突的人，而且他的家庭关系也很融洽，他没有理由去寻死，可是他终于还是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结果呢？
于是，有了“假说”。10月11日星期日，解万英上午与妻子一起商量搬家、买大白菜及下周安排等家务事。下午本来准备一起去逛中关村跳蚤市场，但后因一亲戚来访而未能成行。当天晚上，解万英说13日上午有研究生的课，要急着备课，所以当晚就在相邻单元的补差房间里备课、就寝。12日上午，他先去学校房管处谈住房问题，然后回到房间里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当听到报告里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他感到空前的失望。由于他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更由于他没有料想到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则写入党的正式文件，因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甚至感到了绝望。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未打招呼而没有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进行他每天晚上的例行散步。家人以为他在补差房里忙于备课（或以为他在别的地方忙于工作），并未留心，也没多想。夜深人静以后，他手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怀抱着《求是》，来到第四教学楼五层的一间教室。在万籁无声的氛围里，他思前想后，只觉万念俱灰，以致不能自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终于，他拿起圆珠笔来在心爱的杂志上写下自己的最后留言，然后搬过椅子放在窗边，再踏着椅子往外一跃，从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幕。
到如今，“解万英坠楼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不仅北大经济学院给解万英开的追悼会早已开过，就连这一事件在海外所引起的反响也逐渐平复了下来，可是冷静下来思索一番：这一事件的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又是些什么呢？
“死”，尤其是“自决”，绝对蕴含着意义。当怀着某种价值目标去追寻业已幻灭的期望时，这种以绝望求期望的行为就并非是异态的举动。姑且不谈古代臣子“死谏”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仅近代以来，为某种政治和文化信念而殉道献身的，就有梁巨川、王国维二先生为其显例。谁能说他们的殉道仅仅是一种糊涂和愚昧呢？因而，在抽象的意义上，无论为什么而死，但只要是真诚地遵奉某种价值观，沈佳润表里如一地严守自以为高尚的理想追求，敢于为己所热衷的信仰献身，直到走向极端，殉道成仁，那么其人格之中必有其力度所在，于道德和纯粹性而言就无可指责。常言道的“想个明白，死个痛快”，未必就不是一个“正果”。
当然，不管怎么说，解万英跳楼而亡，那无论如何也应当算是一场悲剧。这不仅仅是解万英本人及他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过去那个时代的悲剧。每当一个新旧时代转换之际，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悲剧发生。（原载1993年1月2日《华夏周末》）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终结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仅是个例，那么，在新旧时代转换中出现的代际冲突则是十分普遍的。据统计，至2000年，50年代培养起来的学者，97％将退出历史舞台，未来的竞争势将出现在新的两代人之间，这便是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工农兵学员一代与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学术正规军”一族。这是一段特殊历史造成的现象。工农兵学员一代不乏杰出人才乃至学科带头人；但是，作为中国独特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教育，一般来说，在基础理论素养，学术民主精神，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外文水平上，他们中的一些人难免具有时代缺憾。教育界的现状早已非一日之寒。1991年，日本文部省官员在接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北大经济学院日本经济研修班时曾直言不讳：“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来加大了对于高校的投资，甚至引进了某些竞争机制，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我们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中国高校目前并存着三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文革’前的、‘文革’中的和‘文革’后的；他们的知识背景、经历、观念如此不同，以至难以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评价。特别是，由于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展开竞争的，这使竞争加剧了你们所说的‘不团结’，这都影响了工作热情。所以尽管中国社会目前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分配不公现象，但许多高校中青年教员却认为，学校内部的分配不公，还是要大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所以他们即使出国，走向社会，为国外为社会‘打工’，也不愿全力为学校工作，这是与日本非常不同的情况。”
不幸的是，1995年6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受托于北大人事处进行的《北京大学国内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更加深刻地印证了上述看法。这份旨在了解北大教师中获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在校工作的经历与困难的问卷，因为事先声明“数据只用于统计分析而不涉及具体个案，并保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获得具体答卷者的信息”，所以所得结果应是比较可靠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答卷者因感到自己的科研教学工作未受到重视而“后悔”留在北大，另有34.7％的人则未置可否——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为中国最高学位获得者：博士。
从“不能宽容”到“学人相轻”
1991-1993年间，某文科大系的学术委员会，每年都要“枪毙”一两篇已答辩通过了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学术论文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节目，不能以“看得懂看不懂”乃至“好看不好看”作为尺度。显然，“看不懂”表达的是一代人独有的价值尺度，以及对知识发展状况的不宽容乃至“绝不再宽容下去了”的情绪。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枪毙”已答辩通过的学术论文的极端方式，显然是为了显示在“知识”上上一代人所拥有的、不容漠视的“权力”。然而，如此简单地“枪毙”一篇论文，不仅意味着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枪毙”已答辩通过的一篇博士论文，更是“枪毙”12位国内外专家的论文同行评议，“枪毙”五位最高专家的学术答辩委员会，最后，它有可能葬送的是严格的学术民主制度。而同时，任何一个被枪毙者都没有申诉和请求复议的权利。因为系领导层虽然没有答辩论文的学术权力，却拥有将已通过答辩的论文送呈正常申报的行政权力；“枪毙”的理由不可能是学术的，而是行政的，即“暂不上报”。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开拓者，在它的历史上，青年学生在讲演会上当场指胡适校长“佛学不行”，而校长仍在学术上捍卫年轻人的事有过；马寅初校长酒酣耳热，敲钟隶众，与晚生“兄弟”相称的事有过；“四十年前老师长”吕思勉，与“四十年前老学生”钱穆，及“四十年后新学生”余英时同台演讲，“百年树人”盛况一时毕现，这事当然也曾有过。
1925年12月，“北大讲师”鲁迅在纪念北大校庆二十六周年所作的《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有两个传统，即“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作之师’，北大还是给了他一个‘思想陈腐，行为卑鄙’的待遇；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半个世纪过去了，也许连鲁迅也想不到的是，90年代初的北大再一次施行了“整顿学风”——整顿的理由竟是，许多学者认为年轻一代的理论方法“看不懂”。今天北大内部的“团队精神”怎样，宽容气氛如何，这不仅可以从北大人事处公布的师资流失结果看出，更可以从北大心理系心理咨询中心显示的教师队伍中心理抑郁，性格扭曲的病例上看出。
【附】鲁迅：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据一位教授（指高仁山）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刘胭，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就算了。理由在下面：——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并且分送金款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原载《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1925年12月）
1992年调离北大，现任新加坡某大企业集团驻华代理的原历史系青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受不了穷，而是受不了周围人的沉闷和窝里斗，如果当年的北大像今天这么沉闷，我当时就不会报考北大。化学系青年教授，现任北大某企业总经理的W指出：我是北大培养起来的，但我们如今越来越感到，现实中的这个北大，越来越远离我们心中的那个北大，我之所以要暂时离开系里，就是觉得与其大家关起门来内耗、窝里斗，不如把精力放到外面的正事上。学术观点被“枪毙”虽不合理，但两代人之间的隔膜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不能被理解的却是出现在同代人之间的残酷争斗。在北大，不能以门户之见抵排异端，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规则。然而，这个良好的传统正在消匿当中。就文科而言，专务考据与训访的“经史的傲慢”与倡导义理思辨的“哲学的傲慢”时而演化成指责对方“不是真学问”的攻讦。而在职称评审中，“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见”的文人相轻的恶习也逐渐死灰复燃。更有甚者，1994年，历史系一位教员在一张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上公开指责其它系的另一位学者“不够教授资格”；在那位学者报批博士导师时，这篇文章竟被恶意地复印散发给各个评委。这样的事发生在北大实在令人瞋乎其目。更有极端的例子，1990年，美国爱荷华大学中国留学生卢刚，因留校和研究基金之争，持枪在校园内杀害了来自科大的同学、同胞及师长后自裁。杀人者卢刚也是来自北大。少年得志的这位北大才子，被选入李政道项目赴美深造。说到卢的学问，无人摇头，而说到他的为人，却已远非“飞扬跋扈”可以形容。爱荷华的枪声震动了学界，也震动了北大。人们不得不反思：这些年北大是否是“成功”讲得太多了，而宽容、民主和以平常心待人问学的学统，又讲得太少了呢？
畸形的“民主评议”衍生的故事
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能解释北大学统变异的原因，因为其它高校同样也处于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南京大学的崛起说明商品经济的时代并非洪水猛兽。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北大未来面临的真正危机将是：“精神的北大”的丧失和“北大精神”的丧失。出现在中国第一学府的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析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面临的危机。由于高校现行体制的弊端，特别是缺乏适应当前情况的人才考评的合理化标准，已经造成中青年一代对于高校及学术体制的失望，优秀师资与知识成果因在校内不被理解和尊重早已大片流失。1902年，光绪帝再次下诏变法图强，令即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法设京师大学堂。在皇帝亲自口授的变法诏书中给了京师大学堂主管张百熙一项革命性权力：不经皇帝和学部批准，直接授与被聘教席以“出身”。这其实就是学校直接聘任制。一百年过去了，未名湖依旧在月光与晨曦中闪耀着浪漫的波光。湖东为博雅塔，南为图书馆，这便是北大人戏称的“一塔（塌）湖（糊）图（涂）”；而湖西一座古朴庄重的建筑安华招标网，则是北大“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校长办公楼，又称“红一楼”。1994年岁末，一个寒冷的早晨，头发花白、满面凄怆的教员G，抱着一堆自己的科研成果，等在红一楼校长办公室门口，等待申诉自己的“冤情”。在程序严格的北大，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越级上诉”是否合理，所以当校办工作人员多次请他坐下时，他仍紧张得不敢落座。40岁的G，依然是“老讲师”，据说，1994年评职称时，当系级学术委员会开过，宣布他再次落选时，这位刚强木讷的汉子当场就稀里糊涂地哭了。人可以用意志控制理智，但有时意志也不能控制情绪。不懂事的9岁的女儿一直以爸爸是“北大教授”而自豪，人过中年的妻子一直都默默地盼望他能评上副教授，可以早日参加分房，搬出拥挤的小屋。事到如今，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妻儿。40岁的年龄，一大堆成果，难道不值一个“副教授”？事后G说，那时连死也想过，要不是想到9岁的女儿还得我养活，我便觉得自己一生是无意义的。是夜，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之后，他决定第二天一早自带成果请求校长亲自评审。人在被逼急了的时候总是会创造某种东西，而G的创造性在于，他是近年来第一个绕开三级学术评委以及长达两个多月的会议、文牍的马拉松，直接走向学校正式法人代表的人。G并不明白他的行为预示着某种前景：由校方依照国家制度，实施直接聘任制的可行性。校长在仔细翻阅了他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国家关于提职的所有条件，并从人事处调拨名额，同意G晋升为副教授。G成为北大第一个未经过三级评委，由校长直接批准聘用的副教授。它说明即使像他这样木讷内向、在系里搞不动关系，因而在系级评委投票中就落选者，也完全有可能是符合晋级条件的。它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三级评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严格的国家评审制度？它的效率如何？它其中包含的人事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评审制度？“究竟是择优选择，还是择优淘汰”。这是法学家方流芳教授就职称评定提出的质疑。

1995年，一个文科大系本已确定本系四位教员晋升为副教授，而到了二级评审的学科组，由于各系实行“地方保护”争名额，该系原有的四个名额被削减为三个，残酷的现实迫使该系不得不将原定的晋升人员之一裁下。问题在于：裁哪一个？结果是更加悲剧性的：裁下的这一个恰好是成果最多、也是四人里唯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择优选择”终于成了“择优淘汰”。理由只有一个：谁没有在系学术委员会获全票就裁谁。——据说这位残酷游戏的牺牲品在十几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中只差一票就是全票。像所有被“择优淘汰”者一样的是，“天无绝优之路”。当笔者对这位青年学者进行采访时，他正在办出国手续。显然，国外大学的邀请并未使他快意，他告诉笔者，他曾拒绝过国外大学的访问邀请，他明白新学期开始北大的学子期待着他开新课，他从来没想过要把知识先去贡献给美国的汉学界。“但这回实在不行了”，他苦笑着说，“特想出去散散心。”笔者80年代曾多次采访过的文艺理论家黄子平先生，出国前仍是北大讲师，而今天担任香港中大教授的黄先生，作为国际公认的该学科第一人，却代表着这一学科优势的南移。一个人的离去造成了北大一个学科的衰退，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例证。“伯乐”常有，而千里马却不常有。然而庞大的“民主”评审机构，造成如此众多的“伯乐”“宰杀”了千里马。它再次说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经济社会学常识：某个机构的人数，总是与它的效率成反比的。“人缘”、“口碑”替代了“学术水平”。倘若陈独秀、鲁迅被“评”职称，又当如何？光绪说：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北大的“职称怪圈”与国内的许多高校一样，也是一件“超级麻烦事”。所不同的是，在人才集中的北大，竞争更激烈，手续更繁杂，整个评审过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达两个多月。本来一件于校于己有利的好事，被弄得上上下下，风声鹤唳，被评者如履薄冰，以至被总结为“越评越影响团结，越评越影响干劲，越评越影响感情，越评越没有真事”的顺口溜。这恰好说明，评审过程被弄得无比复杂神秘，最终名义上是依据国家评审尺度，而实际上是由各级评委投票决定，从而使“人事”渗入“公事”成为必然。正如北大一位系主任的感慨：“再这么投下去就把人都得罪完了！”评职称弊端全在一个“评”字。
本来职称作为国家和学校对一个人能力的肯定，其准则方式完全依据下列“硬杠杠”：1．学历，2．资历，3．科研成果，4．教学效果。对每个人来说，这些都是明明白白摆在桌面上的事实。这种几乎可以用数字控制的东西，被层层缺乏透明度的学术委员会反复投票变得模糊不清。当学术评审机制过于繁复，“人缘”、“口碑”如何便替代了“学术水平”成为尺度，它不但使与评委们搞好“关系”成为聪慧者捷足先登的法门，也使现代学术审查制度蜕变为远古的“品鉴人物”的“家常里短治天下”之措。“三级评审，系为基础”，是职称评定中的一贯程序；这三级是：系学术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校学术委员会，每一级各有委员十数名到数十名不等，而每个参评者的命运，将由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持有不同见解、主张，特别是拥有不同利益考虑的近百位评委们即时投票裁定。北大199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晋升指标内申报的人员，在符合条件又拥有指标的情形下，仍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会被“评委”们否定。而每一个参评者，必须在每一级均获全票，方可进入下一级——显然，这对有学术个性和独立见解，倡导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条。呜呼，倘陈独秀、鲁迅在世，他们定难过此三关！所谓大学，正在于它的“有容乃大”。正如蔡元培校长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当北大的创新和博大精神被沉闷滞涩的“老”、“大”所淹没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光绪帝在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时对中国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概括是深刻的：“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95年，著名法学家方流芳教授措辞中肯地指出了目前学术评审制度中的弊端。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晋升既受到‘指标’限制，又缺乏公开、公正的评议程序。如果晋升指标少于合格申报人，申报人必须在他们之间挑选出牺牲者。这无异于让同舟共济的伙伴决定：应当把谁从超载的船上投下河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游戏，在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同事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猜疑、对立、嫉恨。职称评审过程完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申报人没有当面陈述和辩解的机会，不能申请评委回避，无从就评审结果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方面，都是因职称评审愤然离去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轻生自杀者有之。另一方面，各校纷纷将‘教授’、‘副教授’头衔赠与从未上过讲台的官员、富商、洋人和有背景的海外华人。人们常常产生疑问：这样的职称评审究竟是择优选择，还是择优淘汰？”科学精神的沦落与无言的抗议。在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学子们何以选择？
1994年底，北大接到一封来自美国权威学术刊物主编的抗议信。信中称：北大学者的一篇论文严重抄袭了国外同行的成果，并对此深表遗憾。事出突然，甚至也可以说是偶然，然而唯其如此，人们才觉得：这种事情太不应该发生了，尤其不应该发生在这样一批北大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身上。据了解，涉及这桩“国际学术公案”的几位学者，都具有站在国际学术界前列的水平，凭他们自己的真正实力，无疑也可以拿出国际成果。同时，他们大都已是教授、领导或校办企业的总裁，应该算是得到社会、学校双重认同的强者和幸运者。“春风得意正当年”，他们本来是可以获得从容而平静的治学心态的。但是，正如蔡元培校长当年的一句无奈感唱：“杀君马者路旁儿”。一旦被挑中成了“千里马”，你就得跑个不止，而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你甚至会毁了自己。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在这几位“青年才俊”身上，乃是因为他们是被“树”的典型，而自己又尝到了被“树”的甜头，结果反而是，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为了制造“世界前沿”的国内效应，功利心压倒了科学态度。凭心而论，除了主观上的原因，科学，特别是基础理论科学在今天面临着更严峻的挤压，科学家的苦衷，也绝非仅存在于北大一家。
以中科院下属的一些研究所为例，有些所近年来的局面是这样的：每个科研人员每年须向研究所上缴一笔费用，数额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此称“人头费”。人头费自何而来？一是来自向国家申请的科研经费，二是来自“经济开发”的收益。而由于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能“开发”出经济收益的，所以从事基础理论者，人头费只能有另一个来源。基础理论本来就难以申请到经费，可假若你交不出人头费，便将下岗“以观后效”，一段时间后“仍无起色”，则将被除名。这样做的理由是：从事基础理论的人太多，以经费为杠杆造成竞争，可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大力支持“赶超世界”的成果和“经济开发的战场”。然而，尽管基础理论研究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让基础理论“赶超世界”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即使“赶超了”世界尖端，理论也未必就可立竿见影“有用”。70年代就曾有陈景润的“1＋2”有什么用的质问，对此北大前校长周培源曾这样回答过：基础科学本身乃是“无用之用”。但是，这样的提问并未因周培源的解释而告一段落，相反，“有用”在90年代由疑问变成了不容置疑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科学家不得不走上歧路：其中之一便是用实验来“注释”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人家做老鼠，我们做兔子，结果（论）相同就行。北大一位青年科学家愤懑地说：“赶超世界”还不容易？反正你上面要的是结论，你好大喜功我就“假报喜”，难道国外还天天来“检举”我们不成？“实验”与“结论”的颠倒，不仅意味着科学研究程序的颠倒王东岳。而且意味着科学精神的败北。由于校内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博士与本科生、甚至行政人员“一视同仁”；成果大小，甚至有无成就“一视同仁’的“排队”制，造成了学历高、成果高的中青年对学校内部利益分配的公正性由绝望而冷漠，由冷漠而放弃与拒绝。近年来出现的拒绝申报科研成果、拒绝申报职称现象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95年，北大绝大多数系科把职称审报年限定在79级本科毕业者，此举被称为“齐步走”。在一个文科大系，没有参加“齐步走”的却是该系毕业生中唯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位有3部学术专著，且一本在海外出版的青年学者并不是被“评”下来，而是主动“退”下来的。今年40岁的L，78级毕业，也是我国“文革”后最早的法律研究生。精力充沛的L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上课呱呱叫，法庭辩论满堂彩。但他却从未申报过职称。每年看着大家把精力用于职称争夺战上，他认为这无异于自相残杀吉屋出租。L说，对我这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言，把同舟共济的弟兄们硬往水里挤，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作为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和合伙人，他用胡适校长当年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选择：如果船上太拥挤，我愿意第一个跳下水去救出我自己，而不是赖在船上和弟兄们抢最后一个救生圈。毫无疑问，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造成了迷乱的光环，北大青年学者也身处其中。北大，多么需要唤回纯正的科学精神！多么需要热烈地呼唤学术进取精神！以免于未来的沉沦！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无疑，任何民族都应该有它的勇敢者和智慧者献身于这个“精神界天之骄子”的行列。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献身于这个将终生心忧如焚一身清贫的行列。这个“志愿者”队伍必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不死的魂灵。在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我们只有企盼并相信：
“家国荒矣，魂兮归来”。
“天下绥矣，魂将归来”。（原载《中国青年》1997年五四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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