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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财经资料酷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财经资料酷

CFIC导读:
1991年,如何“预防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不知为何,“改革开放”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
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随后,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1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小年夜。
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
按照惯例,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会在《解放日报》的“新世说”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
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国人“十二年一轮回”的观念,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前的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他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的。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在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
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道: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2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林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再往前一些,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余姚二中。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了上海,说了自己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有些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叫做:“谷底”。

199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那时候还没有改成步行街
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
“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
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精神,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深受触动”,他后来自己回忆: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
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比喻:
“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在1991年,如何“预防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不知为何,“改革开放”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周瑞金
“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
至于为什么要用“皇甫平”作为笔名,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
3
按照当时评论部副主任凌河的回忆:“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反响。”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节大年初一,看报的人并不多。凌河还记得,这篇稿子连当天本报评报的“好稿”都没获得。
凌河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篇稿件登报后,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读报的邓小平。
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
1991年3月2日,时隔两周之后,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了:
“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
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
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各方关注迅速升温。
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里有一句话,看的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觉得应该不是在说他自己:
“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原本已经定下来要调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已经买好机票的周瑞金发现,他的调动卡住了。
4
一开始开炮的,都只是些小杂志。
6月,《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发表了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
但是到了8月,《求是》杂志也加入了进来,发表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讨论,有的则颇有火药味: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惠屿岛,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还是姓“资”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当时新华社的《半月谈》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体,他们公开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然,《半月谈》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台湾的《联合报》直接发文,说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塔斯社”干脆派人来问:“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
重重压力之下,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到上海来调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对此,周瑞金就干脆没有理睬。
但有些事,他却没办法不理睬。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按照周瑞金的回忆,他去了后,他们的批评是:
“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
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不删掉那些话,不然《解放日报》绝不刊登。”
当时,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进门就问:“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李思晓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很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在信中说:
“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周瑞金的那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作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
对此,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更有底了。
5
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
“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他后来对周瑞金说:“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来头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
当然,吴敬琏是猜错了,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不过,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还是坦诚地发表了自己意见。吴敬琏的观点是: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吴敬琏
除了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感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
“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里,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时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魏永征,是“皇甫平”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自己撰文双凤奇案,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他回忆,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皇甫平“的文章。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
最后,省委书记总结:
“都是我的心里话!”
6
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历时近一年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一直在安静观察,以至于当时北京流传一句话:
“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就此就不发声音了。
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讲不出声。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邓小平开始了他的“92南巡”。
在南巡的过程中,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2年1月20日上午,小平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在这一天,他说:“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
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会用一句话来总结: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2、《我与皇甫平——写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周瑞金,《新闻记者》,2009年)
3、《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谁》(李月刚 周筱赟,“南方新闻网”,2008年12月)
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吴光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来源:馒头说
本文作者:馒头大师
延伸
阅读今天,再次倾听邓小平的上海声音
1904年8月22日
邓小平出生
今天
是邓小平诞辰114周年
从早年到晚年
从黄浦江畔登船
踏上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
到率军南下
将胜利的旗帜插遍浦江两岸
从新中国的早期建设
到金山、宝钢的崛起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
再到“抓紧浦东开发,
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邓小平的一生
都与上海
有着紧紧的联系
今天让我们重温
邓小平的上海声音
缅怀伟人!
△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
△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
谈发展
“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
——1991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浦大桥工地时说。
“我看上海一年会有一个变化,三年会有大的变化。”
——1992年春,邓小平在与上海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谈开放
“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
——1991年春,在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邓小平详细询问桑塔纳轿车的型号、性能、原材料是否国产化、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价格。
“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
——1979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提出将只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14”招待所(今西郊宾馆)对外开放。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视察,在显微镜下仔细地看贝岭的芯片,他说:“像好多层的楼房。”
谈姓“资”姓“社”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初,邓小平在上海指出。
“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说。
“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
——1992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闵行开发区时说。
△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
谈干部
“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
“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曹煊一,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说。
“21世纪是年轻人的,要搞干部年轻化,干部培养体制上要后继有人,各个梯次上都要有。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1992年2月8日晚,在黄浦江游船上邓小平谈到干部培养问题。
△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乘船游览上海外滩
△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听取关于浦东开发情况的汇报
谈浦东
“深圳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是面对着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
“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在西郊宾馆听取了关于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后说。
△1992年2月,邓小平参观上海浦东开发模型
△1992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谈金融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无良公子。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1年春,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期间说。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
谈科技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参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观看计算机表演时,意味深长地提出。
“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在不断推进,我们再也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了。在‘文革’中,我们闭关自守搞‘风庆轮’,才搞到1万吨级的。这算什么!我在法国留学时,人家就已经搞5万吨级的。”
——1991年,在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视察时邓小平说。
△1983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虹口区曲阳新村的菜场视察
谈民生
“只要群众生活好,我就高兴。”
“你家里卫生间有吗?是独户吗?……你带我去看看。厕所间太小,最起码要装一个洗手池。你们(陪同人员)要考虑考虑,在造房子的时候,在设计方面要研究研究。”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刚建成不久的虹口区曲阳新村,与群众交流。
“闵行这么多人,远离市区,没有宿舍怎么行!这么多厂,运输的物资很多,没有像样的公路,那怎么行!”
——1959年,在视察“闵行一条街”时,邓小平提出了上述问题。
△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
谈勇气
“上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1993年12月,邓小平冒雨视察杨浦大桥
谈上海
“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这样说。
“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1993年春,邓小平反复告诫上海的党政领导,改革开放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时说。
邓小平从世界发展的格局看中国
从中国未来发展看上海
从上海在全国的地位看浦东
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指导
就没有上海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飞跃发展
就没有上海
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让我们期待上海
更好地前进
让我们再道一声
小平乱世萌后,您好!
本文来源:东方网综合人民网、央视新闻、解放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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