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春夏秋冬——春-梅里故事

作者简介：
斯那俊登，作家，德钦县燕门乡人，现供职于迪庆州森林公安局。
春
1980年的春天，阳光像潮水般地从天边向澜沧江河谷的每一个角落漫来，淹没了我的头顶。我像只欲望的野兔穿梭学校与我家的丛林中鑫之宝，河流之中。从收音机里破天荒第一次听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甜蜜的事业》等歌曲。悄悄在校园传唱的听说还是黄色歌曲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时，全身就起鸡皮疙瘩。在独自一人哼唱时，感动得象一滩稀泥，扶也扶不起来，而且许多莫明其妙的憧憬在眼前浮现……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是在1980年开始形成的，包括四季、人生、未来、还有爱。
1980年的春天，其实没有什么可抒情的原素。只是那一年我已13岁，将要读完小学五年级（当时只设五年级）升入初中。但这年的春天我读的小学搬到了公社所在地。当时那个年代lcosin，所有公社所在地，必然有一个小集镇，有一个玻璃柜台发黑发亮的供销合作社，柜台上摆放着有红鲤鱼图案的脸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黑亮的高筒雨靴等日用品。我对供销社印象最深的是用粗黄没有任何字印的纸包装的鸡蛋糕，那味儿香脆油溜。但我只吃过一次，那是我用半斤酥油与一位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学交换。它因此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的糕点，时至今日我还记忆犹新。公社的的露天放映场和公社卫生院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卫生院的垃圾堆在那里，春天会蒸发出令人头晕的热力，我每天要在那里消耗许多时间，寻找丢弃的注射器和未使用就丢弃的避孕套。自电影《甜蜜的事业》放映后，这交通闭塞的澜沧江峡谷弥漫了“计划生育”这新奇的字眼，随之大量的免费避孕套汹涌地向各个角落卷土而来。避孕套和注射器自然成了那年代我们的最好玩具。注射器先是注射南瓜、水果、洋芋、蔓菁之类，后来对着青蛙、老鼠之类的小动物，用水把这些小动物肚子如同孕妇般而后放行。避孕套则被吹成粉白的气球，随风飘扬。1980年整个春天，风和日丽，就在这春光明媚的时节，白色的气球好像一夜之间在校园、教室里处处飘荡，让年轻的男女教师羞愧得无处躲藏。气急败坏的校长，下令王亚玉停课一天，全校师生打了整整一天的对白色汽球的“歼灭战”。
1980年的春天石油工人之歌，在我沉迷于卫生院的垃圾堆里的同时，我那多年身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挎上写有“人民公社万岁”红色字眼的绿色帆布包，神气十足地频繁出入公社大院。二层土木构造的公社楼房，当时是全集镇最高的房子，原先盘伏在房顶的硕大的常播“最高指示”望而生畏拒人千里之外的高音喇叭，在1980年的春天田口淳之介，却都一反常态，每天都播着经济增长指标实现情况和1985年的中国怎么样，及遥远2000年“四个现代化”狼和鹿的故事，然后“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的歌曲。父亲听到这些歌曲似乎很激动，脚步轻盈地跑到学校，并很冲动地硬塞给我几颗用花纸包装的水果糖榆社吧，我美滋滋嚼咀着，有父亲体温的水果糖，心里却惦记卫生院的垃圾堆。
在我们这穷僻壤的澜沧江峡谷，“包产到户”政策是1979年初传达，真正落实是1980年春天。故此，1980年春天是我父亲满面风光的春天，也是多年生产队长生涯中权利达到颠峰的时候。立春开始，我家门庭若市，有公社、大队干部出出入入，彻夜长谈。队里的社员常常聚在我家的火塘边。谁不希望分到几亩良田和一群膘肥的牛羊？而这操控的权利大部份掌握在父亲的手中。社员中有焦虑的，讨好的天冬草，长吁短叹的，嘻笑打哈的，郑斯仁更多的时候，人们谈论“包产到户”时间长短的问题，有说一年、有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长期的。扯到最后人们都异常兴奋起来，好像黄仓仓的粮食和肥膘的牛羊已装入自己的粮库和牛圈了。

距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大庆还有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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