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故事（下）-政治三只眼贰
■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陆一波三折■
■30年后重返
1976年的一天，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处来了一位美国客人，向商务处秘书佟志广（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
马丁还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人员赠送了可口可乐。为了表示诚意，马丁又邀请联络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参观悠会网。这是很多美国企业的一贯做法，佟志广对这样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他说：“我想，看就看吧，不就是汽水厂嘛。”但这次参观，让佟志广惊讶不已。在可口可乐先进的生产线上，每瓶可乐全都由机器自动完成密封，单位时间内的装瓶量，比国内汽水厂的效率高出数倍。他感到美国人的“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尽管对可口可乐刮目相看，但佟志广还是向马丁解释说：中国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大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工作。此时，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政局渐渐明朗。同年，马丁访问北京，约佟志广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又一次提出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想法。实际上，马丁是前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
佟志广问马丁：“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
马丁回答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早就习惯了有可乐相伴的生活，可口可乐进入中国，重点不是要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都离不开可口可乐，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因为欧美人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
佟志广又问道：“可口可乐有股药味，为什么还有人喜欢？”
马丁说：“实话告诉你，你说的那股药味就是中国的味道。可乐里面有中国的桂油！你说的近似咳嗽糖浆的味道，就是桂油的味道。没有桂油，可口可乐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后来古武战魂，佟志广查阅资料发现，可口可乐公司确实一直从中国购买桂油。即使在两国关系冰冻期，可口可乐仍想方设法从中国进口桂油。
到了1978年，中国的政治局势稳定向好，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有了希望。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的努力，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当时中粮的谈判代表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谈判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设在北京西苑宾馆。谈判前，孙绍金手握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小纸条，开始了谈判。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孙绍金边谈边向张建华请示，前后一共谈了三次。
最后，经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批准，1978年12月13日，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成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安排销售可口可乐。由此巴菲特传，可口可乐在退出中国大陆整整30年后重返市场。
■建厂风波
1979年底，根据中粮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但是，这些可口可乐不是卖给中国民众的杰尼亚官网，只有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才能买到，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
当时，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饮料。可是，瓶装可乐的生产、运输成本很高，美国人开始考虑在上海建一个可口可乐的瓶装工厂。他们之所以首选上海，是因为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在上海设立过工厂，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成为在海外最大的工厂。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中国大陆时，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经过改装，成为改革开放前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建可口可乐装瓶厂时，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为什么死亡围攻？因为那个年代，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但在当时许多人的观念里，引进可口可乐就等于卖国——“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种种声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压来。于是，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在北京建厂。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支持下，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这个时候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其实只是烤鸭厂腾出来的一间厂房。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的一名老同志提出来：“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面对这类批评，中粮不得不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五点引进可口可乐的理由：一、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可乐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中国应该满足这种需要。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等中药。三、中国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四、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产生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二三倍。五、仅限其在北京设厂。国家还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
1981年4月，可口可乐就在北京的这间烤鸭厂厂房里正式投产了，产品仅限于供应宾馆，收取外汇。此后，可口可乐又想在上海建设浓缩汁厂。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这个厂由可口可乐独资。但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允许外资独资。后来，中方代表提了一个方案：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厂，一个汽水厂，美方再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然后，这两个厂组成一个联合董事会，中美各控股50％，组成一个合资企业。据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把浓缩汁从浓缩汁厂运到隔壁的汽水厂，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盖48个图章”。
■内销风波
可口可乐在北京建厂后，最初销售时卖到4元一瓶，大宾馆里则20元一瓶，非常贵。1982年初，在得到对外经贸部许可后，才将供应大宾馆之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烟酒公司投放北京市场内销。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搞促销。这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开展促销活动，买一瓶可乐送一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还是吸引了不少人，一时间人如潮涌。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商品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然而，可口可乐的这一促销活动，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北京日报》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认为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于是，又有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在北京停止销售。一夜之间，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从商场的柜台里撤了下来。
为此，中粮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该杂志拒绝发表。他们就写报告到对外经贸部，部领导的回答就是四个字——爱莫能助。怎么办？公司主管糖酒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和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刘昌玺就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他们的来信经陈慕华转交给了中央领导。最后，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可口可乐终于重新获得内销的权利。
可口可乐，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签，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合资企业的晴雨表。
■1979年众夫盈门，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1979年元旦，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天，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这年春天，我们以和平的愿望开始，又不得不打了一场战争。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还击作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日，保卫边疆战斗结束。这场战争，或许渐渐被人们遗忘，但这场战争催生的文艺作品却广为流传。军旅作家李存葆创作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为同名电影，打动了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心。有一首名叫《十五的月亮》的歌曲更是家喻户晓。
这年春天，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3月12日为植树节。从此，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义务劳动。3月4日，在第一个植树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旅游，这种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十多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那时，旅游局主要任务是搞政治接待，是外事接待活动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接待国际旅行社上。涉外旅游大多也是政府接待型服务，根本谈不上经济效益。一些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中国人参观的一道“风景”。
这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表演在这里闪亮登场。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法国世界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一年诞生。
这年夏天，7月15日，75岁高龄的邓小平和家人一起徒步登上了安徽黄山之巅光明顶。他俯瞰云海和奇松之下那一片希望的田野，在观瀑楼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谈话”。他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搞好交通、住宿、设备等基础性工作。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重生渔家女。要解放思想云浮百姓网，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现在全国人民有9亿，其中80%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这年秋天，由画家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入三个沐浴的傣家女的裸体，引起关注。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臧黎璐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这年冬天，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表决通过了“名古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修改旗帜及歌曲，改用“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就是著名的“奥运模式”。中国在时隔21年之后回到了奥运大家庭。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说：“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这不仅为中国运动员全面登上国际体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海峡两岸运动员的交往架起了桥梁。“奥运模式”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的最早体现。■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