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山东菏泽，为了农民吃饱饭，冒险杀出一条血路！-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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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前，一篇38年前采访菏泽原地委书记周振兴的稿子再次点燃菏泽人民的关注热情。事情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仲春时节，菏泽电台的一名记者，有幸随时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到曹县革命老区曹县韩集乡红三村看一位杨得志将军当年的老房东、老共产党员伊巧云老人，亲眼目睹了这位干部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担当。随同的有时任曹县县委书记、武装部部长等6人。
到韩集后，周振兴书记没在乡镇和村委停留一步，直奔伊巧云老人家中。
此时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周振兴握住老人枯瘦的手问老人还有什么要求时，伊巧云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说完，老人又后悔了，用另一只手拍打着周振兴的手背:“也就是这么一想，周书记别当事。”
历来以雷厉风行、低调工作作风著称的周振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双手握住老人的双手:“怪我，怪我们啊，老人家，对不起您。”他抹了一把脸，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钱，递到赶来的乡镇书记手中，县、乡领导纷纷掏自己的衣袋，被周书记一把按住了。无用言说，老人当天就吃上了肥中带瘦的肉。
随后，周书记回到县城参加了县委的一个汇报会。会上他眼含热泪地讲了一段话，“伊巧云老人今年83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抗战时期，在抗战堡垒红山村，在做杨得志将军房东时，为接待来往的将士，她曾一天做过9顿饭晴雯判词，为让将士吃饱吃好，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说着，周书记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
这一记耳光打得是那样清脆，话说得那样沉重。坐在他身旁的县委书记一下俯在桌上，低声哭出声来。
“周书记，该打的是我，是我，请地委处理我。”一时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低下了头。收起了原先准备好的各自工作成绩的汇报稿。
时间已过去38年，可周书记那一记耳光至今回荡在我的耳畔。现如今，这些老领导早已退出领导岗位，但他们那种为小事的自责，为党、为国、为民的担当，树起了一代共产党干部的风范。愿那一记清脆的耳光，能扇去层层不实的政绩观和种种官本位的自尊盲从。
其实周振兴还在菏泽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1978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东明县小井村率先推行的包产到户，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早了半年。

悠悠黄河水，千古流淌。它冲积出了一片广袤绵延的土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代一代，在这里生长、繁衍，与黄土地相依为命。在这片古老、苍凉的土地上，她的儿女的灾难也与黄土地一样沉重，他们流的汗水、泪水、血水，也与黄河水一样悠长。
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力图结束统治人类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并且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权，构筑起一幅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蓝图。几经挫折，几临崩溃，既之领袖辞世，到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进行一场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引起举世瞩目。这场改革是由农民推动、从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
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菏泽地区，位于鲁西南，与苏、皖、豫接壤。东明县位于这个地区的黄河岸边。1947年，刘邓大军从这里一举突破了国民党三百里黄河防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鲁西南战役，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七十年代末期，这里又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
上篇 被束缚的土地
1978年1月16日，中共和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来到东明，与县委书记司黎明一起，乘坐一辆汽车，在坎坷的田间小路上颠簸着。这一天，天上有微微的流云，太阳光无力地照耀下来。大地风尘弥漫，田野里泛着白花花的盐碱，只有一丛丛枯干的茅草在寒风中萧瑟的抖动。
他们来到小井村。这天是农历的腊月初八，但村子里还没有一点迎年的气氛，许多人家外出逃荒未归，大门都锁着，只在沿街避风处有几位体弱的老人在依墙晒太阳。他们到了村子中间，走进了农民张殿兴家。
院子里空荡荡的，连一个烧锅的柴草垛也没有。正面三间堂屋，两头的两间屋顶已经扒掉了，露出两个赤裸裸的夹山。中间一间也已经破落不堪。屋子里有个盛粮食的破陶缸。没有桌椅，没有床，只在靠后墙的地方有一个用砖垒的土池子，里边放些干草做成“地铺”，全家夫妻俩和两个孩子都睡在这里。此时孩子们正在“地铺”上玩，围着一床被子，看见陌生人，都抬起枯黄的脸，眼睛闪出惊异的目光。
周振兴走近“地铺”，看见这床被子已经灰黑，中间有一些窟窿，几乎没有了棉花。“地铺”头上放着一件破棉大衣，这是一家人冬天出门穿的衣裳。
主人张殿兴，40多岁，他知道来的是地委书记，拘谨地站起来迎接客人。周振兴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张殿兴说：“今年队里没收啥，一个人分了一百多斤口粮，要不是政府早发了购粮证，才没法生活哩！俺家孩子小，给了粮证也没钱买，只好把两间屋上的檩条和瓦扒了卖了，买了粮食。”
周振兴问：“家里有没有干粮？”
张殿兴顿了一下，说：“有。”
周振兴说：“拿来我看看行吗？”
张殿兴迟疑着，没有动。
周振兴说：“我这么远来了，你也得管我顿饭吃啊！到底有没有？”
张殿兴忙说：“有，在锅里放着。”但是他仍然没有动。这时，他的妻子连忙向厨房走去，周振兴也随即跟了过来。
靠堂屋东头，有一间用木杆搭成的草棚子。张殿兴的妻子揭开了锅，锅里放着几个用地瓜面做的馍，和高粱壳、地瓜叶做的菜团子。他拿起一个菜团子，一掰，碎了，用手捧着一半递给了身边的县委书记司黎明。
两个共产党人吃下了这个高粱壳做的菜团子。他们两个都出身农村，是农民的儿子，但是他们都感到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张殿兴的妻子看着他们的神情，宽慰地说：“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
听了这句话，周振兴顿时百感交集，忍在眼窝里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潸然而下。
他们两个人从这一家走出来，又走进了另一个破败的院落，走进了一间行将倒塌的旧屋。
屋里黑洞洞的。过了一会儿，驰星周他们才辨认出，在这件空洞的屋子里，只有一个老年妇女蜷缩在屋角的一堆干草上。在她的脚下，一只老母鸡跟她一样的卷曲着。
老人默默无语，她的脸像一节枯树干，布满年轮似的皱纹。这皱纹似乎记载着什么，又在诉说着什么。这个女人，曾经辛劳一生，生儿育女，但是她的丈夫和儿女已经相继先她而去，如今孑然一身。她的眼睛如两点死灰，迷茫中又深藏着一丝微弱而又执著的光亮，盯着她脚下的那只老母鸡。
这是她唯一的财产，老母鸡生的蛋换来她买粮食的钱。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态食物链：她养活着这只鸡，这只鸡养活着她。在这个世界上，她们相依为命。
地委书记周振兴，这位身躯高大的共产党人，在这位苍老的母亲面前低下了头，他羞愧得无地自容。
周振兴1943年在他的故乡——山东省齐河县参加共产党革命，以后一直在农村工作。1971年调到菏泽地区，1978年担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他像熟悉他的故乡和其他工作过的地方一样熟悉黄河边的这片的土地。
菏泽地区有12951平方公里面积，721万人口，土地大半不是沙窝就是盐碱。它的苦难历史，像黄河水一样悠远，一样深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曾经给这片土地投下了一线光明。但时隔不久，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起来，就推上了高级社，到1958年又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屁股焐不热板凳，又要遵命向前跑。农民的小脚被套上了大鞋，跑又跑不动，甩又甩不掉，被驱赶着去“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五风”把农民从大地卷到了半天空，晕头转向，随即又被抛进了1959年开始的大灾难之中。农民守着土地不能好好的种庄稼，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吃救济粮，花救济款，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即“左”路线，还在高喊什么“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人们被迫抛弃土地，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他们北出关外，南下江淮，西进豫、皖，流浪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那时的周振兴在山东省聊城地区工作，任地委常委、秘书长。那里同样陷入灾难之中。他常年在农村跑，此情此景，令他终日心如熬煎。他曾经在地委的“工作通讯”上发表文章，提出生产队搞“小段包工”，扩大社员自留地，分“村头荒”。有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周振兴却说：“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叫老百姓吃上饭就是好主意。”为此，他在“文化的革命”中受到了格外残酷的批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十年浩劫”降临到菏泽的年代，这片土地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们被卷进不断“造反”和“夺权”的漩涡，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断升级，“两条路线斗争”提到了吓人的程度。领导干部被打下台，农民也无心搞生产。集体的土地大田种成了小田，方田种成了圆田，圆田种成了“鸡蛋心”。集体劳动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一天的收获：“堂堂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成武县有一个生产队，又一次耩地，还有两耧地没耩完就没有种子了，可是两个农民谁也不愿意回去拿种子，就空着耧耩了过去。又有一次，给棉花打药治虫，大家谁也不愿意兑药，结果把两瓶农药埋在坟头里，回去交了差。定陶县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下乡检查生产，看见两个农民在麦田追肥，一个人只管扶着氨水耧往前走，氨水只注在地表层，另一个人坐在地头，不管不问。党委书记叫这个农民去用土把氨水埋起来，他却冷冷地说：“我只管兑水。”党委书记说：“不埋土氨水都挥发了，这不白追了肥吗？”这个农民漠然回答：“这不管我的事。”
1976年前后，菏泽地区打了一场“围剿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基层单位都成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突击队。农民的自留地都没收了，家庭的主要运输工具地排车被归公了，集市贸易被合并或取消了，家庭副业被禁止了。单县是个20多年吃了80多万斤统销粮的穷地方，竟也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原因是农民在自留地和荒地上种了菜，有五六十名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挨了批斗，连饲养员也被撤了职。东明县支砦村穷困有名，农民家家淋小盐，卖咸菜，换点钱买统销粮。这时，刮盐土买小盐被禁止。有一个农民，白天扒了他家院子里的晒盐池，夜里他又偷偷地砌起来，继续晒盐，结果被当成了批资本主义的“活靶子”二泉吟简谱。还有一家农民因为没有外出要饭，便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批斗。农民说：“这哪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屁股头子都割下来了；堵的什么资本主义路？把一点生路都封绝了。”
黄河的儿女们再一次关上院门，告别故土，扶老携幼，踏上逃荒的征途。天南地北，风餐露宿，一年又一年，一程又一程。
菏泽地区的土地一片一片被抛荒，集体经济被淘空了，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为继粘人傻相公。1976年，全地区总耕地1300万亩，总产量只有33亿斤，平均亩产只有250斤。从1957年到1977年的21年间，全区购销相抵净吃统销粮255000万斤，国家发放救济款20634万元，无偿投资11738万元，免征农业税9688万元，发放农业贷款71215万元。1977年，全区农民从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只有300斤零9两，现金分配只有1.63元。这一年农村吃了返销粮14300万斤。
菏泽地区地、县两级多年都常设着一个“临时机构”——救灾办公室。每年冬、春两季，地委、县委都要组织救灾工作队，下去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
菏泽地区的农民，眼看着长庄稼的土地荒芜着。自古农民都是上缴“皇粮”，现在却年年吃着国家的统销粮。尚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养活家小，他们羞愧难言，心底流血。
1月16日这天当晚，周振兴到了东明县委，他与县委书记和常委们谈了很久，一直谈到了深夜一点多。大家的心情沉重，苦苦的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的穷根在哪里？
县委的一个同志说：“东明县土地最多，可是在全区、全省最落后。群众守着地挨饿，心里有气，希望地委在政策上给我们开个口子。”
地委书记周振兴看着这位同志，心头沉重，久久无语，陷入遐思……
他想起了古代希腊的一个神话：巨人安泰实地神的儿子，李大无比，只要身体不离开土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后来被勇士赫拉克勒识破奥秘，把他举到半空中击毙。
农民脱离了土地，才变得这样苍白无力，生存维艰。而我们的土地被捆绑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世界经济的竞技场上，中国被远远的抛在了后边。这里的黄河子孙，还在挨饿。集体经济成了空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到了崩溃的边沿……
他的耳边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声音：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啊！这片被束缚了的土地。
中篇 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的初春，大地还是千里冰封。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开始走出了恶梦。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民族运动的整个民族，会突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人们欢庆过“十年浩劫”的结束，面临的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共产主义的极“左”思潮的幽灵百折不僵，仍然雄居中国的天地之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人们惊魂甫定，有的迷茫，有的困惑，有的失望。
但是最觉悟、最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集结，他们开始反思，郑重的审视历史，推开混沌之门，又一次艰难的踏上了被尘封已久的探索真理之路。中共中央开始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安徽省传出了消息：万里同志主持制定了“省委六条”，提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78年2月9日，中共菏泽地委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常委、各县县委书记，地直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和农业口各局局长。这天正是农历的正月初三，选择这个日子开会，使大家感到新鲜，又有点紧张，好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是的，现在面临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战争，也许比两军对垒的战争更复杂、更难打。
会议共开了九天，没有领导人报告，也没有会议总结。因为“文化革命”把农村的“公有制”推到了极致，他们开始先学习了“文化革命”之前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学习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关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方面的文章和谈话。地委书记周振兴谈了他在春节前三个月农村调查中的见闻和感受。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松动农村政策。他说：“中央历年来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凡符合当前情况的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又证明是批错了的，要再执行起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畅所欲言，有热烈的讨论，有激烈的争论。
会议形成一个《纪要》，提出了当时农村八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主要内容有：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退回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允许社员拥有地排车；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纪要》八条传达下去，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但有不少的领导人感到困惑，动摇不定，甚至不作传达，地委又于3月中旬召开了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并将会议录音向全区农民群众播放。
地委书记周振兴连续讲了八个钟头，他激动地说：“我们菏泽地区的农业为啥上不去？为啥穷到这个地步？我们一个公社上不去，全区十个县220个公社上不去，全省、全国上去的也不多。难道我们这些公社党委书记统统都是笨蛋吗？难道我们都是些懒汉吗？不是。二十多年我们没少操心，没少出力，但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针对笼罩在干部和群众头上的极“左”思潮的乌云。他解释说：“按劳分配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而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而不是放弃党的领导；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徐华凤。”他要求各级干部尽快地把地委的《纪要》八条贯彻下去。

东明县沙窝公社的柳里村，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古老的村庄，有3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一座座黄土筑起的房屋和院落，星零地散落在很大一片地面上。新中国的成立给这里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他们怀着对党和政府的虔诚，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集体，成立了当时所在的河南省开封地区的“第一高级农业社”。到1959年，灾难便再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一年，公社的食堂散了伙，农民家里的小灶早就断了炊。村子里的榆树皮被扒光、吃光了，人人都浮肿，有时一天死到几十口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去埋，用席子一卷，拖出村外了事。人们又操起了外出要饭、打工、收破烂的生涯。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更无心种地，种上收不回种子来，干脆不种了。土地大半都荒了，常年泛着白碱，长着茅草。1969年麦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八两麦子，正好一个人分了一碗。到秋季，一人分了一斤地瓜干。年终决算，一个工日只值一分七厘钱。政府发了购粮证，但是没有钱买。农民陈正兴的父母都在1959年饿死了，现在他拿着购粮本，眼睁睁的买不回来粮食。他从院子里摘了个南瓜，拿到公社粮站，粮站站长可怜他，收下了他的南瓜，作价七分钱，卖给了他一斤地瓜干。那些年，每个农民分给二分自留地，能打百八斤粮食，以此补救艰难的岁月。到了1976年，这二分自留地也收上去了，人们没有了这最后一条生路。一个村，常年外出要饭的就有三四百口人。
1978年春天，地委传达《纪要》八条后，柳里村的生产大队首先把自留地退给了各户，接着又把600多亩多年不种的荒地分给农民耕种，收了归自己。这一下大家来了劲，没白没黑地起碱、施肥。这些连草都不长的老碱地，居然长出了好庄稼，产量比集体的大田还多。这年全村农民都扔掉了购粮本。
1979年初，他们又悄悄地从集体土地中按人口一人分了一亩地，收了归自己，顶口粮。秋收后，全村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加了27万斤，超过了柳里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眼看着包到户的庄稼比集体大田长得好，村民更来劲了。有人说：“能用竹竿钓鱼，为啥不能下大网去逮？干脆来个大包干，把地全包下来。”
说出这句话的这个农民，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勇敢。这句话也是每一个纯真、朴实的农民的心声。
但是，这个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洪印此刻犹豫了。
陈洪印是个“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高中生。他从小跟全村的人一样挨过饿，一样出外要过饭，打过工。他和村民一起，一年一年把土地往下包，他的脸上也和大家一样，一年一年地增添了笑容，但是他的心里却像揣着个兔子乱“扑腾”。已经有人写了上告他的信送到了县委、地委，地委有个干部下来找他做过工作，警告他说：这是个路线问题。他的父亲是这个村的老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频频批斗，其主要罪状就是搞“三自一包”。他想：如今他莫非也要栽在这个“包”字上？
如果就此止步，拂了乡亲们的心愿，他也实在是不甘心。他决定到公社去，就此事探探领导的口气。
在一个初冬的日子，他大步流星地走出村子，远远看见一个中等个头、佝着背的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向这边走来。来者正是新任东明县委书记王玉德。
王玉德的家乡是菏泽地区梁山县，他曾在鄄城县当县长、县委书记多年，1979年5月调到东明县。大半年里他整天骑着辆车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东明县的大地上印满了他的足迹。
东明县地处鲁、豫两省交界处，黄河流经县境66公里。全县人口57万多人，耕地200多万亩。这个县是菏泽地区最穷的一个县，在山东全省也穷得出了名。“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县粮食产量曾降到每亩28斤。每年外出逃荒要饭的，少则一二万人，多则三四万人。从1958年开始，二十一年来，全县吃了国家统销粮24000万斤，花了救济款5000多万元。1978年地委提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以后，全县首先退回来自留地，退回了地排车。他们还把一片10多万亩的荒地分给农民自种自收。当时，许多村庄没有牲口，没有肥料，没有种子，劳动力外流了。有的生产队便开始把集体的土地包给了农民耕种。气息奄奄的东明开始有了转机，东明人开始振奋了，一股热流在地下暗暗滚动。五十五岁的县委书记王玉德一边暗暗高兴，一边却忧思重重。他微微佝偻的脊背更加向前弯曲，沉思的脸上更少见笑容。
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县委书记在柳里村头的小路上相遇了。陈洪印先帮王玉德停下车子，随后拉着他走进路边的麦田里。
麦苗儿青青，一行一行，新鲜而整齐。王玉德的脸上泛起喜悦，他低着头，顺着麦垄匆匆往前走。
当他走到地头，抬起头再往前看，景象大不一样：麦苗枯黄稀疏，缺行断垄，像秃妇头上残留的头发。
王玉德再回过头，两边看看：两边两个世界，两番天地。
跟柳里比邻的这片地属南墙村。南墙村的生产大队是多年的先进单位，当时土地仍然由集体耕种。
县委书记搬了块土坷垃在地头上坐下来，支部书记蹲在他跟前，向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这是他们大队今年初一个人分了一亩的“口粮田”。
王玉德心里一惊一喜。陈洪印接着说：“王书记，俺们今年想把地全包下去，都自种自收。”
王玉德猛地站了起来，两眼盯着党支部书记。他看见这个青年人一双殷切的眼睛盯着他，闪着急迫的光。他还似乎看见，在这个青年人的身后，还有全村青年人、老年人、妇女和孩子的一千多上眼睛。
王玉德再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又抬起头，对陈洪印郑重地说：“你不用问我。你回去问问群众的意见，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干。”
1979年12月17日夜晚，柳里村247户当家人集聚在一起。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全村土地实行大包干问题征求大家意见，他说：“这件事，上级没有指示。我年纪轻，我听大家的。以后有什么事，谁也别埋怨。能干不能干，大家说话吧勿扰警告。”
大家纷纷说：“这不明摆着？要挨饿，咱们就缩着头等着，要有饭吃，咱就得干下去。”
“咱自己赞成的办法，心里没疙瘩。”
“分了地，大家保证交足国家、集体的粮。”
“不用说了，就等你一句话了。”
陈洪印说：“我说一句话，容易。俺爹当书记，撤过职，挨过斗。我年轻，撤我的职，我能干活，出外打工也行。就是那我法办，我也认了。”
连这些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也知道中国的“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党支部书记这番话的分量。至于他们自己，也不是“无情政治”的局外人。但是，他们都逃过荒，要过饭，挨过饿，是多少死亡亲人中的幸存者。戴个“帽子”也不过是一样艰辛的劳动，囚禁就算是流浪路途上的小憩，毙命也不过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疲倦后的睡眠罢了。所以，他们早已经有了决心。
大家说：“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
“你去坐大牢，我们轮着给你送饭。”
“我们多去几个人，兴许能多判几年。”
这位一直在乡亲们面前长大的青年人深深地感动了。他说：“好。要是都同意，每个人都表个态。有一户不愿意，我也不干。”
247个当家人，494只手“呼啦啦”一下子都举了起来，在初冬的一弯冷月的微光里，高高地伸向夜空，像大地上突然冒出的一片小树林。
此情此景，大地为之振颤，苍天也为之动容苏三八连杀。
包干到户的消息在东明县不胫而走，许多村庄都仿效着干起来，像是星火遇到干柴。对此，县委的领导人都拿不准，王玉德总是说：“别管它，叫他们试试吧。”他只是到处跑，到处看，整日低着头，佝着背，满脸忧虑，日夜苦思苦索。
他决定到地区找地委书记谈谈。
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和一辆灰暗的黑色轿车，在黄河岸边的一片荒滩上相遇了。王玉德先下了车。从黑色轿车里出来的，正是地委书记周振兴。
王玉德劈头就说：“周书记，俺县大多数大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还有的队搞起了大包干，社员自种自收。”
地委书记沉重地说：“玉德同志，只要群众愿意，就叫他们干吧。”
县委书记说：“不光群众愿意，周书记，俺也愿意哩。”接着，他把自己近日来的思索，向地委书记倾吐出来：
“周书记，俺东明县，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同五十年代比，变化不大，基本上还是锄、锨、镢，加上牛、驴、骡、马这一套，人力加畜力。农业机械增加了些，水利条件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是大牲口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不只是农业的动力减少了，有机肥料也减少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不但没有机器，连一头牲口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生产组织越大越好，加上平均主义分配，把农民统得死死的，必然导致大家摽着不干活，大家受穷，就靠国家救济。反过来，就越靠越穷，越穷越摽，越摽越没有积极性。包产到户，大包干，是群众干起来的。这样，生产责任明确了，利益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事是好事。可是这事过去咱没遇到过，县委的意见不统一，我的心了也犯嘀咕……”
周振兴听着王玉德的倾诉，久久地没有言语，他背着双手，时而踱来踱去，时而止步凝思……
自从本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国农民几千年的革命传统，啜吸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崛起，创造出一个新政权后，开始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宏伟社会工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双脚，始终被一条极“左”路线的链子缠绕着，在前进的足迹里，沉积了太多的血浆。在我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充满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步履却倍加蹒跚艰辛。几度风雨，几番劫难。疾声“鼓与呼”的大将军彭德怀被打入冷宫，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打落下马，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张志新喋血荒郊，顽强抗争的“四五”战士血洒天安门广场。啊！多少共产党人的政治尸体，多少人民群众的辛酸眼泪。
但是，毛泽东即便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在他的心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
1950年，淮河发了大水，受难的老百姓爬到树上，衣食无着，以至坠水而溺，被毒蛇争咬毙命。毛泽东闻此，顿足道：
“不能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周振兴抬起头：天高云淡，日寒风轻，有几只大雁孤独的向南方飞去。他一直看着它们的影子消失在地平线上。
他慷慨悲愤地说：“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说的，做的，要看符合不符合这个宗旨。农民守着自己的土地，就是没有饭吃。刮“五风”，割“尾巴”，饿死人，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限制，不准这样，不准那样……”
王玉德说：“我们叫群众有饭吃，没有罪恶。可是听说周围县都刷了大标语，‘坚决顶住单干风’，就是冲着咱菏泽来的。”
周振兴说：“只要叫我当地委书记，我就要叫老被性有饭吃，要叫老百姓有饭吃，就要实行责任制，包括大包干。玉德同志，这件事，今天是我答应的，以后要是追究下来，我一人承担，你们是被迫的。如果有人告状到北京，我陪你去打官司。今天的话，你可以记下来。我也可以录一个音交给你。”
王玉德说：“周书记，是我要干的。要保住你，你的作用大。”
在黄河岸边的这片大地上，在斜阳映照下的隆冬寒风里，两位共产党人的这一番话，真正是天惊石破，哀感顽绝……
这是中华民族被迫者发出的最后的吼声。最优秀的共产党人，与农民一起，冒着无形的炮火，在艰辛与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

下篇 大地翻身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重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着艰巨的使命，实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2月，中共菏泽地委召开了全区四级干部大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同群众商量，找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形式。
这年春天，曹县杨庄村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借地”的办法，给每个农民包了半亩地。这个村所在的公社党委同意了这个办法。一时，曹县西北十一处公社刮起了一阵“借地”风霓裳情挑。
巨野县薛扶集公社党委书记常贵民支持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片“读者来信”，对农村生产责任制提出批评。常贵民看了报，连夜找县委问怎么办？县委书记于法杰反问他：“你觉得搞得错不错？”常贵民说：“群众欢迎，对生产有利，俺看没错。”于法杰说：“搞生产责任制就是要看效果。不要听走路的话，出了问题县委负责。”
东明县这年年初就有的生产队分了“口粮田”，年底，全县大部分村都搞起了包产到户。
1979年岁末，地委书记周振兴到成武县，就实行生产责任制问题，找了十个生产队长开调查会，询问大家愿意不愿意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其中九个队长都说愿意，只有一个队长说：“俺不搞资本主义。”
周振兴正要询问他的具体想法，这是有一个队长对他使了个眼色，走了出去。周振兴跟了出来，这个队长告诉他：“刚才那个队长有个叔叔外流到了新疆还没回来，他怕现在搞了包产，他叔叔回来就分不着地了。”
周振兴转回来，对刚才那个队长说：“承包土地是每个社员的劳动权利，不管现在他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他的一份地。现在我再问你：你愿意不愿意搞包产？”
这个队长笑着说：“这样俺就愿意了。”
地委书记周振兴捕捉到了农民的心思，他心中有了数，他下了决心。
1980年1月，菏泽地委召开全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交流会，各县社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十几位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介绍了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接着又在定陶县马集公社召开了现场会。马集公社1979年底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这时正值隆冬季节，与会者看到农民们在田地里日夜忙碌地整地、运肥、管理农田，像个大战场，一派热气腾腾。
这次会议，地委明确指出：事实证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科学的劳动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地区要求全区各级党委把建立生产责任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来抓，尽快地把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推广开来。
这次会议在全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农民们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胆子壮了，腰杆子硬了，原来不敢搞的，现在敢搞了，原来偷偷搞的，现在公开干了。
但是，黄河边的这片古老的大地被束缚得太长久了，人们的头脑仍然处于僵化与恐惧之中。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重大变革，是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调整。在当时浓重的极“左”思想的政治氛围里，太多的人，特别是各级领导人还在迷茫，还在困惑，还在疑虑。不少人把实行生产责任制视为“离经叛道”，“复辟倒退”。有的人说：“集体化搞了三十多年，叫你们几天就给破坏了。”
要板正历史的脚步，谈何容易。正如农民说的：“上边放，中间挡，戏到下边没法唱。”
没有解放的思想，就没有解放的行动。菏泽地位和县委、公社党委办了领导干部训练班，组织各级干部进党校。他们学习理论，以实践为标准，就实行生产责任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集体多扣留、多积累是社会主义，社员多分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个人养鸡养猪还可以算是社会主义，养牛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原则。生产责任制正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更好的实行了按劳分配。
集体经济与集体劳动是什么关系？
——“上工一大片，干活一条线。”这才是集体化，才是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不等于集中劳动。生产组织规模的大小，具体的组织形式，是根据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决定的。分散劳动也不等于私有制。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开一辆车，就不能说运输公司不是国营企业。
集体富裕与个体富裕是什么关系？
——个体是资本主义的细胞，个体与集体是对立的。
——不是为了集体而集体，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还是为了每个个体。民富国强。不能光说“大诃无水小河干”，大河的水是小河流进去的，“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这样的“大辩论”，使理论更清楚了，还是更模糊了？
这正如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
不争论。
又如后来的另一位末代领袖所言：闷声大发财。
1980年的春天，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菏泽的大地上像雨后春笋一样，齐头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蒸蒸日上，蔚为壮观。
有的村庄实行了专业承包：由生产队统一经营，分工协作，农民按生产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有的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制定种植计划、产量目标天底良知，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产品由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奖，减产全罚。
有的实行了包干到户：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土地按人口承包给家庭，产品除上缴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其余全部归农民家庭。
农民最喜欢包干到户。包干到户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农民称作“大包干”。他们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东明县99℅的村庄实行了包干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过去每个村庄村头都吊着一口催上工的大钟，生产队长把大钟敲三遍，农民还在院子里转。许多公社、县下乡干部，也都亲自敲过大钟。现在大钟没有用了。农民早晨迎着朝阳出工，晚上披着星光回家。过去天下雨农民往家里跑，现在下雨往地里跑。雨小了，抓紧借墒施肥，雨大了，开沟往外放水。这个县一连几年引黄河水灌淤，改良沙窝和盐碱地，取得了成效。1979年粮食产量创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束了连续21年吃统销粮的历史。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500多万斤，皮棉442万斤。农民口粮达500斤，是1978年的两倍。小井村的农民张殿兴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光小麦就收了4200斤，每人合600多斤。一家人都有衣穿，有铺有盖，还买了一头毛驴，一辆地排车，一辆自行车。扒掉的两间屋又盖上了，还准备再盖三间新房，给大儿子娶媳妇。
——鄄城县县委开始制定了一个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文件，规定大部分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专业承包，搞包干到户的不得超过10℅。为了推广包产到户和专业承包，县委还组织了一些生产队到外地学习经验，但有的队回来后变了卦，也搞起了大包干。栗屯村的第三生产队坚持了实行专业承包，小麦亩产只有270斤。同一个村的第五生产队，生产条件比第三生产队差，由于搞了大包干，小麦亩产400多斤。五队的农民风趣地说：“三队包产形式高，产量低；俺队形式低，产量高。”
——成武县孙庄生产大队，过去一直是全地区的先进单位，小麦单产多年来都在七八百斤以上。但是，由于生产不计成本，生产一斤粮食，光投入的化肥、饼肥、农药、燃料油、机械维修就合一角多钱，还不算劳动力价值。而且单一经营粮食，农民除分配口粮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现金分配。他们看到周围村庄实行责任制，生产都上去了，1980年也把每人平均的5分地全包给了农民。农民进一步发挥了积极性，粮食产量仍有所提高，并且家家户户都种了小菜园，长得又多又好。同时还把过去一麦一秋改为麦棉套种。这样，农民又有了粮吃，又有了钱花。他们说：“责任制帮俺摘掉了‘高产穷队’的帽子。”
——菏泽县李村公社是个有名的穷地方，集体穷，社员穷。从1966年起12年间，向国家贷款121万元，花救济款13万元，国家无偿投资24万元。实行责任制两年来，粮食总产平均每年递增2﹒3﹪。1980年农民每人平均分配口粮441斤，分配现金124元。这个公社的生产队从每亩地提取5元至7元，用以缴纳农业税，归还贷款，做生产队公积金、公益金，给干部补贴，照顾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等。五保户一年每人供给600斤粮食，60元钱，还管着烧柴、穿衣、看病。两年来全公社向国家交售粮食2021万斤，人均交售722斤。农民高兴地说：“大包干保证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实行生产责任制，出现了一些“冒尖户”，也就是先富起来的户。菏泽县后张庄农民张兆矿，全家十口人，两个整劳力。他家承包了20亩土地，还承包了生产队的一部柴油机和打面机，自己又买了打米机和拖拉机。除种地外，打面、碾米、运输、轧场，一家人没白没黑地干，1980年年收入小麦12500斤，现金13000元，村里的人都说：“张兆矿富得本分，一不剥削，二不投机，全是靠的淘力气。”
——困难户的生活也有了改善。顺城村的农民谢春秋，69岁，妻子60岁，一个孩子小，全家没有能干活的。农民马学镇一只眼看不见，全家五口人，三个孩子，生活也很困难。实行责任制后，他们除了种好承包土地保证了口粮外，两家还合伙搞了一个面食点蒸馍馍卖，每天收入四五元。
——责任制引起了“科技热”。过去农民种地，连明天干什么都不知道，哪里还谈得上科学技术？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都想在承包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连串亲访友，赶集上店，人们都在谈论着化肥、良种和杀虫技术。新华书店的农业知识书籍经常脱销，地、县引发的农业科技材料也供不应求。曾经被称为“臭老九”的农业科技人员，如今成了农民最欢迎的人。
——责任制拓宽了多种经营的路。成武县宋庄村人多地少，过去70多名劳动力捆在几十亩地上。实行了责任制后，全村的土地由30多个劳动力耕种，剩余的人搞起了竹编，一年就增加收入39710元。单县杜楼村地多人少，每人平均两亩多地。实行了大包干后，30％的劳动了搞多种经营，其他劳动力也利用耕种空余时间搞些小项目。在许多地方，沙荒废地，湖河坑塘，现在都利用起来，种植棉、麻、油料、树、苇、耦，喂养猪、牛、羊、兔、貂、禽、蚕、鱼、蜂等，还发展起了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黄河水淤积的黄沙，也被利用办起了砖瓦厂。
到1980年底，菏泽地区10个县农村的全部生产队都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绝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的形式。这一年，全区的粮食总产达33亿斤，棉花总产210万担，花生3040万斤。全区农业总产值达115800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6％。公社、生产队集体收入达98700万元，比上年增长24﹒7％；农民从集体中分配每人平均87﹒1元，是上年的2﹒2倍；家庭副业收入人均84元，比上年增长34％。国家收购粮食38739万斤，比上年增加19697万斤，收购棉花201万担，是上年的4﹒9倍。
土地翻了身，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城镇的电影院、剧院拥满了农民，许多业余剧团、演出队也都办起来了。农民们逢年过节载歌载舞，农忙时上工下晌也好哼唧句梆子腔。他们说：“分了责任田，日子赛神仙。白天下个地，晚上听个戏。你说恣不恣。”

菏泽古称曹州，自古“曹州牡丹甲天下”。
被称为花中之王的牡丹，属落叶灌木，株高四五尺，大片羽状复叶。花冠如盘，花瓣肥厚重复，色有红、白、黄、紫；花蕊繁多，黄药白须。每逢三月花季，千品百种，竞相开放：“魏红”如窈窕飞燕，娉娉袅袅；“姚黄”如丰腴玉环，风韵飘逸；“玉版”冰清玉洁，沁人心脾，“葛巾”紫圆富丽，雍容灼灼。各各争奇斗艳，极尽艳丽。
牡丹之乡菏泽，村村落落、世世代代栽种牡丹，牡丹花的冷艳映照着菏泽人悲怆的血泪。牡丹花的靓丽补足着菏泽人生活欢乐的缺憾。
菏泽县白杨庄农民张增福，一家九口人，过去是村里出名的“漏斗户”。这一年他家责任田的小麦长得好，打麦时装了40多布袋（每布袋120斤）。一家人越装越高兴我的华丽皮囊，买了一卦200头的鞭炮，挂在场院边的树梢上“噼噼啪啪”的放起来。85岁的老奶奶蒸了一锅白馍馍，在家里摆起了供。孙子们嘲笑她搞迷信，她却说：“你孩子家懂个啥？俺是向北京的好领导表表心愿哩。”
1981年1月7日，中央领导人赵紫阳等一行人来到菏泽地区东明县。他们中途在贾寨村停车，信步走进了一家农民的大院。
这家的主人叫冯增运，三十多岁。他看见进来了几位陌生人，前边的一位头发苍白，身材高大，穿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有些惶然。
这位领导人问他：“现在生活怎么样？”
冯增运说：“现在中。”
“怎么中？”
这时冯增运释然了。他说：“把地分给自己了，干活水湿麻绳自来紧。”
“过去怎么样？”
“过去不咋样。打粮食不多，弄一点都叫干部吃了。”
“现在还有困难吗？”
“寻媳妇难。”
“你还没媳妇吗？”
“俺有了。”冯增运指了指涌进院子里来的几个青年，“他们都还是光棍哩。”
大家都笑了。这位领导人告辞主人往外走，冯增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这位老同志，回去说说，这个政策别再变了。”
到1983年底，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推开，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社会主义农村体制。中国的农业生产终于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制度改革到各个方面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形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潮。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历经曲折，今天依然是一往直前，浪花追逐着浪花，一浪高过一浪，奔向东方……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作者附记：
在写作本文的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中共菏泽地委办公室、党史委、东明县委办公室、党史委和东明县沙窝乡柳里村党支部的大力协助；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周振兴和东明县政协副主席王锡普、离休干部徐子林、沙窝乡柳里村陈洪印等同志介绍了他们的经历和见闻；还得到了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魏希左同志的帮助，采用了菏泽地委政策研究室编写的《贫困地区的翻身之道》一书中的有关资料和数据。在此一并致谢。
王葆君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