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赶驴网，我高考的那些事儿-成电银杏叶

又值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松峰莉璃今年又是恢复高考四十年，连日来，媒体上陆续发表了一批回忆纪念文章，也勾起了我对40年前高考的回忆，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记得77年九月间，从县城里“消息灵通”的同学那儿传来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半信半疑，当时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正在发生变化，但还在讲“两个凡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抓纲治国”，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十月的一天，我正在县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干活，听到工地的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真是欣喜若狂。根据“满足条件、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考政策，我决定奋力一搏，便找回了中学的课本，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复习。

十月在公社的初中报名，同时填报志愿。“文革”期间睁眼说瞎话的空头文章让我对文科存在很深的偏见，所以选择了报理工科，为此还惹怒了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曾看过电影《火红的年代》，里面讲钢厂的故事，加之受“工业以钢为纲”口号的影响，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炼钢专业。那年可以报三个志愿，第二志愿报了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第三志愿是陕西师范大学。

备考的日子过得很快，许多内容还没有复习到，12月的考试就来临了。考场设在离家四十多里的江坝中学。考试期间心海时空，我住在中学附近的药材收购站，吃的是从家里带的干粮馍馍。第一场考数学，寒冷的天气和紧张的情绪使我的手脚克制不住地颤抖，几分钟后才逐渐平复，记忆最深的是一道本可以做对的应用题（用相似三角形计算塔的高度）却没有做出来。从考场出来，十分沮丧，甚至一度有了退考的念头。下午的语文考试，感觉不错，心情也随之由阴转晴。语文科目的基础知识部分在《语文基础知识》一书中都已复习过，有一题是翻译古文《愚公移山》，即使不懂之乎者也，因为背诵过“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采用意译的方式也都能翻译出来。中学老师送给我的《王老师和学生谈作文》也很受用。作文题目是二选一：“记一件小事”和“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我有在村上帮他人代写信的经历，熟悉书信的格式，从报纸上得知开春之后国家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就选择了后一个作文题目。第二天考政治和理化，感觉考得不错。

考完后，我又回到了工地，焦急地等待考试结果。一会儿觉得有希望圆了大学梦，一会儿又觉得考生那么多，招得那么少，百里挑一，希望不大。好在工地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每天筋疲力尽，倒也吃得香，睡得着。

快到年底的一天，去县城里办事，得知官市口已公示了高考预录名单。我急忙跑去查看，发现榜上有名，而且比较靠前，异常兴奋。询问教育局的老师，答复是：那只是预录名单，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就能被录取pigff，还有政审和体检等环节，还会再淘汰一些人。
那年的腊月间，我快过20岁生日的时候，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拿着通知书跑回屋，趴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那年虽然生活还比较困难，但是过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充满着憧憬的、快乐的春节。走在山间小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扶桑花女孩。

春节过后，准备进京报到。北京是向往的，又是遥远的。母亲为我做了新棉衣棉裤。山村里的一家一户拿出了5毛钱、1块钱为我凑路费和生活费，县教育局也资助了20多元，我买了一个印着“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黄帆布手提包，用民兵训练时学会的技术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背包，满怀着“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和一腔报国之志，踏上了赴京求学之路神偷化身。
1978年3月7日，几经转车，终于到达北京，学校的迎新班车载着我们，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些只在课本里见过的雄伟、庄严、神圣的建筑一一映入眼帘，使我胸中热血沸腾，眼里热泪盈眶。3月8日正式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我们炼钢专业，一个班塑纤果，30人，年龄最大的是班长老郭，35岁，曾是一名中学老师，他的学生也与我们同届。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是高中二年级直接考上的。同学们的家庭背景也有很大差异。

40年过去了，77级大学生大多已经或即将退休，作为国家历史转折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大学时的刻苦学习和国家建设发展中的卓越贡献表明：没有辜负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者的期望，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
1977年恢复高考，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开启了公平、择优、源源不断的人才选拔制度，激发了发展活力；社会扭转了“读书无用”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观念，快速兴起了“学习知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好学上进的风气；对个人而言，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激励了一代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青牛软件。尽管当前对高考制度也有诸多批评意见，但我赞同白岩松所言：恢复高考，恢复的是公平与梦想。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王志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