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为什么会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伟人史代

本文选自《揭开历史面纱 探寻文革本源》第三十选节
作者：钢筋水泥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主席早在1942年就告诫文艺工作者，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阶级属性。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在蒋介石统治期，宣传共产主义的文艺作品国民党中央报社可能为你传播吗？人家首先就从政治标准上把作品毙了。不仅不让共产主义的艺术作品发表，共产党就是发个传单也不包容，满街的特务抓，往监狱里送。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确立运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宣传社会主义，歌颂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标准，文化艺术舞台大力正面展示工人、农民、解放军，这应该是天经地义。但是那些艺术家在政治标准方面一直把握不准，《武训传》就把武训的自轻自贱大力颂扬，还有中央“理论家”也跟着起哄把它拔高到“为人民服务”，如此糊涂的思想，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亲自撰文评论，帮助“理论家”和艺术家分清政治标准。
新中国成立15年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状况是否得到改观呢？
我们来看看数据：全国的剧团民国败类，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如何让劳动人民感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歌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帝王将相，是对反剥削反压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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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1964年江青在北京与京剧艺术家座谈时讲道：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董湘昆
毛主席多次批评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对文艺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1964年6月27日在《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毛主席批语：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7月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让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彭真担任组长，负责领导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一位有名历史学家。1961年，吴晗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说明《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一再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

公演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很多评论都洋溢着浓烈的政治寓意。

历史上的海瑞是个什么样人物呢？
明朝从正德皇帝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大多已没有了土地朱玛娜，沦为佃户，已经无油水可榨。使得大官僚地主把掠夺对象指向了中、小地主和富农，以“投献”为名，实现“土地流转”。大官僚地主许诺中小地主的打手：今后管理土地，收买打手强迫小地主把土地“投献”给大官僚；或者利用《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享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地记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大官僚地主用这个“合理避税”为诱饵，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归于自己名下，然后以签字画押的地契为“法律依据”强占。
以“投献”为名的“土地流转”， 使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土地不断被豪强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
海瑞就是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封建官吏，1569年夏到1570春这段时间内，出任应天巡抚，依明皇朝早就有的反投献明律，海瑞下巡查田，反对“投献”。
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还是落到原来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数量巨大苏清河，海瑞在给明朝内阁首辅李春芳的信中说明了要徐阶“退田”的原因：“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就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为了“止”民风的“刁险”，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也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故请徐阶能顾全大局徐水天气预报。
海瑞的“退田”举措与保护底层农民的利益没有关系。海瑞没有去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大地主与小地主的矛盾。在推动“退田”的过程，海瑞对祸害乡民的官僚并不严厉，没有革职查办过松江知府和华亭知县，也没有斩杀过贪腐的知县。更没有怒斩大官僚徐阶的儿子的英雄之举，因此历史上的海瑞并没有“平冤狱”的事实。
而对受剥削的底层农民，海瑞还是站稳了他统治阶级的立场。海瑞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海瑞有效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这个下马威让前来喊冤的“刁民”老实了很多。这个“好经验”海瑞常与同僚分享。对不甘忍受压迫的暴动农民，海瑞积极献策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
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封建官员，由于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保护的，在过去的民间故事流传中，被地主阶级竭力美化，打造成封建统治的道德标杆，为剥削阶级占领道义高地。
吴晗做为一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几十年，对这些历史真相是很清楚的。如果要写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最起码要真实，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吴晗不是文学爱好者构思小说，你是历史学家，必须对真实负责！这是职业操守，也是道德底线。
然而吴晗多次易稿，反复修改，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海瑞呢？
——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
吴晗笔下，一个让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官吏闻风丧胆的海瑞，闪亮登场！
众多被官僚地主强占了土地的农民见到海瑞，象看到救星般高呼“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伊始就“为民作主”，他痛骂地主“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衙门“告状”击鼓鸣冤，在公堂上，颇为“民主”地征求当庭告状农民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阶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请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
官僚地主把田退给了底层农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顿时化解，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众乡民”对海瑞“感恩戴德，……朝夕礼拜”，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农民们如西藏农奴翻身解放般，欢欣鼓舞，同声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刻画了海瑞“退田”的精彩篇章。
这还不够，为了把更高尚的品德套在海瑞的身上，吴晗编造了海瑞“为民雪恨”，大杀“贪官”的英雄事迹。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大书：“海青天”革职囚禁松江知府李平度，处死华亭知县王明友，甚至不畏强权为民除害，把前任首相徐阶的儿子徐瑛送上了绞架！把海瑞打造成一个反抗封建的“平冤狱”英雄。
吴晗千方百计地为新中国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海瑞就像是共产党员穿越到明朝一样，“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穷苦农民谋幸福，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但海瑞能让农民的“土地”、“衣饭”都解决，潜台词就是，封建制度也可以给老百姓“一片好光景”！
这让人们不禁困惑，吴晗为什么象过去的地主阶级一样，把维护剥削制度的封建官吏海瑞打造成道德楷模？而且不惜抛弃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用无中生有的手法编造历史，来美化封建官吏，并作序，强调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意义？
果然，公演后有不少的“文化学者”“政治精英”，悟出了其中奥妙，纷纷呼应：
“深寓着丰富的意味”
“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
“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
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
……
但这些人很聪明，只可意会，决不明传，谁都不点破，吴晗究竟想强调什么现实意义？今天的青年人由于被屏蔽了那段历史，或许，悟不出吴晗“深寓着丰富的意味”。那么，让姚文元来揭开谜底吧。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在文中明确质问：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遗珠记，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姚文元揭穿了《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对文化阵地的资产阶级势力冲击巨大，这本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弘扬无产阶级文化的极好契机，此时文革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却反其道而行之，拟定《二月提纲》转移斗争方向，动用组织权力封杀舆论。

尹达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穆欣题为《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的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戚本禹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被彭真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关锋、林杰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的文章被彭真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在彭真的授意下，没有任何一家北京报刊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见党内维护资产阶级路线的势力，已形成组织堡垒，绝非虚言。

1966年3月11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按照彭真的指示，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在杭州同康生等人谈话指出：
“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彭真硬顶一段之后，扛不住了，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北京不得不同意登载姚文元的文章，却仍不甘心彻底败北，又在文头专加一编者按，强调只能在学术范围内批判。企图把政治斗争搞成学术争论。并且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左派。
这就让人们看出了端倪，在吴晗反复强调《海瑞罢官》的政治现实意义的时候，未见彭真要求吴晗只能在学术层面探讨，任由其提醒现实政治。而在其复辟倒退的政治目的被揭穿之后，彭真却动用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力，为资产阶级政治文人背地站台撑腰，“强调只能在学术范围内批判”。企图把政治斗争搞成学术争论暗中转移方向。
1966年4月9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这个会议决定：
（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阵营被撕开缺口，对《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展开了批判追击，“三家村”从1961年10月起，先后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美化封建社会制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文章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个“三家村”应声倒地，彭真自己也由于绑在资产阶级路线上，在头一波革命潮流中落败下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尝了劳动人民文化攻势威力。
历史时针向1966年5月16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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