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孔子墓孔庙孔府蒙难记。火烧孔家店，砸烂圣贤头颅。-国学六艺乃文乃武
为“讨孔”，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公社创办了《讨孔战报》，编写了“讨孔”歌曲。
《讨孔战报》的创刊号是1966年11月10日出版的，其内容是：
1、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2、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
3、告全国人民书
4、井冈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
5、捣毁孔家店（歌曲）
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便指派北师大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到处演唱“讨孔”歌曲，吸引民众，制造“讨孔”舆论。
这里，暂且略去歌的曲谱，将其词抄录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其词是：
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
1966年11月14日，《讨孔战报》第二期出版。从该期起，其主办单位改为“讨孔联络站”也就是从此期开始，曲阜师范等学校便有师生参与了《讨孔战报》的采写、编辑、印发等具体工作，直到终了。
1967年8月底，《讨孔战报》停刊，至此，历时10个月的《讨孔战报》，共出版了23期。——摘自张顺清《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进曲阜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1980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1990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红卫兵捣毁孔庙成化碑
时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正在捣毁孔庙碑刻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大成殿的孔子像胸前贴上“头号大坏蛋“的标语，用绳子将大成殿孔子像及其他十七座泥胎像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
“孔坟可以挖掉”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1966年11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王冰洋。”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塑像泥胎肚里的古书、银制内脏和古铜镜被捣毁或者顺手牵羊拿走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红卫兵破坏孔庙塑像。
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红卫兵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孔令贻的墓如今位于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寿88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九期，原题《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作者刘炎迅。)
红卫兵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王锦思：文革破坏曲阜孔子墓调查我不是全盘接受孔子的思想，但是也觉得价值不少。我收藏数千件近现代以来中国各地史料，其中有很多件孔子儒学方面的国学文化史料文物，无不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2011年，笔者王锦思先后三次来到曲阜——孔子的家乡，还在9月28日参加祭孔典礼和第四届儒学大会，也粗浅地把我收藏的史料和当地古迹对接比照，看出文革对于孔子相关文物破坏是何等严重。孔子思想在中国的地位无比重要，历代统治者尊孔，但是也有农民起义等批孔。无论是否赞同孔子的学说，孔子有关的文物都是民族瑰宝，不应该被破坏，而是应该妥善保护起来。但是总是事与愿违。1937年，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当地百姓说，日军见到孔府的汽车鞠躬行礼，进入民宅发现墙上有孔子像也鞠躬致敬。一出租车司机说自己爷爷得罪了日本人跑进了孔林里面，日军出于对孔子的敬仰，开枪不往孔林里打，而是往天上射击。而在其他地区，日军侵略掠夺，犯下滔天罪行。在曲阜没有破坏孔子庙宇我的机械章鱼，这并非日军良心发现，而是在于传统上儒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所以日军面对孔子灵位才心怀敬畏之心。1964年2月，毛泽东肯定了孔子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当然他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毛泽东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弃其糟粕，取其精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挖掘坟墓、捣毁神佛、焚毁藏书及字画……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乃至民族精神面貌，且至今仍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及严重后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其中，孔庙是我国最大的祭孔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续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区；孔府则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传世文物、历代服饰和用具等，极其珍贵。“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厄运。传说秦始皇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遭遇浩劫的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湖南望城县人，和雷锋是纯老乡。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谭厚兰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红卫兵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红卫兵“带着深仇大恨”，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拥而入。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人们从孔子等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焚烧撕毁，扔在地上践踏。29日，孔子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孔子的坟被炸开，黄土四溅。“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清末和民国初期的衍圣公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也先后被从坟里掘了出来。由于保护得好，尸体还没有腐烂，男女都有，光着身子。红卫兵们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迅速氧化，变黑，每天围观人络绎不绝。村民疯抢墓里的陪葬品，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林彪死后，毛泽东认为林彪的右倾与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对孔子思想进行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1966年11月，台湾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多次谴责抵制文化大革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由孙科、孔德成等人联名发起，内容包括：整理大量的古籍；编印中国历代忠孝人物及其文选；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翻译介绍西方名著等。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受鼓动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88岁离世，尽管一再被邀请回大陆，但他却从未接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最大的侮辱。在伪满时期，东北共有78座孔庙。家乡德惠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就建立了孔庙，每年举行祭孔活动，可惜解放后被彻底破坏，连块残砖断瓦都难以找到。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1994年，孔庙、孔府、孔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在曲阜期间，看见残垣断壁，许多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还有许多孔家子孙坟茔前，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我带一些照片比对，发现很大变化。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牌坊，看起来很精美。司机告诉我能途经那里。到那一看，已经变为街道，当年的牌坊荡然无存。附近老人告诉我是文革期间公社动员了30多人，一起拆掉的。看到少时和青春时生活中的牌坊的照片，大家都不胜感慨，说不拆多好。而今，孔子学院开始全世界建立。中国人争论孔子好坏，西方和世界各地却认为孔子好。文革期间批孔的宣传艺术品也开始走向市场，能卖个好价华福雄。
炎黄春秋 2015年第2期
张顺清: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女学生谭厚兰，时为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公社”头头。她以“讨孔”总指挥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曲阜县，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讨孔”运动，使曲阜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其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因为可以免票乘火车，便有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 （“红卫兵”是遍及全国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的名称。最早于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出现，其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大串联，学校已无正常工作可做。就是在此情势之下，我得以目睹了谭厚兰一伙儿砸碑、开大会、挖坟掘墓等种种“讨孔”的罪恶行径。一、成立“讨孔联络站”1966年11月9日，谭厚兰率领着北师大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打倒孔家店”的200余名红卫兵，千里迢迢，到达曲阜，受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的热烈欢迎。谭厚兰，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当时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红卫兵装 — —草绿色的军式衣裤，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她的面部表情，常常是凝重的，好像时时处处都为透出自己的威严似的。谭厚兰深知，她要在曲阜“讨孔”，是必须得到曲阜当地人、当地组织的认可、支持和参与的。否则，就会势孤力单，甚至寸步难行，无法成其事。因此，她到曲阜后，首先联合当地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 （以下简称“讨孔联络站”） 。不用说，谭厚兰当然是第一领导人。在北京，谭厚兰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而今，在曲阜，她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曲阜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人员，恣意妄为了。“讨孔联络站”的成立，使谭厚兰有了出面指挥“讨孔”的名分和力量，使曲阜的一些“讨孔”组织和人员有了归属和领袖。就这样，京城内外一些“讨孔”的邪恶力量便纠合在一起了。一时之间，犹如凶猛的浊浪，在古老的曲阜大地上翻滚。二、召开“讨孔”誓师大会在谭厚兰来曲阜之前，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一些“讨孔”活动，但那只是些小动作。他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张顺清造反派在曲阜孔府捣毁文物现场，图为孔府“大成门”的匾额正被砸毁亲 历 记21 炎黄春秋 2015年第2期们最大的闹腾，也就是 1966 年 8 月下旬那些时日，几百名红卫兵跑到孔府门前，唱唱歌，喊喊口号，张贴几张“打倒孔老二” “捣毁孔家店”的大字标语。他们甚至连孔府的大门也进不去。谭厚兰到曲阜之后，形势大变。11月15日，上午，孔府门前。在这里方永刚，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据《济宁拨乱反正》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一书记载，共有“2000余人”。在这里， “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在这里，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 —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诬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讨孔”的绊脚石。他们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了。随后，他们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石碑也统统砸毁了。砸了碑，对谭厚兰来说，就是搬掉了“讨孔”的绊脚石，并第一次成功地行使了“讨孔”总指挥的职权，展现了自己的权威。从此，她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而对于当地的红卫兵来说，好似第一次上阵的战士所经受的战斗洗礼。在敢想敢干的北师大红卫兵面前，一方面他们感到自愧不如；而另一方面，他们眼见了北师大红卫兵的作为，不仅增强了胆气，并认识和找到了释放“讨孔”能量的方向和处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砸碑也为日后北师大红卫兵撤回北京，由当地红卫兵全面接手“讨孔联络站”的事体，继续“讨孔”，开始做着人才上的准备极限兑换空间。三、10万人的“讨孔”大会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 “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各校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人。谭厚兰的讲话和代表发言如出一辙，都是诬说孔子思想反动、 “孔家店”有罪，并指责中共曲阜县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谭厚兰和发言的代表都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最后，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 “孔子”游街“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 （公元1730年） 。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龛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的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 （山东省副省长） 、周予同 （复旦大学教授） 、严北溟 （复旦大学教授） 、高赞非 （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 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不能不说的是，周予同是拖着病体从上海来曲阜作陪的。他的学生孙言诚先生在其文章《复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中写道： “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亲 历 记22 炎黄春秋 2015年第2期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 （《历史学家茶座》第七辑）汽车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地行进。车后，还有大批红卫兵列队随行。开道的宣传车上安着高音大喇叭，一路响个不停。不是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孔老二”之类的口号，就是介绍陪游的“牛鬼蛇神”。街道两边，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的民众。游街完毕，汽车开到孔林墙外西南角。那里，在一条小沟底，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等各种匾额文物，大火熊熊。孔子的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接受烧烤。五、开挖孔子墓与10万人的“讨孔”大会相配合，谭厚兰等人组织的另一个“讨孔”的重大恶行，就是到孔林去扒坟掘墓。大会是务虚，挖坟是务实，虚实并举，策划周密。挖谁的坟墓？流传的说法是挖前三代和后三代。实际上，挖的是孔子、孔鲤、孔 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椁中，挖出了不少东西。 “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可以说，谭厚兰指挥挖坟掘墓，干出这伤天害理之事，是奉某些大人物之命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以满足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但随之而来的事实证明，她也打开了一个千百年来平常之人不能触碰的禁区，引发了规模更大的扒坟活动，招致了更大的破坏。孔令贻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对亲眼见过的或虽没见到但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很大的诱惑蛇蝎弃妃，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过去没有想或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过去没想干或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 “向孔林进军” “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暗黑大帝，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就这样，一场后续的大破坏再次降临了孔林。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 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游读曲阜》 （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说，曲阜城东的西颜林是颜氏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占地面积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故称“颜侍郎林” （简称“侍郎林”） 。林区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 “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六、 “讨孔”，有报又有歌为“讨孔”，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公社创办了《讨孔战报》，编写了“讨孔”歌曲。《讨孔战报》的创刊号是 1966 年 11 月 10 日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1．发刊词 — —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2．火烧孔家店— —讨孔檄文3．告全国革命人民书亻及亲 历 记23 炎黄春秋 2015年第2期4．井冈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5．捣毁孔家店（歌曲）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便指派北师大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到处演唱“讨孔”歌曲，吸引民众，制造“讨孔”舆论。这里，暂且略去歌的曲谱，将其词抄录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其词是：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1966 年 11 月 14 日，《讨孔战报》第二期出版。从该期起，其主办单位改为“讨孔联络站”。也就是从此期开始，曲阜师院等学校便有师生参与了《讨孔战报》的采写、编辑、印发等具体工作，直到终了。1967年8月底，《讨孔战报》停刊，至此，历时10个月的《讨孔战报》nuoio，共出版了23期。七、谭厚兰的背后谭厚兰，一个在读的京城大学生，带着几百红卫兵，就敢明目张胆地把国务院保护“三孔”等重点文物单位的石碑砸毁，大张旗鼓地进行“讨孔”活动，左右横行，把曲阜搞了个地覆天翻。谭厚兰哪来如此的包天大胆？哪来如此搅天动地的权力？其实，人们大都清楚，谭厚兰有恃无恐的曲阜之行，是大有来头的。其背后肯定有人，有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在指使着她、支持着她。这个人就是能够左右文革局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此，谭厚兰及其同伴也从不隐瞒。他们多次讲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而且，就在他们刚到曲阜没几天，陈伯达就发来了“孔像可拉，孔墓可挖”等内容的电报指示。因此，谭厚兰来到曲阜之后，目标明确，行动果决，邪气十足，狂妄至极。那时，陈伯达正是炙手可热之人。在不明就里之时，谁个敢贸然拂其意，又有谁个能够阻挡得了！八、她会遗臭万年吗？周戈楠而今，在周公庙第三进院落的达孝门洞西侧，装置着一块谭厚兰“讨孔”时被砸毁的碑石。碑的正面朝北，其上的文字显示，那原是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曲阜鲁国故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缺损了右上角。被砸去的是第一行的“位”字和“单”字的右上角、第二行的“城”字和“故”字的右上角。1981年修缮周公庙时，在此残碑的背面加刻了李予昂的诗，并将其移置于此。李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碑上的刻文记载，1980年5月中旬，他陪客人到曲阜访问，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 “愤慨万分”，遂成诗一首：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少昊像颅碎，鲁故城拆光。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此诗刻在残碑上，真是别有深意。1978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曲阜时说： “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 “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见《齐鲁晚报》2014年1月9日《青未了》栏目） 。谭厚兰领受了将令，挥舞着尚方宝剑，疯狂地“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文革后，曲阜的文物保护单位，由原来的338处锐减为87处。谭厚兰有罪，有大罪，的确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就谭厚兰个人来说，她也是一个下场悲惨的文革殉葬品。1970年6月，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她的问题。数年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还未及享受人生的美好，她就过早地离世了。■（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原党委书记）（责任编辑 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