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龙象之争（3）-杨小呆

1962，龙象之争
第三章，征尘漫
运筹
一向强势且精明能干的尼赫鲁如此大步地改变自己外交方针自然不仅仅是为封住反对派们的“武功”，经过党内与军方的分析后王爷的弃妃，这位“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不会冒着风险与印度开战。而如果从天时（外交）、地利（国势）、人和（军备）三方面分析，印度对华确实占有优势。
1、外交
鉴于中国大陆已经导向苏联阵营，美国在亚洲便寻找新的封锁红色力量的战略支点。在稳定住南韩、日本和中国台湾后，美国把目光投向南亚次大陆，而此时巴基斯坦尚属美国阵营，为了继续巩固对红色阵营的遏制，华盛顿选择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印度。
冷战世界格局
1959年，原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成为了第一个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之后的四年中，美国给予了印度40亿美金的援助，而之前的12年间，美国总共给予的资金不过12亿美金（包括商业投资，印度1947年独立）。如此一来，尼赫鲁在外交上搞定了美国这个实力雄厚的“西方世界领袖”。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对印度更为有利的信号出现在12月，苏联外交部通知印度温岭乾宫，赫鲁晓夫即将访印。对于尼赫鲁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意味着曾经友善的中苏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否则苏联不会在中印边境冲突愈演愈烈之际靠近印度，中国正在失去最为重要的外援妙手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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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苏关系确实出现了裂痕，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投资后（包括原子能），苏联试图收取“收益”了。1958年初，苏联提出“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军港（拥有不冻港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多年的梦想），并与中国组建一支“中苏联合舰队”（指挥权和控制权自然握在苏联手里），遭到毛主席的断然拒绝。政治方面，中苏也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比如说批判斯大林的问题）。而经济方面，新中国领导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选择：终止不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重大战略隐患的“全盘苏化”。
太祖爷爷和赫鲁晓夫同志
可以看到被太祖拒绝后的毛熊同志表情微妙
新中国维护住了国家的主权，然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赫鲁晓夫的愤然离去，苏联对华投资戛然而止，援华专家被陆续撤离，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二五计划”的夭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要求中国偿还当年的“投资款”，偿还方式则还是工业化“剪刀差”的那套——农作物和原材料（计价方式还是走苏联的，所以中国要按比市场价低很多的价格对苏“贱卖”自己的资源）。
困境面前，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依旧坚定着完成工业化的梦想，只不过，这番征程的成本不仅比人们的预估高出了许多，也在潜移默化中增添了尼赫鲁手中的筹码。
2、国势
尽管留下了部分技术，苏联人的离去却带走了资金，新生的中国则不得不面对一个困境：如何继续追加对工业化的投资？或者是否要继续工业化？
对于毛泽东来讲，第二个问题简直就是否定他毕生的理想，中国不能也决不允许倒退回那个任人宰割的世纪！所以，摆在新中国面前的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如何替代稀缺的资金？
只有一种方法——用劳动力进行替代，也就是用传统经济学公式中L（劳动力）的上升人品测试机，抵消K（资本）的下降，从而提升Y（总产出）。
传统经济学公式：
Y=总产出，K=资本，L=劳动力，A=科技，α=相关系数
然而如何才能发动群众进入工业化的征程？毛主席只有利用他的影响力发动政治运动，于是有了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包括很多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如何发展工业，以及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再加上盲目抓的、意在取悦上级的“典型”，于是产生了诸如“大炼钢铁”、“粮食高产”等一些列让人哭笑不得的乱局。
而北京中央此时也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这种“胡搞乱搞”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并严重削弱了国力；但另一方面，中央却无法打击地方的积极性，不论是因为要维护中央的权威，还是要维护继续推进工业化的方针。
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农产品大面积歉收，而国家的存粮却要用于支付苏联的“贷款”（否则就要割让主权），于是有了1959～1961惨烈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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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印度也有社会发展不均所带来的问题，然而这些相较中国的状态来说简直是不值一提。加上印度在国际外交上的优势，尼赫鲁认为，中国断不会在如此“天灾人祸”之际还敢与印度开战（中国确实不想） ，而这也造成了尼赫鲁对局势的误判。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方对尼赫鲁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印度军方。
3、军备
尼赫鲁手中确实拥有一支让他足够自豪的军队，这支部队在1961年年底刚刚为他赢得果阿战争的胜利，曾经骄横的葡萄牙侵略者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便被印度军队击溃，印度胜利收复了被侵略者长期占领的果阿、达曼和第乌岛地区。此次胜利极大地满足了印度民族主义，也将尼赫鲁的声望推到顶峰（不过相应的，尼赫鲁也更加无法在中印冲突上作出让步）。
果阿战争
印度军队中“王牌中的王牌”便是达尔维准将统帅的第三十三军四师七旅，这支部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马前卒”，参与了一系列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自然包括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二战时也奔赴过北非与欧洲战场，战争经验十分丰富。
再者，印度精锐部队中的军官们也大多师从英国，确实是当时亚洲高度“西化”的劲旅。同时，印军控制的争议领土面积显然也超过中国：西线的达拉克地区和东线的藏南地带均处于印度的掌控之下，而中方仅收回了阿克赛钦部分（还是克什米尔地区海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的地方）。
尼赫鲁视察印度军队
然而尼赫鲁可能不知道的是，相较1962年的中国军队，印度军队存在着四个“短板”。
首先是军事装备，中国军队此时已大部分换装56式步枪（AK-47的仿制版），而印军大都还在使用二战时的装备（比如说李-恩菲尔德步枪）。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条件，以及高原雪山作战环境，士兵手中的轻武器确实能发挥出比坦克、飞机、军舰更大的效能。
中（上，56式）印（下，李-恩菲尔德步枪）武器对比
其次在于双方的后勤补给，相较印军不考虑后勤条件、“猪突猛进”般地对中国领土展开的蚕食（印军很多前线哨所要靠空投获得补给、天气不好时只能饿肚子），我军则充分做到了稳扎稳打。几乎在解放西藏和阿克赛钦的第一时间便开始了道路的修建，至战争开始前的1962年，五星红旗下的边境重镇基本上能够保证轮式车辆的运输行动（当然，有些地方的道路还很窄）。
印军前线哨所
印军的补给队
1956年的中国新藏公路
第三在于军事体系与士兵意志，受之前英国“打散政策”和印度国内“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军队内部体系过于森严送子丫头，不仅各基层连队只得逐级上报（还是半级半级地报，即连长->副营联络官->副营->营长联络官->营长，以此类推），徐慧宣军队内部高种姓的军官往往还比低种姓军官更加“尊贵”西蜀森林酒店，如此体系对军队效率的影响可想而知。
此外，相较于印军之前取胜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个“异数”。解放战争与西藏平叛的战火淬炼了这支坚韧的部队，这自然不是之前那些与印度交手的殖民地部队所能比拟的。而相较印度士兵普遍认知的“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做，做不到的就可以不做了），“充分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的中国军队自然拥有着更加坚韧的精神与意志力。
行进中的中国军队
最后，印军的短板在于将帅。总指挥考尔中将是个相貌堂堂、善于钻营的“婆罗门”（种性最高阶）。尽管中将之前最多只是个后勤军官，从未上过战场，然而善于巴结上级的考尔却紧紧抱住了尼赫鲁的“大腿”，运用政治手段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最终官运亨通地升任陆军总部参谋局长（仅次于陆军参谋长）。战争爆发前，考尔不仅和尼赫鲁抱有相同的想法（中国不会开战），还“梦幻般”地认为只要印度军队向前挺进，中国军队就会撤离，并将争议领土拱手相让（真不知道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冲突发生时他在干什么），而他自然便可凭借此等“赫赫武功”升任陆军参谋长，成为印度陆军的“一哥”。
布里吉·莫汉·考尔
（事实证明此公真是“中国军队的好朋友”啊）
中国方面派出的前线指挥官则是张国华（中将）与丁盛（少将，第二阶段战役时加入）两位将军，与“温室中”的考尔中将不同，两位将军都是从工农红军时期便跟随共产党刀口舔血建立新中国的赫赫战将。而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藏平叛的两位将军拥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艺术，而他们也将为尼赫鲁添上其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张国华将军
丁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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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周总理还在与尼赫鲁进行最后的会谈，中方给出了自己的底线：绝对不会退出阿克赛钦地区，（隐晦地）承认边境上的争议。然而此举却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的误判，尼赫鲁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会开战，甚至在面对强硬的印度军队时会选择撤退！
同样立志完成工业化的尼赫鲁开始了这场“俄罗斯轮盘赌”西南大劫案，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在边境问题上获胜，他在印度国内的地位将变得不可动摇，而那时，他将进一步推进他的工业大国梦想！
尼赫鲁划下了印度的“底线”：要求中国从“印度领土”上全面撤离。由此，和平谈判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
周总理与尼赫鲁的会谈
然而尼赫鲁并不知道的事，当赌局中的他信心满满地扣下扳机时，顶在自己太阳穴上的枪膛中却真的躺着一发子弹！
1962年10月，中央常委会上的毛泽东对着地图上的印军据点大手一劈：“扫了它”！

敬请关注第四章：军号扬-亮剑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