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中印战争与中苏反目：冷战风暴里的领土纠纷-古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但对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苏联的反应和相关政策，国内外学界则缺乏系统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论著看，苏联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因此，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印度学术界在研究中印边界冲突时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他们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亚非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因此，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一直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苏联的行为损害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中国的研究普遍认为，“赫鲁晓夫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危机中支持苏联……短时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苏美就加勒比危机达成妥协后，苏联立即恢复了过去偏袒印度的立场。”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论点，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中苏同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相互声援对方”。
从“两个阵营”到“和平共处”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高校龙中龙。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
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P.S.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V.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
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AmritDange)、高士(AjoyKumar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
这一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特征。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会谈时，对印度的进步表示了“友善的兴趣”，并严重关注西方正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会更加密切。布尔加宁(Nikolai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因此，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时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就是这种调整的体现。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甚至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
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访问。布尔加宁说：“印度和苏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和平，并且主张用和平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结果。”布尔加宁还强调：“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为世界和平而进行崇高的伟大的斗争的同盟国。”赫鲁晓夫也赞扬印度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他反复强调，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执行着独立的政策，“同苏联建立了最良好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为争取巩固世界和平这样的卓越崇高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苏联“对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事业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赫鲁晓夫强调，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朋友”，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态。”赫鲁晓夫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尼赫鲁的关系会越来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鲁的关系则是“再友好不过的了”。赫鲁晓夫还认为，“如果我们有耐心，尼赫鲁会自愿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自然，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也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对殖民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主张加强同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苏联领导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在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杰出的东方政治家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所有进步力量的活动，印度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方面，在取得国内团结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话，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其次，虽然苏联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这种排斥中国的做法的意义是明显的。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对此印度方面认为，“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场”。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1961年9月尼赫鲁访问苏联，在9月1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尼赫鲁承认：“目前两个德国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试图改变边界的企图都将产生危险的后果。”
另外，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让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对尼赫鲁表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没有领导这些共产党的意图。苏联共产党通过撤销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苏共和印度共产党没有联系。”赫鲁晓夫1957年再次向尼赫鲁保证，“苏联不会干涉印度的国内事务”。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产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从而加强了印共党内右派的力量。高士在报告中强调，必须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卫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现象，同时要同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作斗争。”苏共对印共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与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与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9年至1962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4倍，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了10倍。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也日益密切。1961年2月25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V.KrishnaMenon)宣布，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边境修筑公路的设备。1961年4月，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1962年7月，印度购得了米格-21型战斗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1961年2月开始，苏联和印度就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上进行谈判，并在1962年10月签订正式协议。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和印度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对苏联整个外交政策的认识和判断。
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变化，其主要过程从“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共产党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书记处总书记拉纳迪夫(B.T.Ranadive)打电报祝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国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依靠印度所有爱国者的团结和斗争，印度肯定不会长期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之下。毛泽东在回电中还强调，同解放了的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中国当时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的渣滓”。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毛泽东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间地带正处于激烈的革命过程中，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Yudin)会谈时，针对尤金关于斯大林时期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认为，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自立的政策。陈毅曾称赞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K.P.S.梅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对于印度占领果阿，中共中央虽表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相信军事行动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但同时强调中国会尽自己所能结束殖民主义。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活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更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
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已初露端倪。鉴于历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决策时，充分考虑印度的反应。但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连续照会中国政府，表明其立场。印度坚持认为，“并没有任何确证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任何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印度甚至声称：“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
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周恩来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藏叛乱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凉拌大头菜，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因此浆糊果实，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因为尼赫鲁认为达赖喇嘛在印度人的计划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没有达赖喇嘛西藏会乱。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高潮，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周恩来强调，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上述信函中有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说法，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形成的边界线，并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为此，中国12月26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再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照会明确指出中印双方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有待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之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界的安谧。对这一照会，毛泽东曾经指示，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印度和尼赫鲁的方针政策九寨之恋，由此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方向。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在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好，这从印度尼西亚对待西藏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沙西拉克。”而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余华东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歧
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冲突的爆发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是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不仅同“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1959年9月8日，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表明苏联决策部门已意识到同中国可能产生的边界问题。最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满。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后，苏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苏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中国方面也曾在1958年年底向苏联承诺，“今后不会草率从事”。
至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只是在冲突爆发后“很长时间”才收到中国方面的通报，鉴于“中国同志承认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世界舆论就会形成如下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苏联同意的。”因此，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表明苏联的立场，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中。1959年9月8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是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并指责中方在冲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员伤亡。第二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约见陈毅，递交一份准备在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声明稿写道：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团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不能不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希望中印双方考虑相互的利益，解决发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中国还把周恩来9月8日致尼赫鲁信的副本交给安东诺夫。9月8日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面告安东诺夫，中国方面已公布了周恩来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这封信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赫鲁晓夫开始和艾森豪威尔进行戴维营会谈的同一天。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ValerineZolin)在安理会会议上呼吁印度接受中国的三点建议；赫鲁晓夫在10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鲁接受停火，同中国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61]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钱枫冷笑话。”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还猛烈批评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认为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是赫鲁晓夫“偏袒印度反动派”，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结果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和尼赫鲁的反动政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坚信自己对尼赫鲁和印度外交的正确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会谈时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变化。在会谈中，邓小平强调，周恩来最近对印度的访问完全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并没有处在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向他施加压力的处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同时周恩来的访问证实了尼赫鲁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的行动是以对内和对外的利益作为基础的。尼赫鲁公开声称反对印度共产党，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不能使他得到好处。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决边界问题也不能使他得到好处。邓小平强调指出，同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其次，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1月21日，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67]在1960年9月20日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尖锐地责问道：我想问问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究竟指望得到谁的帮助，是指望艾森豪威尔、尼赫鲁，或者是类似的人物，还是指望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指望中国？针对苏方在会谈中宣称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苏联“将会尽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说法，邓小平指出当中印之间发生边界冲突时，苏联并没有采取行动；同时邓小平也不同意苏联所说的印度对中国没有构成威胁，他强调：你们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闻，你们居然能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采取中立立场。
此时中共中央无疑已经相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中印边界争执的声明；毛泽东坚持认为苏联的行为就是反华，他在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从去年以来反华就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他就垮台了。
最后，由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肤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恫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就是“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在西藏叛乱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都是如此。这样，到1960年年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到1961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加明确。毛泽东在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相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
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反应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其中特别表明了苏联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苏斯洛夫首先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
有关西藏问题，报告指出，帝国主义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西藏问题成为“中印两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使亚洲两个大国相互争斗，恶化南亚地区的局势，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等。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的上述策略，而对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国的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同印度关系的进一步的恶化。”有关中印边界问题，报告认为，印度非常有影响的反华势力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恶化同中国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的立场便于印度反动派动员国内的舆论反对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惑不定的境地”。报告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中国的行动“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
苏斯洛夫的报告对尼赫鲁的评价同中国截然相反。报告认为尼赫鲁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虽不能排除他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针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极其富有远见，他承认印度同中国、同苏联以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友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招致印度国内同英美阵营有联系的极右翼资产阶级集团对尼赫鲁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优柔寡断”和“妥协退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赶尼赫鲁下台，改变印度中立的外交政策，使之朝着极右的方向发展，并走上同西方强国结盟的道路。如果印度的反动势力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那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尼赫鲁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路线是加强和平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的因素。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为苏联的政策辩解，他指出，如果苏联也卷入这场冲突之中，并产生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帝国主义分子就会更加欣喜若狂。事实证明，在苏联提出赞成和平解决印中冲突之后，帝国主义分子的喧嚣就大大降低了。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重要证据。报告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前几天，“敌人的宣传机器竭尽全力利用中印冲突来达到破坏苏联和平倡议的目的，将中国的行动归咎于苏联，由此引起我们和印度之间的争吵”。
为此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出两个极为重要的结论：第一，中国领导人既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在处理同印度关系上的错误，也不能正确评价苏共中央在调解中印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第二，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局势的估计以及对尼赫鲁对冲突的反应的评价是错误的和武断的。对于苏联的这一判断，苏联驻华大使馆在1959年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苏联领导层一直试图影响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并同意同印度达成妥协；但苏联官员相信，“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从总体上修正其外交政策立场的结果”，中国的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但“这在短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苏斯洛夫报告中所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苏联开始公开批评所谓的“左倾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中国的行为“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代表团之间的秘密讨论中批评中国的政策，称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认为中国在中印关系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8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为苏联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文章指出，尽管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和伊拉克等采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以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质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为理由，以教条主义的立场来低估和轻视这些措施的进步的重要性，也是错误的。
对于赫鲁晓夫上述的一系列讲话以及赫鲁晓夫随后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他还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其结果就是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0年4月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苏联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无疑相信，“西藏、新疆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这样，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苏共中央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你们使美好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多么混乱的境地！在处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你们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当你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当你们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或诸如此类的人递给你们的某种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兴高采烈。对那些不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不受你们摆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你们就暴跳如雷，你们就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政策而处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些坚持原则和真理的兄弟党和国家，把它们当作出气孔和替罪羊，你们甚至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迎合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寻找出路。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帐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
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