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5年中国邮政网路发展及其影响探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内容提要：邮政网路是强化通信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自“一五计划”后的1958年至“文革”前的1965年，随着我国邮政网路的持续建设，邮政局所在精简中不断发展，且机动运输邮路取得长足进展，邮政运输工具特别是机械化工具获得了大幅进步，进而促进邮政相关业务发展，并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关 键 词：邮政网络 邮政局所 邮路 邮运工具 邮政业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邮政通史”(11FZS034)。
作者简介：李沛霖，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近现代经济史。
中国人民邮政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恢复整顿后，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嗣后，邮政各项工作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然而，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邮政通信在短期内超常规畸形发展，使邮政事业受到干扰。基于此，1960年年底邮政通信部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全面整顿各项工作，国家邮政得到恢复和发展。截至1965年年底，邮政企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邮政事业全面好转，通信质量普遍提高。鉴于此，研究自“一五计划”至“文革”前的邮政网路发展及其影响，对于管窥当代我国邮政事业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不可否认，关乎本题之研究，迄今学界着力甚少。既如此，本研究拟做尝试飙车战场，如有阙漏，尚祈方家补正。
一、邮政网路之邮电局所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邮政通信网络基础薄弱、网点稀少、设备陈旧。邮电部成立后，采取积极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设与调整邮政通信网路。即便在“大跃进”时期，我国的邮政通信网路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58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邮电部门提出“社社设机构，村村通邮路”的目标，要求把报刊送到田间地头，由此自办局所发展速度加快。至1960年，连续三年共新增自办局所4 763处，全国邮政自办局所近30 000处，比1956年增加38%(见表1)。这一时期，邮政部门增加自办局所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但自办局所的过度膨胀，也造成企业负担凡女仙葫。1958-1965年全国邮电每一局所平均服务面积分别为158.1、163.8、155.5、185.5、215.7、218.1、219.4、219.2平方公里；每一局所平均服务人口分别为1.1、1.1、1.1、1.3、1.5、1.6、1.6、1.7万人；农村通邮面，邮件直投乡(镇)1959-1965年的比重分别为99.9%、99.8%、97.5%、95.3%、97.3%、97.8%、98.3%[1]190-292。
广东省1958年上半年，全省已实现乡乡通邮，98.7%的农业社通邮，其中已有76个县达到社社通邮。农业社邮递员共计9 014人，比1957年年底增加8 482人。1958年上半年增设自办邮电机构252处，完成年度计划300处的84%；同年全省有邮电局及邮局116处，邮电支局及邮电所达1 399处白兔美白丸，共计1 515处[2]。福建省邮电局1959年5月召开第七次全省邮电工作会议，要求“(人民)公社所在地原则上应设置邮电自办机构，个别业务量不大可改设代办所；生产大队所在地可设代办所，邮件不多的可设邮票代售处或不设，特殊情况也可设置自办机构，生产队一般不设服务机构”[3]。“几年来贯彻农村邮电建设国家力量和群众力量相结合方针，通过各种形式(如分邮站、社邮递员等)，组织邮政投递网。”县邮电局营业时间，一般应有16小时[3]。而云南省1958-1965年，各年邮电局所数分别为3 176、1 778、1 739、1 271、1 165、1 202、1 222、1 288处。其中，自办局所分别为1 221、1 500、1 464、1 185、1 076、1 122、1 150、1 194处，代办所分别为1 603、278、275、86、89、80、72、94处；信箱信筒1963-1965年分别为2 690、2 821、3 923个[4]1。
经过“一五计划”，四川省邮电事业的国家自办机构增加到1 813个人工消雨，比1952年增长近4倍；县市邮电局共有198个(包括成都、重庆、自贡3个市局)，专区邮电局13个，自治州邮电局3个。该省1957-1958年各年自办邮电所为1 813、1 944处，人民公社办邮电局所1958年为4 256处。1958年年底四川省有邮电局所13 065个，比1957年增加1倍多。其中，农村局所为6 100多个，并在公社的生产大队和厂矿工地设立邮电服务点44 829个[5]。四川省邮电事业发展规划指出：首要应增加邮电服务点，即增设邮电局所，到1962年计划增设局所1 500处，到1967年计划增设局所5 000处，全省达到13 818处，平均每一局所服务6 300人左右，“并发展流动汽车邮局，陈荣竣同时在农村中每个集中的居民点都设置能办理全部邮电业务的局所，大大方便群众使用邮电”[6]。至1962年年底，该省邮电局所为5 589处，比上年减少1 089处，在调整当中变动最大的是社办和代办，在1961年有社办局所3 367处，代办所1 080处。经过一年调整，90%以上的社办变为代办，减少了人民公社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负担。而1962年与1957年相较，邮电局所总数共增加418处，其中自办的增加107处、代办的增加249处[6]。该省1958-1965年邮电局所变动情况见表2。

　二、邮政网路之邮路
虽然当时技术基础和资金条件有限，但我国邮路仍有发展，如1958-1960年间，全国邮路总长度由301.2万公里增至408.5万公里。1962年，全国农村邮路及农村投递路线为224.9万公里，1965年增至304.5公里[7]142。1965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邮路及农村投递路线总长度增长127万公里，增加57%[8]123。1958-1965年，全国邮路总里程变动不大，主要是非机动车运输工具邮路变动不大，机动运输工具邮路则有一些增长，具体概况见表3。

譬如四川省规划1962年以前，根据交通发展建设，拟在成都、重庆、内江、宜宾、西昌、广元、南充等地建设邮件运转中心，以加快邮件转运速度。到1967年，“全省县以上的干线邮路，和县到公社的邮路，全部使用机动或机械车辆运邮，使全省绝大部分的县和公社都可以看到当天的省报”[6]。该省1957年邮路总长度171 636公里，1958年增为413 102公里，增加1.4倍；自办汽车邮路由965公里增加到3 453公里，增长3.6倍，运邮汽车增加44%，大为提高设备利用率；专用汽车邮路25条，共6 222公里，有长途运邮汽车59辆，与1957年比较，条数增长1.4倍，行程公里增长1倍。1959年再开辟成都—南充和成都—西昌的两条航空邮路，共642公里[5]。具言之，该省1961-1965年度邮路总计分别为131 770、119 741、122 304、111 622、118 948公里，其中农村邮路分别为107 586、95 774、93 298、83 371、90 947公里；航空邮路分别为1 611、598、917、905、905公里；铁道邮路分别为1 612、1 693、1 803、1 451、2 639公里；汽车邮路分别为18 008、18 783、2 1 864、19 186、20 586公里；自行车邮路分别为24 448、19 179、22 269、21 809、23 834公里；马班邮路分别为7 735、6 595、6 373、3 890、4 267公里；步班邮路分别为76 687、69 730、65 425、55 808、58 206公里[9]。
云南省1958-1960年邮路总长度减少，主要是由于步班邮路骤减，而委办汽车邮路却大幅增长。如1961-1965年该省和四川省的邮路变化与全国邮路发展走势趋同，即邮路总里程变化不大，但机动运输工具邮路则有增长，非机动车运输工具邮路有一些下降(见表4)。广东省1958年上半年县到乡邮路，逐日班占91.6%(比1957年增长30.6%)、间日班占7.07%、三日班占1.35%；县到社逐日班达76.6%(比1957年增长40.2%)，间日班占22.2%、三日班占1.09%[2]。福建省1959年则规定“县至公社邮递一般每天一班，交通条件好、业务量大的根据需要增加一班。到生产大队的一般逐日投递，每周或两周可以停跑一天；邮件数量少可以隔日投递，个别也可不超过三日投递一次。生产大队以下由社、队负责捎转转递”[3]。随着全国邮路的增加和邮件分发网建设的加快，国际通邮亦呈现扩张趋势，1958-1965年我国通邮的国家和地区已由51个增至77个[1]193。

　三、邮政网络之邮运工具
这一时期，为了实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建立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邮电通讯网的任务，邮电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邮政操作机械化、自动化，要使邮电通讯网路既能适应平时，又能保证战时需要”[2]。其间，全国邮运工具中，自备火车邮厢数由76节增至171节，邮运汽车由1 127辆增至1 587辆，邮运自行车则增长近一万辆(见表5)。1965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邮运汽车增加了613辆[8]123。

福建省邮政局1959年1月为贯彻省报当天到县的要求，曾先后开辟自办汽车邮路六线，即“本季内即将开辟的尚有六线，年内要求党报当日到县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还需要开辟几条自办邮路及扩充邮运汽车”[3]。再如云南省1958-1965年各年邮政运输汽车分别为74、89、96、98、100、84、84、92辆；自行车分别为757、824、983、1 370、1 678、875、987、1 255辆；邮运役畜分别为654、613、548、528、511、470、422、434匹(头)[4]2。
经过“一五”计划，四川省同时与各运输部门签订17 000多公里长的汽车邮运合同和4 000多公里的水路航运邮合同，所有的铁路和航空运输都带运邮件。在城市和乡村，只要能通公路的地方，都基本采用自行车、汽轮车、胶轮车运邮，1959年自行车邮路增到8 485公里，比1952年增加8倍多。在不通公路的山区，则普遍使用兽力运邮。采用机动化和土洋并举，加快了邮运速度[5]。同时对邮运工具提出展望：初步测算1967比1959年函件将增长2.49倍，报刊将增长3.38倍。“这就要求拥有现代化的邮运工具，更加迅速地传递邮件，即邮运交通工具应机动化。后八年，要做到县以上干线邮运工具都以火车或汽车为主，在省、专干线，以及一些交通条件较差的多山和边远地区，要尽量使用航空运输；县至公社的邮运工具，以轻型汽车为主，辅以其他机动和机械车辆，彻底消灭人背肩挑。”[6]实现上述要求，初步计算前三年需增加汽车314辆，铁道邮车6辆，邮运机动船舶2只，飞机2架，摩托车370辆，机动三轮车和机动自行车500辆；后五年需增加汽车1 500辆，铁道邮车150辆，邮运机动船舶10只，摩托车1 000辆，机动三轮车和机动自行车1 500辆，飞机20架。到1967年，全省将拥有各种机动邮运交通工具5 500多辆，“形成一个水陆空紧密衔接的邮路网”[6]。该省1958-1965年间机动化邮运工具基本情况见表6。

　四、邮政网路与邮政业务
“一五计划”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邮政网路持续建设，交往和交流日趋频密，至“文革”前，伴随邮政网路的发展，邮政业务量亦不断增长。
第一，邮政网路与函件、包件业务。其时，随着人口增加和邮政网路的持续发展，函件、包件等邮政业务逐步增加，如1958-1965年各年全国每人平均函件量分别达2.7、3.5、4.3、3.9、3.4、3.0、2.9、3.1[1]190，呈现递增趋势。全国邮政业务量构成中，1958年函件为17.34亿件，1959年猛增为23.15亿件，1960年则为28.28亿件，比1958年分别增加33.55%和63.09%；至1965年，函件为21.75亿件。而“大跃进”时期陈小纭，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包件业务量猛增。如全国1958年包件共完成2 566.4万件，1959年猛增为3 831.4万件，1960年为4 818.8万件，比1958年分别增加49.3%和87.8%(见表7)。

北京市邮局的出口国际函件业务量，1949年为2.1万多件，到1959年已增至487.9万件，进、出、转国际邮件总交换量增加到2 390多万件[7]203。而福建省邮电系统在1959年2月完成函件470万件，累计完成年计划的16.1%[3]。广东省1959年计划邮政函件比1958年增长20%，包件增长17.5%，汇票增长15%，机要通信增长9.98%。报纸累计份数增长63.10%，杂志增长71.22%。邮电业务总收入比1958年增长20.53%。至1960年，该省出转口信函都能在2小时的处理时限内完成[10]。
四川省1953-1959年邮政业务构成中，函件仍为最主要业务(占比分别为31.46%、32.44%、32.60%、35.22%、41.66%、33.13%、31.62%)，远超包件、汇票、报刊等其他业务的比重。至1959年，该省的函件收入为1 038万元，占邮政收入的54%[5]。1959-1965年，该省函件出口量分别为160 605、187 149、172 767、140 022、126 539、129 900、155 820千件，进口量分别为163 295、193 433、175 800、146 218、128 286、1 287 068、154 548千件，转口量分别为277 529、345 344、307 212、268 216、228 876、223 642、275 257千件。包件的出、进、转口亦在百万件以上[9]。该省各县市每天能与省会交换一次以上邮件的达到县市数的82.8%，全省乡镇每天能与县市交换一次以上邮件的达到42%，“其余一般都在二或三日能交换一次邮件，改变了过去十天半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的状况”[5]。云南省1958-1965年邮电业务总量则由14 130千元增至24 627千元，其中出口函件件数由34 367千件增至59 839千件，进口函件数由36 641千件增至65 789千件，出口包件数由551千件增至786千件，进口包件数则由539千件增至905千件[4]9-13。
第二，邮政网路与报刊发行业务。随着邮政网路的发展，报刊发行业务量亦日增月涨。据前表7所示，1958-1960年各年全国订销报刊的期发数分别为7 921.5、5 965.3、4 009.4万份；累计数分别为554 303.3、666 229.8、642 739.3万份；1961-1965年订销报刊期发行数由2 590.4万份增至5 620.6万份，累计数由364 937.5万份增至540 480.3万份。同期全国每百人订有报刊数分别为3.9、3.7、5.0、6.7、7.7份[1]190。福建省邮电系统1959年2月即发行报纸1 300万份，累计完成17.6%；杂志107万份，累计完成14.1%，“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加很多”[3]。1959年3月该省邮电管理局“为发动职工更大跃进以及邮电工作跃进，如福州七支局实行混合投递，下午信报提前一时半出班，人民日报当天随到随送；罗源局戈口邮路采用日夜兼程，实现报纸当天到达。厦门局职工苦战一周，进一步改良装制自动售报机、自动售票机、自动售明信片等机械化、半自动化设备”[3]。
云南省1958-1965年，出口报刊累计数由117 273千份增至124 932千份，进口报刊累计数由107 273千份增至119 580千份，报刊流转总额由5 842千元增至6 305千元，报刊总收入由1 404千元增至1 514千元[4]9-10(见表8)。四川省1958年的邮运速度加快，使当天能看到省报的县由1957年的38个增至102个。即以成都为中心，在半径350～400公里以内，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县市都能看到当天省报；两天到达的为44个县市；三天及以上到达的50个县市[11]。该省1961-1963年各年报刊流转额已分别达10 968、9 279、11 239千元。其间，报刊流转额收入占邮电业务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1961-1965年该省报刊累计份数由252 797千份增至375 671千份[9]。

1958年前广东省省报《南方日报》当天到县的只占34.2%，2～3天到的占58.8%，4天以上的占7%，省一县的信函更慢：2天到的占27.2%，3天到的占40%，4天到的占14%，5天及以上到的占18.3%候车室的故事。个别边远的乡、社，甚至要10天以上才能到。主要原因是邮政通信的传递，绝大部分用手工式操作，不少地方还用人力肩挑，自动设备很少甚至没有。因此工作处理过程需时长，效率不高[2]。而随着邮政网路的发展虫师第二季，广东省1958年上半年报刊寄递速度大为提高：广州到汕头、潮州、澄海、饶平、南澳、大埔、普宁等县市，较前提早半天至一天到达；江门、新会、鹤山、三水、石岐等地读者能看到当天的《羊城晚报》。该省1959年计划发行报纸累计份数增长63.10%，杂志增长71.22%。1960年上半年，该省报刊收订“采取下达各支局、报刊门市部及各发行站的收订计划要求，逐日公布完成情况，逐日检查，及时深入基层了解与帮助”[10]。在完成时限方面，市区早报投递，除个别投递段未能完成时限外，其他都能完成时限，总的完成情况每月均达到98%左右[10]。
第三，邮政网路与汇兑业务。新中国成立初，汇兑制度沿用旧制——“票汇”。邮电部在1958年研究决定对普汇进行改革，由票汇改信汇。1959年4月起，废止票汇制度，改为信汇制度，使用新式汇套和新式汇款通知单。只需用户交付汇款与汇费，一切手续由收汇局处理，并且规定：汇款款额每笔为1 000元，汇费为1%，10元以下最低收1角[12]49。
嗣经邮政网路中的邮政局所持续扩张，汇兑业务得以不断发展。如196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邮电部正式下发《关于修订银行与邮局办理汇兑业务的分工办法及邮政汇兑资金调拨办法的联合通知》，其中规定：机关、企业、团体(一切国家和集体单位)汇出的汇款，不论收款人为机关、企业、团体或个人，一律由银行办理。但汇出的零星汇款，每笔金额在30元及以下的，如汇款单位自愿到邮局交汇，邮局亦可办理。个人汇出的汇款，一律由邮电局办理。邮电局办理个人汇款，一概收受现金，不收票据。另，关于邮政汇兑资金的调拨规定：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县(市)邮电局及所属支局、邮电局所，均可在当地银行开立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各开户邮电局、所，应在每日营业终了时，将当日业务收支结算清楚，除留存周转金外，必须保证将现金余额全部送存银行，最迟在次日午前办理，绝对不准以作别用；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余额，每月至少核对一次，由人民银行及时将对账单送交开户的邮电局所；各县、市局每年六月底和十二月底，应将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余额上划省(市、区)局，并填具“汇款委托书”委托银行办理上划手续；邮政汇兑资金往来账户的存款或欠款均不计利息，汇兑资金的调拨结算单身期限，银行也不收费[13]。上述改革不仅加强了汇兑管理，且方便存取调拨，对于邮政汇票业务发展起到良好作用。1958-1965年全国开发汇票由6 836.92万张增至11 147.2万张。同期，四川省的汇票业务也在逐年增长，汇票由7 179千张增至9 119千张[9]。云南省的汇票收入也由489千元增至735千元，出口汇费张数计由1 569千张增至3 275千张，进口汇票张数由1 275千张增至2 117千张[4]11-13(见表8)。广东省1960年上半年邮电计费业务总量为397.2万元，比1959年同期332.5万元增加19.44%，比1959年下半年348.3万元增加14.03%。该省1960年上半年业务总收入为384.3万元，比1959年同期298.6万元增加28.71%，比1959年下半年346.1万元增加11.04%[10]。其中，出口计费汇票上半年计划为851 000张，实际完成994 685张，为1959年上半年750 401张的132.55%(见表9)。

综而言之，“虽邮电业务自一九六○年全面下降以来，直到一九六二年秋收前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开始出现了稳定或略有回升的现象，这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相适应的。”[14]如1958-1965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由58 164.7万元增至85 484.7万元弹珠汽水，邮电业务总收入由48 635.3万元增至59 848.1万元，其中邮政收入由27 184.3万元增至29 228.8万元[1]173，188。再如1964年、1965年，邮电部在北京、上海正式成立邮政研究所。而北京、上海邮局的直线型和环形包裹分拣机也于1964年研制成功并投产使用，这两种设备经不断完善后，成为我国大中城市使用的定型包裹分拣设备。在这一时期，邮电企业创造出的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使得全国邮电总收入稳步增长，而这些经验对我国邮电事业的后期改革亦有所裨益。自“一五计划”至“文革”前，经过不断探索和调整，国家邮政网络持续发展，邮政业务稳步提高，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产生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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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