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九天九地（下）-练习的地方就不取名了

吊诡的是，1953年前后，粮食农产品总体增产之际，却发生了建国后首次粮食危机。据粮食部 1953 年 6 月报告介绍，在 1952 至 1953 年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的粮食为 547 亿斤，支出为 587 亿斤，收支相抵，赤字近40亿斤。 这其中有部分地区减产，外部经济封锁的缘故，但以下几点或许更为重要。
首先是农业增总产量，不增储量，农民完全不像当时经济工作一把手——陈云想象的那样“吃少，吃粗，吃稀”，而是在生活改善之后“多吃”。 据统计：农村人均消费粮食 1949 年约为 370 斤，1952 年则增加为 440 斤”。
再者，农民的储量也难以进入政府的分配渠道，小农对通胀风险下天然采取的去货币化行为，及存粮惜售，又减少城市工业品的购买，金观涛认为：这次短缺是由商品粮供给机制破坏 引起的，似不无道理。最后，一五计划起步，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1953年中国城镇人口较上年增长663万，增长 9.3%，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比 1952 年增长 32%。 对粮食需求猛增，最终导致供不应求的困境。
而此时，中共中央在5月下发的《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中，仍将“少征多购”作为粮食问题的长期政策。 面对日益趋重的粮食问题蒙山中学，依靠个体农民零星出售的收购工作捉襟见肘，周恩来不得不打电话给正在养病陈云求助。 而后者（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工作负责人），本在北戴河休养中，现在不顾病情，匆匆提前返京。
总之，这背后无不反应了当时农业有限的产量和一五计划开展后，工业大规模上马之间的内在紧张，亿万小农和城市工业化亟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的内在紧张。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在1953下半年，相继出台。毛泽东于1953年 6 月 15日在内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酝酿了一年的总路线。也即“一化三改，同时并举”，谁是主体，谁是两翼，地位分明；谁是目的，谁是手段，一目了然。一切都要为刚刚起步的工业化服务，“三农”负重前行，承担高积累的命运由此决定。
就在梁毛之争过去没几天，廖晓乔新中国成立四周年的国庆典礼在北京举行，紧张的气氛瞬时消散，万象更新，普天同庆，首都北京沉浸在一片欢呼、焰火之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面对盛况，心境则是喜忧参半。举国欢庆之时，粮食供求矛盾也越来越严峻。当晚，就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内，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听取陈云关于粮食征购与配售办法的汇报”。 这个方案是陈云到京后反复权衡，最终从八个备选方案中敲定的。陈云在城楼上对毛直言：“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毛当即就对这个“救火”方案表示了赞同。
次日，方案被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首先批评了一番“农民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接着谈到统购统销的“势在必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 “保护农民”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应该加以分析和批判”“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毛后来又在几次谈话也肯定地说：“保护农民”是一种错误思想，迁就农民小私有者的本性，等于迁就资本主义，等于推迟工业化的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统购统销，共了农民的产，农民可能不满。但是，确保农民的私有财产，确保农民的自由，“只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
他甚至修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说法，以实现逻辑自洽：年初毛强调反“五多”是基于农民利益，强调不过多干涉农业生产。而今呢，统购统销本身就是一大干涉，故毛讲：如果反对五多“言不及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 前后对小农的态度已大不相同，由此可见，毛已经渐渐改变他自土地革命时期延续的农民立场，转到社会主义对于“小农”的贬义语境中去了。
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正式推出统购统销方案。16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不看陈云在粮食会议上的原话，我们不足以了解时事艰难和中共决策的深思熟虑。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如实行统购统销，会出什么毛病）全国……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不实行征购或实行征购。如若不实行，粮食就会出大乱子，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如若实行，农村可能会出小乱子，甚至也可能出大乱子。”“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所以，中共高层，无论是毛，还是陈，对于利弊得失相当清醒，两难相衡取其轻，工业化最后成为决策的优先考量因子。如果说统购统销的被迫实行，直接缘于当时的粮食危机，但此后，它被固定下来，长达39年之久，则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密不可分，可视为是工业原始积累的配套制度安排。
统购统销的短期效果是显著的，1953年首次征购，共征购785亿，比上年增加30%，1954年又多购了100亿。 1953 到 1954 年粮食生产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也比去年同期增加51%。 而它的代价也正如当局所料，一时间人心浮动，必然导致层出不穷的“小乱子”，导致大量农民反抗，乃至群众性的暴乱。 所以毛泽东在1960年坦诚说：50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比较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
统购统销不仅意味着国家全面垄断粮食，也为其高效地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从农村提取资源创造了可能。这里有必要简单讲一讲剪刀差。剪刀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即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在这一时期，则表现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以较低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和工业原材料，以积累工业化资金。
这个政策取向一旦确定，其路径依赖就会根深蒂固，非某一人意志可以改变，在 1959年，统购统销已实行六年，毛仍苦口婆心地讲：“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产品交换不能完全等价，但也要做到相当等价。” 可据严瑞珍测算，1957年，中国剪刀差差幅约为0.64；1978年则为0.71；1987年才降到0.154。1952年，农业部门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的量每 100元价值中占 17.9元，1957年为 23 元，1978 年则约 25.5元，1984年回落到10元。
关于国家通过剪刀差这一“暗税”从农民手中获得工业化资金的数额，许多经济学学者，都做过定量分析：牛若峰、郭玮测算1952-1989年间的数额为9717亿少女新娘物语，相当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农业净产值的五分之一 ；据王耕今、张宣三统计，仅1953-1978年，剪刀差数额达94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产值的57.5% ；而徐淑英和陈国庆计算在1953年到1981年间，剪刀差资金也在8000多亿元左右，占到同期中国积累基金15000多亿元的50%以上；而国家在此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总额却相差十倍，只有800亿元。 具体数额或有差异，但都说明了三农在背负着何种巨大的隐性负担。而这种隐性负担，将为1960-1962年农村的人道主义灾难，埋下重重隐患。正是1959年死亡率上升时，中国的粮食出口量却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大多用于偿还外债、购买工业资料）。
粮食出口量和进口量 1952-1965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有其前缀设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但后来的实践却是跑着步进入社会主义——“三改”不到五年即告完成。其中的农业合作化，也有一个从缓进到突进的过程，伴随着对邓子恢的批判，实现了大落大起，疾风暴雨般席卷全国。后来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反省：“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确有“缺点和偏差”。
如此激进，一个重要的原因仍旧是急于克服小农与工业化的矛盾温建婷，单纯的统购统销，与高度分散的4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还是太高，必须把农民纳入合作社，必须将农业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才能解决交易费用问题，支撑起统购统销的同步运转。正如毛泽东所比喻的那样：“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女烈老虎凳。” “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与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相比，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生产合作社打交道要更容易、更便利”。
于是，通过这两翼协同，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地方政府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也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了79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编织到52781个人民公社里。 　
同样是在1953年4月赛鸽天堂网，政务院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指出对于要求进城的农民，除有工矿企业或建筑公司正式文件证明其为预约工或合同工者之外，均不得开给介绍证件。对已经进城的农民，除确实需要的之外，要劝其还乡。 人口流动限制和户籍制度已经在逐步形成中。不仅限制农民入城，以后每当城市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时，“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也可大有作为”的号召还将指引无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城市工业压力无形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实现城市经济的软着陆。
风起于青萍之末，梁漱溟似乎有所觉察，却不能理解，就在他和毛泽东争论的1953年秋，土改已进入尾声，粮食危机爆发，总路线公开发表，统购统销在农村大规模落地，人口流动的袋口也越扎越紧(这大概是梁漱溟反映：“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的问题所在)，城乡隔离的壁垒开始筑起，总之暗黑帝国，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政策、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把农民绑在土地上的二元户籍制度，一整套便于从农业提取剩余，便于积累的农业政策体系初现轮廓。
九天九地之差只会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位最懂农民疾苦的中共领导人，在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中，不得不谋划全局，作通盘考虑，在找不到最优解的情况下，一心想“大干快上”，迫切实现工业化，只能默认农民利益的牺牲。我们可以猜测，他批梁的愤怒来自何处，他此刻的内心又作何感想。毛泽东关于大仁政、小仁政的论断，与其说是对梁漱溟的反驳，我觉得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慰藉。
据孔祥智、何安华估算：至1997年，除去农业税不计，农民通过剪刀差暗税、78年之后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土地资源的低价或无偿供给，为国家建设积累的资金，三项合计17.3万亿元万足念什么。 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一数字，是三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定，为新中国现代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这一数字背后，是一个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无可逃遁的必然之殇。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估那个自1953年开始的时代，那个时代留下的，不仅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庞大的国家工业资产，供改革开放再分配，战后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大国里，唯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顺利实现了产业扩张，并进入结构调整阶段。那个时代也留下了一个城乡割裂、二元对立的矛盾体制，一个“三农”自身无法修复、弥合的创伤。
1976年，毛泽东逝世，而这个时代远未落幕。
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2.57。
1982年，杜润生执笔起草第一份以三农为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1985年，中央不再对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
1988年，梁漱溟逝世。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统购统销彻底退场。
2000年，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3年，温铁军开办乡建学院。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回归三农，此后年年是三农。
2005年，一号文件首次出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同年，新农村建设开始。
2011年，政府财政三农年投入达万亿水平。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出台。
如果说三农曾经不得不为现代化负重前行，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的今天，现代化福利就应该惠及最广大的农民。国家越来越重视财政转移、扶持三农的同时，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仍旧任重道远，如何解决九天九地之惑，仍旧没有一个妥帖的答案。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