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教会的大试炼 圣徒传记：《残年忆史》补充版第三部分-跟主脚踪
第三部分 1950年代教会的大试炼
转载
对边伯伯在《残年亿史》中所提到的有些名望人略加注解：
之所以做一点补充，由于当时在那个特殊的国内消息闭塞年代， 老人家知道的有一定的限制， 了解比较片面，也不足为奇。我们更不例外，因为当时每个人所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现据后来所知道的点滴信息，略作补充，仅供大家参考。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彼得前书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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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试炼：是否参加“三自会”
◆ 短暂的信仰自由时期
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新政权成立的初期。那时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各省、各地新政权的成立有先有后，所以各地教会的处境也略有先后的差异，但是各地教会的经历基本上是近似的。
中国的新政权成立后，先是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曾听王明道先生说过，新政权刚成立的时侯，他从北京到天津去讲道，回北京的途中，他看到墙上用白粉刷写的政治标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他心想，这个新政权真好，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他就照常地传道、聚会。
我个人也亲自经历过信仰自由的时期。昆明是1949年冬天建立了新政权的，但是1950年的六月间，我们十来位弟兄姊妹仍旧能在昆明的护国路上向路人传讲福音，并且建立了教会，可见信仰非常自由。1951年底，昆明各教会想联合举办一个圣诞聚会，大家要我负责组织。经由各教会年长同工们的推荐，我把各教会的青年弟兄姊妹代表集合起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一年的圣诞聚会，我们请了三个少数民族的唱诗班（他们都是在民族学院上课的基督徒学生，有彝族的、苗族的、傈僳族的），加上圣经学院的一个唱诗班，这四个唱诗班在聚会的讲台上唱诗。他们唱一首诗，之后就有一位年青弟兄或姊妹短讲。短讲传道的七位弟兄姊妹来自各个不同的宗派。神恩待那次圣诞聚会，有些信徒说，感人很深。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当地的统战部长对那次圣诞聚会十分不满，只不过还未加干涉而已。
1952年初，我应武定地区禄劝县彝族弟兄姊妹的邀请，和两位教会的执事去那里领会讲道。如前文所述，那次大会约七百人，连续聚会一周，当时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带着枪参加每次的聚会，但是聚会并没有被禁止。以后我们又在禄劝境内所经过的路上聚会讲道，都平安无事。只是在回昆明的路上，路过武定县城时被软禁了十几天。回到昆明后我便被诬陷，指控我去彝族地区传道破坏了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有的弟兄劝我要作最坏的准备。然而，最后并没有立即逮捕我，并且我还可以既不参加政府领导的“三自会”，仍能继续在圣经学院教课。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昆明教会的处境虽然越来越难了，但基本上还可以照常聚会。
◆ 1951年政府组建的“三自会”开始了控诉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支持、一些假信徒领导的“基督教联合会”，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1952年春天以后，各地的“基督教联合会”几乎都先后改组叫“三自会”。
成立三自会的会议不是由教会、传道人或信徒发起的，而是由政府召开的。“抗美援朝”（海外称为“韩战”）爆发后，西方宣道士被迫离华。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纷纷被政府接收。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府出面邀请全国知名传道人到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很多知名传道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就住在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却并未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由吴耀宗主持，会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议的19、20日进行了控诉会，成为后来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以后，“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但同时有人又称为“三自革新会”、“三自会”或简称“三自”。
1951年四月底三自会成立后，立即依靠政治力量在全国各地召开批判会[ 1 ]。五月初，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批判帝国主义分子。先是控诉西方宣道士为帝国主义分子。后来紧接着，控诉中国的传道人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帝国主义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提太多中国人的名字，但是那个气势和氛围已经让人感觉到有点恐怖了。
[ 1 ] 不过像云南等地，由于新政权成立的较晚，还没能正式组建三自会。但“三自会”的
前身“基督教联合会”，在昆明等地也已经初步组成了。只是西南一带的三自活动，
比起全国来略晚了一些而已。
三自会进而号召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传道人不敢多讲圣经，讲道成了政治宣传。那时还特别提到讲道要配合政治形势，如果当时的社会上、政治形势上有某个运动，讲道就得配合这个运动。所以当时讲道的人，往往是读一段圣经，再读一段报纸，然后再把它们联结起来，讲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如何。例如，当年有所谓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派斗争运动”以及后来的“五讲四美”运动等等，都成为讲道的一部分比菲德氏菌。而且，后来讲稿也要事先得到有关领导人士的认同。
三自会批判了帝国主义分子之后，继而批判“旧三自”，就是1920年代西方宣道士所提出来的“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等人认为“旧三自”还是受制于外国人的，称之为“假三自”，只有现在的“自立、自养、自传”才是真三自。吴耀宗等人以基督教内部人士的名义，逐渐向纯正信仰的人们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批判活动，以后就成了迫害基督徒的开路先锋。
◆“三自会”与新神学派
筹组全国三自会的领导人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干事，该青年会名义上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但是实际上，吴耀宗和绝大多数的青年会人士，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所信从的是实际上根本不信耶稣救恩的“新神学派 ( Modernism )”。
新神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不久就在各国流传。中国的留学生把它带回中国，而且也有新神学派的人到中国来宣讲他们的理念。“迎合世俗”是他们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新神学派觉得讲罪恶、讲世界末日，不合世人的心理，因此他们拒绝讲救恩，拒绝讲天堂和地狱，称之为迷信。大多数新神学派的人都不讲永生的救恩，只偏重讲社会服务，所以有些人也称他们为“社会福音派”，有人甚至称他们为“假信派”。
今以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为例，谈谈其中几处关键的、明显的“假信”的地方：
（1）明确地否定圣经：吴耀宗认为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神的话语，而是一本难免有错的教科书。（所以，后来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上刊登过圣经可以改编的文章。）
（2）否定创世记：公开声称创世记是古时流传的神话故事。
（3）否定基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认为童贞女生子只是美丽的寓言。
（4）否定基督代赎的救恩：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是爱的象征。
（5）否定基督的复活：认为所谓基督的复活乃是精神不死。精神上伟大、有感召力而已。
（6）否定基督再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毁灭，认为将来人人都会变好，品格都会提高。而大同世界的来到，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再临时带来的天国。
从这些地方来看，吴耀宗否定了圣经，否定了救恩，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我们受死、复活以及再来，否定了人的灵魂将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永远的灭亡，一个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吴耀宗曾说世界大同就是天国的到来，若今天他还在世上，我们要追问他，甚至追问像丁光训这些他的追随者：你们看看现在遍地泛滥的罪恶，人心能变好吗？世界会变成大同世界吗？人能建立世上的天国吗？
※新神学派的危害极大
首先，使人不明救恩，把信仰当成哲理讲论，把真理当成学术研究。他们讲道，不是让信徒得灵粮，而是满堂的理论，近似于画饼充饥；用好听的言辞，再加上一些笑话、趣闻，使人哈哈一笑，看似幽默，实际上是对会众的一种欺骗。
其次，只讲社会服务，把教会的聚会当成娱乐活动的场合。1940年代末的青年会，名义上是基督教的组织，却带领着年轻的男女跳舞直到半夜，这种情况确实使当时的家长担心。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前，有时在青年会里竟可以半公开性质地学习唯物论。
第三，他们迎合世人心理，使得所谓的基督教的聚会充满了世俗的罪恶。
有人说新神学派是撒但的工具，可以把人从礼拜堂里引向地狱，他们表面上打着信耶稣的招牌，实际上完全否定救恩。我也同意这一说法。1940年，因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开始在天津、北京的一些新神学派的礼拜堂里做礼拜。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我从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纵然听到一些高尚的道理，但对我的罪性根本没有触及。1943年我来到陕西洋县，去了内地会的一个礼拜堂做礼拜，第一次听到牧师讲罪、讲天堂地狱的时候，起初心里竟大有反感，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认为这种讲法太迷信了！1944年春天，我甚至因为厌世而一度想投入汉江自杀，后来在内地会吴咏秋教士的帮助下，我认罪悔改，而且就是在汉江受洗的。从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新神学派或社会福音派实际上是十字架的仇敌，是救恩的仇敌。那年春天我若真的投河死去，肯定是灭亡之子！是从礼拜堂走向地狱去的！所以我认为新神学派、假信派，比起一般不信的人来，更能为撒但所利用。
新神学派兴起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神学的论战。海外有纯正信仰的弟兄姊妹加以批评，在海内，1920年代的时候，神就拣选了许多神的仆人，例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人在讲道时从真理的角度对新神学派严加驳斥，并且持守圣经的教导，不愿与之不分彼此，免得鱼目混珠，使人困惑。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王明道先生为了维护纯正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肯加入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的基督教团。其他的一些少数人也跟随着王明道先生，支持他的看法，作出了美好的见证。（注：倪柝声、小群地方教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三自会成立初期，他对小群教会下了一个通知，主题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带领小群会众集体参加三自，但是在1952年从上海到沈阳的火车途中就失踪了。直到1956年，判了十五年徒刑。后来在上海青浦县甪直（lùzhí）监狱中服刑直到安息）。
1940年代，赵君影、计志文等人用属灵的能力，战胜了新神学派的泛滥。在我的记忆当中，当时的青年基督徒多半都是信仰纯正的。在我所就读的中央大学里面，新神学派的青年会里没有多少人，就是他们以开跳舞会吸引同学，也没有多少人参加；他们放电影，也没有多少人去看。我们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一次布道会就有一千五百人来参加，而青年会、社会福音派却组织不起多少人来。
1950年代，因为新神学派已经和政治联合，披上了“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外衣，所以是否参加“三自会”，就成了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大试炼。
◆ 当时教会的大试炼：是否参加“三自会”
※ 首先是爱国、爱主的困扰迷惑
如果不参加“三自爱国会”，是不是就表示不爱国了呢？有些教会对于这个问题是翻来覆去：有的加入三自会后，又退了出来；有的退出以后，又再加入进去。实际上，加入三自会不一定是真爱国；不加入三自会这样一个信仰混杂的组织，而从心灵里面按着神的教导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神的缘故顺服执政掌权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提前2:1-2，罗13:1，多3:1-2，彼前2:13），这其实是很好的守法公民。不过，在人的某些制度、要求、风俗、习惯不符合神的教导时，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了（徒4:19）。然而就像使徒彼得、保罗一样，即或为持守真道而死，也丝毫没有一点反对当时政权的意图，同样的，我们认为，大陆许多为了持守主纯全的真道而死在监狱内外的殉道者，也没有一个是不爱国而叛国的人。
所以，必须讲清楚的是：纯正信仰的信徒反对三自会，绝不是反对政府！起初和新神学派的论战，早在新政府成立二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反对三自会其实就是反对新神学派，同时也反对政治干涉、政教合一，因为圣经明说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上教训说，要为神的缘故，遵从人的一切制度，而且从心里愿意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即使有时政令、命令和许多措施对我们是一种难为，甚至是一种逼迫，圣经上也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这样的基督徒怎么会反政府呢？当年有一个规定，从外地来的人到了北京超过三天以后就要报临时户口。虽然很麻烦，但我觉得这个不违背圣经，就这样遵守。王明道先生也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圣徒经常不断地住到他那里去看望他，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只要超过三天，他就主动地往公安部门报户口。
三自会政教合一，信仰混杂，很多领导人都是假信的，所以当时信仰真纯的弟兄姊妹才坚决不肯参加三自会，即或加上“反政府”、“反革命”的罪名被捕、被杀，都在所不惜。但这绝不是和政府“作对”。
※其次是属灵争战极为激烈
加入“三自会”之后传道就比较安全一些，不加入，传道的危险性会很大。许多传道人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了“三自会”。当年各教会对于是否可以参加“三自会”的前身“基督教联合会”，颇有争议。1951年倪柝声弟兄曾和一些聚会处的同工们谈话（那次的谈话有人用速记的方式笔录了下来，这份笔录的复印件我曾亲自读过）。他讲话的大意是：教会应当是纯净和圣洁的，不能有任何的搀杂，就是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守则，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应当是完全纯净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搀杂；不过，这个杯子放在什么地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把杯子放在一个碟子里面，也可以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一个垫子上，只要保持杯子里面的水是纯净的，把杯子放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我当年一看到那篇讲话，我就想：糟糕了，大概聚会处要参加“基督教联合会”了。因为他的说法就是只要保持教会内部的信仰纯正就好了，即或参加到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会里去也没有关系。果然没过多久，几乎全国所有的基督徒聚会处都同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这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倪柝声先生的倡导。
当时，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的带领人陈恪三老弟兄对我非常关心爱护，我也很尊敬他，虽然他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几乎无话不谈。然而，1951年倪先生的那次谈话以后，昆明基督徒聚会处突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昆明众教会中，聚会处的人数最多，大约一百八十多人。其次是我和同工们建立的教会，大约一百二十人。聚会处参加基督教联合会后，我们教会成了众矢之的。当时我压力很大，自以为加入基督教联合会就便于传福音，因此我和我们的教会也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但1952年云南日报批判我传道影响了彝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时候，我马上感到这是神对我的管教。我个人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很痛的教训中，第一个就是：太注意外边的工作，而忽视神在自己心灵里面的工作，很可能会造成失败，让主的工作亏损。神看工人的持守高过工作的发展，而我却希望用人的方法保守工作，竟不惜让工人本身失误。我明明知道加入基督教联合会是和世俗联合，信的和不信的混杂在一起，这不讨神喜悦，但还是加入了进去。然而什么时候人看重工作过于所当遵守的真理，神就会为真理而不惜拆毁工作。因着主的怜悯保守我度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日。当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改建成三自会以后汉唐乐府，我立即声明不去参加三自会的活动。虽然在人看这是相当危险的一步，但是我心里反而平安了下来。实际上在1952年以后，好多以前参加了三自会的聚会处的同工，以及其他的同工们，都相继退出了三自会。
1952年秋天当我声明不去三自会以后，昆明宗教事务处的负责人龚先生（或巩先生？）曾叫我去谈话。龚先生起初对我非常客气，称赞我受到一些信徒的尊重，所以希望我到三自会来“发挥一些作用”。
我说：“这些基督教联合会和三自会的领导人和我们广大信徒的信仰根本不同，所以他们曾用‘基督教联合会’的名义登报说我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跟着就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我，说我‘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我实在不便参加他们领导的三自会。”
龚先生说：“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我说：“无论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按照圣经的教导，真信的和假信的原不相配，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
龚先生说：“你们可以按不同的信仰分组开会、学习、讨论。”
我说：“现在您说可以分组开会，万一您的工作有了调动，谁敢保证我不受他们的攻击呢？谁敢保证这些人不再随意诬陷人呢？”
龚先生忽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你这样固执地不肯参加三自会，对你不利！”
我暗自祷告，略停了一下，和气地说：“您一定调查了解过我传道前的经历。自从我谢绝出国留学而决志到边疆传道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有利或者不利’的问题。”
龚先生似乎一时不知道再讲什么。我心中却忽然来了一点智慧，就问他说：“您是共产党员吧？”
他想不到我竟然问了这么个问题，茫然不解地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了。”
我说：“（那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也说他是个共产党员，黄瀛漩但是国际共产党联盟组织早已认为他是个违背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把他开除共产国际联盟了，您能和铁托坐在一起谈论共产主义吗？”
他没想到我有这么一问，仓促间回答说：“我当然不能和他谈论共产主义。”但是他又机智地补充说：“可是我们和铁托仍旧有国际外交关系，还是可以一起开会的。按政府规定，政治学习是人人都要参加的，如果你在学校教课，你就不和你所说的新神学派的老师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吗？”
我说：“当然会一起学习政治。如果他是个领导，我还要听从他的正确的命令指挥。但是如果谈到信仰问题，我绝不能对他们混乱圣经的言论默然不语！”
最后龚先生似乎向我施加压力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我说：“我是经过深刻地反思以后，感到过去参加基督教联合会是违背圣经教导的错误，才在联合会改组为三自会的时候，决定不参加三自会的。”
龚先生言外有音地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我从龚先生那里回来以后，确实曾在神前反复思想过自己有限的侍奉经历。回想以往，自己对神、对人实在多有亏欠，也有失败和软弱；但是，我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去参加三自会寻求安全。后来我在被捕、释放后，也曾有过软弱。但神保守我始终没有参加到三自会里去。
我很尊敬贾玉铭老牧师、杨绍唐先生、倪柝声先生，他们后来加入三自会，我觉得非常可惜。我认为他们都是因为外面的压力加入三自会的。杨绍唐先生是被批判以后加入三自会的，倪柝声先生，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当年他开办了生化药厂而被定为资本家的压力而加入了三自会。贾玉铭老牧师起初不肯加入三自会，后来领导宗教事务工作的政府人员跟他讲了两个条件：第一，加入三自会以后，绝对不干涉他负责的灵修神学院，灵修院的建制和课程完全不变；第二，把他历年以来教课的大纲“圣经要义”[ 2 ]这本书印出来。为了这两点，他加入了三自会。灵修神学院加入三自会之后，贾玉铭老牧师的两个学生孙美芝和王颂灵退出了灵修神学院，退出以后两个人就被逮捕了。那时候属灵的争战就是这样的激烈。[ 2 ] 《圣经要义》这部书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各卷圣经，而是提纲挈领地解析经义。直到贾老牧师离世，那部书没有在海内出版，而是后来在海外出版的。
（注：贾玉铭、先是焦维真在北京创立了传道人修养院，参加三自会后很多同工纷纷离开。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立了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后来迁移到上海。写了圣经要义等书，三自会成立后，被诱惑参加了三自会，被指定为三自会的副主席。但1952年以后，神学院被解散，他的书也没有在当时出版，（直到90年代后才出版出售）后来在晚年的时候都不会祷告了。
杨绍唐、杨绍唐牧师是在当时代教会中著名的基要派传道人之一。可惜在1954年大患难中因为惧怕被威胁参加了三自、由于杨是王明道的好友、随即被命令动员王明道也参加，王直接问杨如果没有压力你会参加吗？杨即流泪回答王（如果没有压力我不会参加···）不久控诉运动展开，扬被定为帝国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扫马路时倒毙在上海静安寺街头，他的儿子杨安西后来是天津市的三自委员，令人唏嘘不已！
倪柝声、小群地方教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三自会成立初期，他对小群教会下了一个通知，主题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带领小群会众集体参加三自，但是在1952年从上海到沈阳的火车途中就失踪了。直到1956年，判了十五年徒刑。后来在上海青浦县甪直（lùzhí）监狱中服刑直到安息）。
※王明道先生的卫道论争
王明道先生经常发出“先知之声”。1951年昆明的陈恪三老弟兄和我相继加入基督教联合会以后，有一天陈恪三老人突然拿着王明道先生出版的一份《灵食季刊》来找我。原来王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个传道人，在神面前应当有所持守，不能“蝇营狗苟”。(意思是说：不能像苍蝇那样经营神的事工，不能像狗那样苟且偷生！)陈老弟兄说：“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在蝇营狗苟呢？”我想，这是神藉着他的仆人王先生对许多传道人敲响的警钟。这句话到如今仍然掷地有声！
王先生在1950年代的初期有几篇重要的捍卫真道的文章，批驳假信派、三自会那些领导人的谬论。1953年，我被迫离开云南，来到北京，当王明道先生连续发表那几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他那里受教，也帮助老人家校对过几篇文稿。这些文章分别是：
（1）“真理呢？毒素呢？”
因为新神学派诬蔑纯正信仰的人所传的、所讲的是传播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就不敢传讲纯正的信仰了。但是什么是毒素，什么不是毒素，他们又不说，这就使得一些纯正信仰的人更害怕了，怕不知不觉就传讲了他们所谓的“毒素”。所以，王明道先生就写了“真理呢？毒素呢？”。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到了新神学派的人所说的毒素正是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2）“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
那时，我和王明道先生夫妇等人一日三餐都在一起用饭。一天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吃了，而一向守时的王明道先生却来得很晚。大家都感觉很不寻常，就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王明道先生笑着说，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讲道的题目，是“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之后他就一直祷告，默想这个讲题，所以起床就晚了。这篇文章直接了当地指出新神学派的人实际上就是像犹大一样的人：犹大名义上信主、跟随主，后来却以和主亲嘴为暗号卖主；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如何和主亲近，实际上所说所做的却是卖主的行径。
（3）“我们是为了信仰﹗”
新神学派所控制的三自会，把一切忠心向神的人都诬蔑为有政治性反革命的罪行，所以王明道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文章当中，就说明我们持守的是真理，驳斥了他们的诬陷，有理并有力地阐释了我们基督徒只是为了信仰。对于那些蓄意把政治和信仰混在一起的人，这篇论著本来是可以让他们无话可说了，但是就在王明道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955年8月8日凌晨，正好是他和王太太结婚27周年的纪念日，他们二位一起被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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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打牧人羊群分散
◆ 1955年以后，神的忠仆纷纷被捕
※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 1 ]
在逮捕王先生以前，先是由吴耀宗等三自会的人批判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会，然后就说王先生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政府的领导。这样便由信仰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逮捕王先生的时候，和王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本来我是长期住在王先生那里的，但我因为大嫂病故当时正在天津料理家事，所以没有同时被捕。然而北京市内，和王先生几乎同时被捕的有王绍武、王长新、游约伯、吴以遵等数十人。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是一般信徒被捕。在这些人被捕前后，几乎都是由那些“三自”人士批判、控诉、揭发他们的“罪行、罪恶”，然后政府就根据“三自”人士控诉的内容，对被控诉的人定罪、逮捕、判刑。所以让人们看起来并不是政府逼迫教会，而是“根据民意”才逮捕“罪犯”的。
这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人，有的和王先生根本没有来往、没有见过面。这些人，只因为赞同王明道先生的看法，就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受到一些难为。比如有一位刘扬芬老弟兄，他亲自和我说过，当时他在南方，有一次开会批判王明道先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批判，所以就不发言，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家就问他：你对王明道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仓促中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弟兄”如何如何。话一出口，大家哗然：王明道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一上来就称他为王明道弟兄。就这么一句话，羣起而攻之，他就受了很大的难为。
[ 1 ] 反革命集团意为反政府集团。
※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继北京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之后，在上海又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倪柝声先生因为经办了生化药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法资本家，被逮捕后判刑两年，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之后改为二十年的刑期。聚会处的一些同工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此纷纷被捕，比如说南方的陈恪三，天津的夏希灵，还有初立鹏等很多的弟兄。
※ 甚至一些参加三自会的人
另外有些参加了三自会的人，也被捕了。例如昆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捕了。
这样的批判、逮捕延续了数年。例如昆明的杜忠三、施传清等人是1957年被捕的，吴维僔（以巴弗）是在1950年代末期被捕的。前后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并有许多人殉道肽能。例如俞成华弟兄（他曾翻译了《馨香的没药》和《与神同在》），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时期，当众人批判他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张谷泉弟兄，因为不肯妥协参加“三自会”和新神学派合作，在新疆被逮捕，1956年在监狱里被主接去。赵西门弟兄的妻子文沐灵姊妹，也是1950年代在新疆被捕，死在狱中。恩典院的创始人张周新、陈善理夫妇，1955年和王明道先生同时被捕星戒全文阅读，后来在狱中被主接去。还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因为不肯参加新神学派所领导的三自会，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当时信徒面对的困境
※“五教合一”的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宗教，所以倡导五教联合。1958年，天津成立了一个五教联合的飞跃塑料厂，促使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神父、阿訇、修女、牧师们等人，天天都要在一个车间里劳动，延续了多年，直到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发动了互相批判斗争，迫使各宗教的“宗教职业者”放弃信仰。1980年代初期，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和当年其他的神学院一样，都是三自会领导的神学院），要在北京举办一个五教的联欢会，而且院长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联欢会。大多数的学生都随波逐流：院长叫去，那就去吧。但是有三个学生觉得心里不平安，不应该去，而这又是院长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问每一位燕京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回答，没有一个！这三位同学，都为此困惑，这是他们中的一位亲自和我说的。所以，神学生尚且如此困惑，一般的信徒当然就更加困惑、迷茫了。
※信徒难有交通
当时海内的信徒已经和海外的弟兄姊妹断绝了联系。但是同在海内的信徒，也很难和其他信徒有交通来往。有些信徒被逮捕、劳动改造，他们当然不容易和其他信徒谈话、沟通。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即或在过去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彼此也不敢多讲什么话。那时，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和我很熟悉，但是我被捕释放以后，在街上见面都不敢说话。有一位老弟兄，过去曾经请我到他家里去吃过饭，我被捕释放以后，在一条很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碰见了他。那条胡同窄的连三个人都不能并肩行走，他往我这边来，我往他那边去，但是他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我，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一点也不怪那个老弟兄，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信徒们的处境。不过有时候能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就会让人深受感动！
※“大联合”
1958年前后三自会实行“大联合”，削减礼拜堂约90%以上。这也是由吴耀宗、丁光训推动的。他们表面上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宗派林立tovpn，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要联合起来不再属于哪个公会宗派，实际上是借着这个大联合，消减了大约90%到95%的礼拜堂。例如上海在大联合以前，共有一百多个教会（甚至有人说接近二百个），但在大联合以后仅剩下了十六个礼拜堂（不是扩建的，只是原有的礼拜堂点）。又如天津，大联合以前约有几十个教会，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山西路、东门里、昆纬路三个礼拜堂。北京原来大约有几十个教会（有人说将近百十个），但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崇文门、宽街、珠市口、缸瓦市等不到十个礼拜堂点。这就是当时三自会所实行的“大联合”的所谓“成果”。
还不仅是这样，在所余无几的“联合礼拜堂”中，也很少有信徒再去听政治演讲式的“讲道”。丁光训的追随者曾说：像雷锋这样的好人，虽然不信主，你怎么忍心说他下地狱呢[ 2 ]？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雷锋一个人的问题，他们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些名人，例如高居在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信耶稣，但你忍心说他们会下地狱吗？有一个小姊妹，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们家里来，但是她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常上我家来玩。有一天，他们要搬家走了，我觉得应当去看一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三自会里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却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天正好那个小姊妹也在那里，我就跟她说：我们信不信主是决定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事，所以要好好地信主，好好地爱主啊。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和信主的人讲的话，没想到那位小姊妹的父亲却对我大加称赞。他对女儿说：“你要好好记住边叔叔的话，这些都是推心置腹的话，是别人都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在礼拜堂里你都听不见这些道理。”他好心好意地称赞我，我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话在礼拜堂里也听不见呢？他说：“你想一想，这些街道上的组织、区政府的组织、市政府的组织，哪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信主的呢？所以，在三自会里面，他们也不敢说不信主会下地狱，信主的人才能上天堂密恋中校。”信主与否是关乎永生或永死的问题，而这么一句最简单、最根本的话，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却是不敢讲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 2 ] 基督徒所说的“罪人”，并不是中国人从伦理道德来判断的“坏人”，而是指我们生
来就是完全污秽的、得罪神的“罪人”。而且，就算是从道德性来看，我个人认为雷
锋也不可能是完全没犯过错误的。另外，雷锋说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要像春天那样
的温暖，而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时全国的人都要学雷锋，学
生更要学雷锋。没有几年以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红卫兵，学雷锋很积极，
打死了多少人！？因为雷锋说，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既然要残酷无情，那就把人
往死里打。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的邻居，亲耳听到这位红卫兵说，他们去打一
个他们所谓的资本家，打了一次没有打死，第二天，第三天，一再去打，还没有打死，
这个红卫兵就说：这人为什么打不死呢？由此可见这些青年人的心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雷锋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所以，大多数信徒觉得与其去这样的礼拜堂，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有人形容三自会的礼拜堂主日的崇拜是“门可罗雀”。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少许残存的联合礼拜堂也因无人登门而停止聚会，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因为礼拜堂尽都关闭，所以三自会无公可办，也就停止工作了。但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三自会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是红卫兵摧毁的，我说绝不能完全怪红卫兵。1966年红卫兵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而1966年以前全国还有几间礼拜堂？每一间礼拜堂里，还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件事只有三自会的领导人知道，希望他们能把这个数字公开，和大家讲清楚。
◆ 海外圣徒迫切为海内教会祷告
在1950年代海内教会遭遇大试炼、大逼迫的时候，许多海外各地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自发组成了中国的边疆祷告团。在香港、台湾，当时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福音遍传中国的边疆传道人祷告，所以叫边疆祷告团。
海外圣徒迫切地为海内祷告，当然就帮助了海内很多人。我自己可以作见证，好几次我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患难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应当说，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当年为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有些海外的同工说，目前海外教会也都有祷告会金佩珊。但是像以前那样火热的祷告和迫切的心志却少见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要有复兴，就一定要有祷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现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疏忽祷告的教会，就很难看到复兴，顶多看到热闹。搞一个party（派对）、一个聚餐、一个联欢，大家在一起说说家常，说说世上的事，可以热热闹闹，但是灵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要有祷告才会有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