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昆明起义前“云南王”卢汉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律师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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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军事文摘》
作者 | 吕传彬 呼东方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但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但卢汉早期的人生轨迹与龙云密不可分姚尚武。
1895年，卢汉出生于云南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家族，在六兄弟中居长，龙云则是他的表哥。小时候，他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
1911年初，又跟随龙云到四川投军邓志乐。第二年5月，两人都被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卢汉学习步兵科，龙云学习骑兵科。
讲武堂毕业后，两人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5年，龙云任第五军军长，卢汉任第七旅旅长。1927年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随即，他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统治云南十八年的历程。
在随后的两年中，为了统一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位实权拥有者。
从1928年开始，卢汉担任省政府财政厅长。其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1930年春，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辞去了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他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真牌珠宝。他虽然没有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的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表弟的意见。当时省内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都由卢汉出面。
据卢汉女儿卢国梅回忆，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卢汉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卢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抗日态度非常坚决，提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抗日救国。9月9日，滇军20万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出征抗日。
著名的血战台儿庄战役中，卢汉带领的滇军参加了最惨烈的禹王山攻防战。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振。后来，六十军改编为第三十军团，接着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
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五年里，卢汉没让日本人越雷池一步，并于抗战后期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命令滇军进入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并给龙云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1945年9月28日，卢汉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
滇军入越后，蒋介石马上变脸，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五军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5年12月1日，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卢汉在主观上同情学生运动，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此时的卢汉以地方实力派的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亲自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
据卢国梅讲，蒋介石也查觉到了卢汉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一直怀有戒心。
随着形势的发展里海怪物，特别是解放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共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卢、蒋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49年云南发生的“九九整肃”，就是卢、蒋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场斗争是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最后的较量。

卢汉（右二）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他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一方面，卢汉积极寻找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还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反压制的斗争，如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香港报纸登出了“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各方面人士。撤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企图把云南纳入桂系范围；蒋介石深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从台湾飞往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到重庆会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到了重庆，惟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
蒋介石急如星火，卢汉则顾虑重重，深怕到重庆后遭到扣留，因而忐忑不安，举棋不定。直到8月29日卢汉仍称故不去，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往昆明，催促卢汉启程。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又打来电话，希望卢汉以“党国为重”，并担保来去安全。卢汉仍然下不了决心。
8月30日晚我的篮球梦，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以欢迎俞济时为名，邀请卢汉赴宴，拟在宴会上绑架卢汉，连夜挟持飞往重庆。为此，余程万派兵把守，戒备森严。卢汉早有戒心，见余程万催他赴宴紧急，就警惕起来，称病拒绝赴宴，随即在家中召集心腹讨论对策。大家一时没了主意，蒋介石那里又不能不有所回应，于是派省府委员杨文清、秘书长朱丽东作为代表，于8月31日随俞济时飞重庆复命。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卢汉必须到会，并表示如果卢汉不放心，他可以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作人质。

1949年4月21日的南京解放，令卢汉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
9月3日，俞济时与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萧教肃再度来昆明催促卢汉，张群也打电话来进行威胁，说国民党有3个军向云南进逼，桂系亦有派兵入滇之势，造成昆明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卢汉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不是国民党嫡系及桂系的对手，况且人民解放军还远在湘鄂一带，一旦发生事故，难以策应，于是决定冒险前往重庆。临行前，卢汉与民政厅长安恩溥、旅长龙泽汇及杨文清等心腹商议，万一到重庆被蒋介石扣留不能回来，就插上红旗，宣布起义。军事方面由龙泽汇负责，政务方面由安恩溥负责，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并约定卢汉到重庆后发电报回云南的暗号，单日来电署名用“卢”字，双日来电用“汉”，如暗号不符，就说明出了问题，可立刻采取行动。
9月6日，卢汉率朱丽东及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裴存藩飞往重庆，出发时贴出了“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的安民告示。
出乎意料，卢汉到达重庆机场时，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张群、黄少谷、蒋经国等军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然后将他送往重庆山洞林园别墅，与蒋介石密谈。
蒋介石满面欢喜，盛情款待。卢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也乘机施展手腕，表示在国事艰危的时候，应当同舟共济，不能互相倾轧，说得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他这一番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双方讨价还价地密谈了两个昼夜，蒋介石同意卢汉把云南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作为反共武力，发给100万银元的军费，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陆续补充硅谷大帝，并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指挥。但交换条件是，要求卢汉服从中央，执行“戡乱救国”，回昆明后进行“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杨杰、杨青田等100余人，镇压民主运动，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边纵等。
9月8日下午，卢汉乘专机从重庆飞返昆明，省市政界头目和新闻界百余人到机场迎候。然而卢汉下飞机后，没有表明什么态度，就去“休息”了。接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一大批特务，乘另一架飞机到达昆明。徐远举一到昆明，就指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特务10余人，赶到昆明靖国新村杨杰家中，准备立即逮捕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驻苏大使、民主人士杨杰。可是，杨杰已听到风声，就在徐远举所乘飞机降落昆明机场时，他也乘飞机离开昆明飞往香港。徐远举等人扑了一个空，大为恼火。
徐远举到昆明后抓紧活动，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整肃指挥部，下设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同时成立中等学校整理委员会。作好一切准备之后，9月9日晚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整肃指挥部行动组组长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行动会议，近200人出席了会议。沈醉声称，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总裁下令整肃，大家要认真执行。会议进行了分工，宪兵负责查封报馆和广播电台，逮捕所属工作人员及住在郊区的人员；警察负责逮捕在市区内的人员。会后立即开始行动。这一天晚上，全市范围内的大搜捕开始了。
大逮捕前夕，卢汉通过地下渠道，给有关人士打了招呼，要他们尽快回避，以免遭到不测或逮捕。即使如此，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仍遭到了逮捕。被捕者有省参议会副议长、共产党员杨青田，省木棉公司经理张天放，省政府顾问马伯安，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共产党员李群杰等等，几天之内，共逮捕480多人。同时，查封了除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两家外的一切报刊和电台。9月10日，又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
3天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率一批特务赶到昆明，一方面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审讯被捕者；另一方面又逼迫卢汉，要他杀害200多人。昆明一时间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九九整肃”。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向卢汉指出要全力营救被捕者。“做到少杀，最好一个不杀。”卢汉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很清楚：只要杀了人，就会被蒋介石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难以脱身；而如今自己处在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和特务包围下，要摆脱当前困境，谈何容易。他只得采取拖的办法，拖一天算一天。
9月30日，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经过商议后，提出了处决名单，达200多人，交给卢汉。毛人凤只等卢汉一签字，就痛下杀手。名单送到卢汉那里，卢汉却不慌不忙地说:“杀人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毛人凤再考虑一下。毛人凤无可奈何，减为120人，卢汉仍认为杀人过多。最后毛人凤把要杀的人减到40人，杨青田是被处决的第一名。毛人凤的算盘是，只要你卢汉同意杀，至于杀多少，到时就由不得你了。然而，卢汉表示，为慎重起见，需要进行复查，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为此，卢汉积极活动，争取把被捕人员的看管权和审判权拿过来。
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斗争，蒋介石终于同意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卢汉随即任命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蒋介石则指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军法处长陆坚如，上校军法官阎仲铎及沈醉三人参加会审，卢汉又加上绥署军法官刘汉章为主办军法官。
虽然五人军事法庭中，云南方面只有二人，但掌握了审判长和主办军法官的大权。卢汉又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关押在陆军监狱，没有卢汉本人的手令或绥靖公署军法处的传票、提票、释票，任何人不得传讯、提审和调动，违者军法从事。这样，夺取了看管权和审判权，就掌挥了主动权，就有可能力争“一个不杀”。

云南解放时，刘伯承（背影）与卢汉握手
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上旬为止，经过卢汉批准，已先后释放380多人。事情拖到11月3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到昆明，对卢汉进行拉拢。卢汉随即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暗示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要求对政治犯从宽处理；同时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钟嶽等，找李宗仁说情。
李宗仁于是在各人民团体给他的呈文上批示:“罪无可逭，法拉美穗情由可原，准予从宽处理。”卢汉立即根据李宗仁的指示，于1月27日下令将最后一批被捕人员释放。“九九整肃”从而得以最理想的方式了结。12天以后，即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起义。
摘自：世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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