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康生主持晋绥土改：惨剧层出不穷-文史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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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旧日子，旧人物》，作者：散木王者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47年是一个让许多当年的过来人谈虎色变的年代。内战已经严酷了，在一些解放区又不同程度出现了举措失当的土改中的“左”倾风潮。
原来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亦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而在具体执行中，制定和掌握相应的正确政策也至关重要，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同时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等）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则应予适当照顾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展开。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同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普遍的整党运动。这个会议和纲领的缺点是对此前已经在一些地区土改中暴露和出现的“左”倾做法注意不够，对一些地区土改的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土改中划分阶级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极品大太监，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倾错误继续得以发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倾风潮最严重的就是晋绥解放区了，它的始作俑者康生的“经验”甚至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推广，甚至当时还印有一本《康生语录》。于是，土改运动得康生等的“晋绥经验”而走入歧途，“左”倾逆流从此猖行，虽然运动后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努力下有所纠正，却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的遗毒之为害是不可小觑的。
这年1月，康生、陈伯达等带领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考察并开展土改试点，随行还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以及李伯钊、毛岸英、谷羽、杨之华等，晋绥各地的干部张稼夫等也陪同参加。康生等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临县郝家坡、静乐县潘家庄等处试点，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等文件，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教条出发，采取放任主义，指责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泼冷水，“只有地富立场没有贫雇农感情”，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大石头”，水谷雅子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①即由群众自己来划分成份，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康生等还执意将土改中关键的划分阶级成分加以主观主义的理解，即不根据革命导师关于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的划分标准，却以为晋绥是老区，如果按过去的标准划分地主、富农就会找不到对象②，而且他们早已在革命政权下隐匿起来“化形”了，他们钻了空子：解放区政策规定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只没收他们的土地（富农则是其多余的土地）和浮财，并对他们在政治以工商业者对待，所以，他们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于是，康生等研究出划分“化形”地、富的标准，简单地以查三代、看“铺摊子”的大小、看政治态度来作为依据，即以其土地和财产的规模以及其历史根源、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群众的态度为标准。
这样一来，如边区首府的兴县蔡家崖，552户人家应有124户是富农了，占到了近三成，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则不惜来侵犯中农土地，不惜重新打乱平分；对已被分地的地主则要揪“化形地主”肥仔球王，以为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是地主卖了地而把银元藏了起来，所以又要“挖底财”，“挖浮财”，就是侵犯他们正当的工商业；接着又大搞逼供信，对地主、富农甚至对他们这种做法稍有不满的干部、党员等捆绑吊打、乱打乱杀，并且又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主张所谓“踢开干部绊脚石”、“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党政机关开会，凡是地、富家庭成份的干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上，如此等等。
晋绥根据地于是闹得是鸡飞狗跳，土改把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即使一些有功于中国革命的地主和富农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晋绥著名的三位开明绅士——孙良臣（曾作为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成员赴延安，后任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被打死了，另一个闻名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边区参议员。他在兴县蔡家崖的住宅就是贺龙的司令部，毛泽东与《晋绥日报》人员的谈话就在这栋房子里。他兴学办教、创办农民银行支援抗战、组织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开办纺织厂为抗战做物资供应、捐献钱粮衣物给根据地政权以及山西新军，还曾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身份访问延安，得毛泽东等热情款待）呢？康生说：他姓牛么，就应该像牛一样对待这个地主。于是命令把他鼻子上开洞，穿上环，环上绑上绳子，他的儿子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山西“牺盟会”重要中共干部的牛荫冠，“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斗争会会台）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③，不多时也就斗死了；另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④也受到无端打击。
这样的记载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惨剧，在《谢觉哉日记》等上面也能多少看到。
此时谢老和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与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康生、陈伯达等很有意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正在发起宪政运动，延安也在加紧起草宪法和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土改中出现的“左”倾罡风无疑破坏了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努力，谢老等赴晋绥附近一些村子里参加土改，发现康生等“蹲点”的经验正广为传播，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比如谢老，他是党内较早注意到“左”倾危害的，因为他是过来人，先前“十年内战”时“左”倾出头，如“柳州暴动宣布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大会上被（有人）反对，（就）杀死县委全体”；“湘鄂西八一暴动，每县成立教导军，群众大会用武装包围住强迫当兵陈美贞，（结果）群众暴动杀死工作人员”；党内则“湘鄂西肃反只剩下夏曦，连最会打仗的段德昌也肃掉了”。⑤这还有柳直荀、毛简青等。那时谢老还是湘鄂西根据地著名的“四大文豪”之一⑥，没有想到：四个人只剩下他自己了，其他三位“文豪”周逸群、万涛、孙子涛均在“肃反”时被诬杀，不是谢老“不该杀”，只是他命大而已。⑦
那么，那些“左”得可怕的“孩子们”后来还是“孩子们”么？从“反仁政”走到“越忍心越革命”，这个逻辑一旦被认可，后来种种也就瓜熟蒂落：1947年土改中的过“左”行为，到了1966年后重现，不过更是“水平”见长而已。谢老痛感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他说：“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土改政策是基本一环。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很大，不可马虎。土改很复杂也很简单，很伟大也很平常。翻转几千年的社会——很伟大；普及到不同的每个农村角落——很复杂；然而又简单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了解，平常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执行；复杂含在简单里，伟大含在平常里。一些‘聪明’的同志故意把它弄得高深莫测，农民不了解，以至脱离我们。平分土地人人懂，都赞成kaix，他们说不合阶级路线特警英雄，要‘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要斗争，又没有标准蛇结编法图解。‘对敌人不要讲手段’，农民不懂了，怀疑、惧怕，因而运动就展不开；罪大恶极的恶霸斗死他，农民懂得，次要的或只人们对之不满的，也把他吊打以至于死，农民就不懂了，不懂又不敢说，躲着。不是从群众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来领导群众，而是从主观出发，表面似是群众愿意的了解的，实则全不是一回事，热昏了，眼睛起团子花。”⑧
再譬如曾参加过晋绥土改的力群在其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涯》⑨一书中，也述其参加晋绥土改，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之外还有“对敌人不要讲手段”的“阶级路线”，逻辑也是“越忍心越革命”，其中就有肉刑的“磨刑”，他还创作了一幅壁画反映之。⑩“磨”，是用绳子拴在人双脚上，如拉死猪，在铺上炉渣碎块的长径上磨其脊背。
当年毛泽东为山西崞县土改经验的总结《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加按语，树为典型，作这报告的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就是“左”得出奇的人物，“为了逼底财，就用磨脊背的肉刑磨地主富农，至后又搞查三代找地主等等做法”，有个地主温德恭不过是小学教员，只因为说不出底财藏在哪里，“磨脊背后又吊起来，最后又用香火烧肉体，把整个脊背烫烂后第二天就死了”；一个老红军刘生凯（后来是太原警备副司令员）看不下去，表示不满瓷都排盘，就被谭召开斗争大会批判说他“右”了。草菅人命，更有被刀割去耳朵，继被刺刀捅死，死后又被挖去内脏，连生殖器也被人割去吃了，最后狗又把尸体啃了。晋绥临时农会的《告农民书》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一场斗争大会就打死八条人命”。
晋绥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风潮（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后来又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未能清醒认识其错误并给予抵制和纠正的中共晋绥分局则又召开土改和整党的地委书记会议加以贯彻执行，却又来批判所谓“右倾错误”，使“左”祸进一步升级和泛滥：扩大成分、侵犯工商业、土地绝对平均、加大打杀等，在这个时候，《晋绥日报》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就又有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反“客里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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