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日本投降的那个夏天-旅顺口大型画传
1945年，旅顺体育场举行驻旅日军投降仪式。日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小林渊五中将在这里向苏军进驻旅顺最高领导交出了指挥刀，但苏军并没有接受，而是退回。小林中将为名将之后，他的亲生父亲就是日俄战争名将中村觉大将，后曾任关东总督。小林后死于西伯利亚战俘营。

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后的旅顺

由头：我们为何要写1945年前后的旅顺故事
2010年是全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取得胜利的65周年，65年前的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份，而故乡旅顺则是中国半个近代史的缩影。如果说全中国人民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开始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了八年之久的话，东北人民则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足足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了十四年，而大连人民则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故乡旅顺人民则更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期，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了两万余众，被奴役的时间则足足有半个多世纪。
出生于1941年6月13日的笔者，今年正好到了古稀之年，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些故事依稀记得。自从1960年上大学离开旅顺后，虽然也有时回旅顺省亲，但大都匆忙而过。去年冬天照顾了在病榻上奋斗了七年零一个月又十天、与笔者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的老伴，终于离我而去。安排好她的后事，应家姐邀请回到了旅顺歇息，邂逅五稚年的老友金正兄，谈起旅顺往事，三位古稀老人终于决定把自己记得的旅顺往事整理出来，以飨后俦，于是便有了1945年前前后后旅顺物语这篇文章。一生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虽然不及三分之一，这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然而，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却是相伴终生，怀念童年在故乡度过的美好时光是人之常情。那种游子对故乡度过美好的少年时光的回忆，让我归心似箭凡人修真传，写下拙劣文字也是表达的是对故乡的一腔深情。每一位游子无论外出到了何地也不管行程多远，还有离开家乡多长时间，反而因为这种时空太久更加强烈地产生思乡之情，这就如同在外的游子思念母亲一般，心中总是眷恋着故乡。旅顺那勾人的景色让人荡胸生层云，以至触景生情每每木能忘怀故乡，这是在用心、用情抒发游子对这方水土的热爱。怀念童年时光和对孩提时代生活的回忆以及回顾游子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曲折的交织更加剧了自己毕生对故乡特别强烈的一种从令人不可言状的情愫。
家乡旅顺口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特殊影响，不能数典忘祖，传承这种文化不仅使自己感到自豪，而且，对于外出50年的游子来说，更多的是感觉到了其历史的重要性，对家乡山水人情物种文化的发展的弘扬更加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自己已经购好白银山墓地，多年的游子将得以叶落归根，长相厮守于这片令人们无限眷恋的故土和在天国里的老伴。
归根故乡非夷想，游子半世似梦乡
山山水水已改换，人情物态更迭忙
迎来南北东西客，景色依旧似天堂
发小邂逅尽欢笑，古稀老汉未颓唐

1945年夏天的旅顺（马营后）
说是写旅顺1945年夏天的故事，这个题目有点大，其实主要是写当时笔者在马营后的所见所闻，不过属于旅顺当时发生的其他故事，淑贞二姐和金正兄以及其他作者会慢慢道来。
所谓马营后，就是从现今旅顺中学北门中间开始由南向北经过和顺街，爬上一个小坡，现在叫开明街。东西走向每隔几十米，就分别称为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和四道街，四道街紧接着的就是北山——埋葬中国人的坟茔地。旅顺中学与北山之间就是属于现今登封街道所管辖的一个居民区，那一带统称马营后，建国前后一个时期还叫过文英坊。
清朝时期，旅顺有很多兵营，譬如水师营、黄营、宋营等等。那时受胶东半岛土音影响，笔者小时候把地处现今旅顺中学的马(ma)营，称为满(man)营，只知道这是满清的兵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至1960年）笔者在旅顺中学先后读完了初中和高中，那时才知道旅顺中学当时是个兵营，统领叫马玉昆，所以才称马营。笔者读中学时，兵营的残迹还在，学校北面的土墙就是当时马营的兵舍残迹，如今都被高大的教学楼所替代了。
旅顺中学东门向北的一条街叫登峰街，西门向北就是向阳街，直达元宝房，元宝房就是我们管叫大狱的旅顺日俄监狱所在地。马营后就是处于登峰街与向阳街之间的地区。我们家在开明街与三道街的交汇处，距离大狱如果按照直径算起的话，也就几百米。旅顺人很少，晚间很静，小时候脑海里有三种声音印象深刻：一是夏天军港挖海泥疏通航道时的挖泥船那种呜哇呜哇的声音；另一种就是每天大连至旅顺的最后一趟火车，一到水师营的小南村就会呜呜的拉汽笛，意味着马上就要抵达终点站旅顺了，这告诉人们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该睡觉了；最阴森的是第三种声音，每当大狱里日本殖民当局使用酷刑残害我苦难同胞而被迫发出的那种声音，简直令人发森。所以儿时的笔者对于旅顺大狱就有一种恐怖感，那高高的红墙、那牢固的铁窗、还有更凶狠的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
那一年的夏天酒窝夫妇，五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由于穷兵黩武，连年到处发动侵略，国力大衰，但是还是在垂死挣扎，同时也加强了对我旅顺人民的疯狂迫害。
由于笔者的外祖父（我们家兄妹称之为北山爷爷）在头一年的冬季病逝，对外祖父感情极深的笔者经常去北山墓地看望老人家，碰到的是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抬着木桶的中国人在北山也就离外祖父坟墓几十米的沟里，把刚刚在监狱中被处以绞刑的我们的同袍死体，还没凉趁机装进木桶里，就抬到了那里，然后抽出桶底，把死体扔掉，草率地添点土就算完事了。最初孩提的笔者还不知咋回事，后来才知道由于物资匮乏，监狱不得不把过去连同死体一起埋掉的木桶拿回去继续使用。那木桶可不像闯关东第二集埋我地下工作者的那个木桶那样大，小得很，那一幕至今留下的印象还极为深刻。后来国民党封锁旅大地区，老百姓物资极度匮乏在那块地方开荒种地，打出的粮食很丰产，一颗玉米都是结下几个棒子，还有种植的各种蔬菜都是结的个头很大，至于种的各种果树都是硕果累累，土质太肥沃了。
也就是在那个初夏，日本到处抓劳工，只有十六岁（1929年出生）的大哥也被抓去当了劳工。本来大哥可以避免当劳工的，邻居、也是从山东过来的王姓长辈，我们管它叫二舅，劝我父亲说“大哥，拿个片子，小春（大哥小名）就不用去当劳工了。”但是，老实本分的父亲说，“我干不了那个差事”。拿片子就是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父亲一生的本分就形成了后来我家没出汉奸狗腿子，否则，我们的后果不堪设想，真打心眼里感谢老父亲，尽管大哥被抓去当了劳工，受了不少苦。二姐在回忆当天大哥被日本人带走时的情景说，那天母亲对同被抓去当劳工的另一位邻居、四道街的个子高高的也是王姓二舅说：“他二舅，小春小，你多帮助照料点。”都是受苦人又都是邻居而且相处很不错，二舅真照顾大哥。两人同抬物品时总是将重的一头放在自己的一边，让出大半个杠子让大哥轻快点。有一天，两人抬瓦斯罐，由于瓦斯发生了爆炸，在后面抬罐的二舅立马说“不好，快跑！”大哥很机灵立即前扑倒地（后来成为市足球队守门员），而可怜的二舅当即就被炸死了。二舅被抬回来的时候，我跑去看了，就停放在他家门口的木板上，至今没忘二舅被炸死的那个惨状，惨不忍睹。看到二舅父亲老王姥爷的满脸愁容，孩提的我都感到非常难过。
也是在那几天前后，日本警察到我家盖印章，因为我家地处两条街的交汇处，墙外有个盖印章的签到处，也就是类似上班点个卯的设备。那个家伙对我说：小孩，你的过来！当时并不知道他要干啥，他用金属印章照着我的胸前一按，因为夏天也没穿上衣，光着个膀子，那金属印章按下去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啥，可当日本警察拔出印章时，却是个带弹簧的装置，我胸前的一块肉皮被撕掉了，鲜血立即流了下来。小孩子的我感到很疼，立即哭了起来，而可恶的日本警察却哈哈大笑起来，那个狰狞的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就这样，我的胸前永远留下了一个疤痕。
那年夏天，盟军飞机不断出现在旅顺上空，一旦遇到空袭，那个刺人的警报声立即响起。大人们有的戴着类似今日防化兵的那种防毒面具，橡皮做的，还有类似的大鼻子里装着隔离毒气的装具，觉得很稀奇。那是只要一发生空袭，大人就告诉往离家几十米的东山坡跑，那里有防空洞，还有自然形成的山洞。来不及时就往我家后院的后屋里有个地下室，专门用来储备冬菜的。那个我们管叫菜窖子的地下室，有几个台阶，我经常上上下下蹦来蹦去，倒也挺灵活。最有意思的是去到离家不远的日本人居住区、我们称之为桑树园也就是万字会（世界红十字会旅顺分会）西邻的日本人家去骂他们，真解恨。关于这个故事因为在回忆我的外祖父——北山爷爷一文中已经写过了，在此就不赘述了。
但是 1945年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8月23日马营后发生了的故事，笔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尽管早在8月14日日本天皇就被迫发出了投降诏书，
但是就在旅顺监狱，日本殖民当局，并没有放下屠刀，8月16日，我一批爱国志士，惨遭杀害：史记：旅顺监狱的罪犯潮海辰亥违犯国际法，下令将刘逢川、何汉清（据说两人都是我底下电台工作者）等秘密绞死在旅顺监狱。
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空降旅顺机场，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那些日子总是炮声隆隆，枪声不绝。 从此从日本殖民当局铁蹄下统治了半个世纪的的旅顺人民终于得到了解放。第二天，从旅顺监狱里被关押的中国同胞，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难友们四散外逃的景象历历在目。因为马营后距离旅顺监狱很近，许多难友来到了这里。别看开明街不算太长，但是整条街类似于今日的自由市场，虽没有太大的店铺，但是却不乏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店铺，其中“福利和”与”东兴号”是两家较大的商店，其他山东人经营的馒头铺、火烧铺、切面铺、磨坊、磨剪子镪菜刀，打烟囱（从山东过来的旅顺人喊“打烟筒”）、拉洋车（人力车）、剃头棚（理发店）等等，还有河北人经营的烧鸡，糖梨膏、焖子、杂货铺、说书场以及杠子铺（类似今日殡仪馆专门为死者送葬的）等等与平民生活有关的店铺几乎应有尽有，再加上平日的集市贸易，虽不是很繁华，到也挺热闹。当天早起一看，满街都是人，摆满了整条街的是类似自由市场的集市贸易。除了赶集的，还有骑大马的苏军，那时不懂，就称老俄(E)，（此处按照旅顺方言要读城“老窝WO” 也叫老毛子或者大鼻子）下地了（即光复了），小鼻子（小日本或者小鬼子）垮台了。”
那一天在马营后附近街道看到的光景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难友们几乎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一个个类同骷髅，穿的是清一色红砖石色的短袖上衣，下身也是砖石色的裤衩。那些人个个脸色饥黄，有些人根本走不动路，是从元宝房大狱爬行到了我们住的那条开明街的，几乎是一具活骷髅。好心的邻居们都慷慨解囊，送水送饭送钱财的都有，那些难友们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苏军士兵则骑着大马在街道上来回巡走，有的还购物，由于语言不通，那种用手势比划的场面看来很滑稽。
于是旅顺口大乱了，胆大的中国人就跑到叫“粮台”的日本军用仓库往家里搬运各种用品，旅顺邮电局里的许多邮包和信件都散落得一塌糊涂。初期苏军士兵军纪并不太好，干出一些违规的事情，其中包括强奸中国妇女，后来经过当时在苏军服役的刘亚楼等人的建议，苏军守纪好多了,经常派出巡逻队纠察，一旦发现违纪者立即抓去关禁闭室。所以当初中国人对苏军挺冷淡。至于对日本人更是恨之入骨，而中国人对于那些日本人的狗腿子，则进行了打击，用的大棒子类似洋镐把，狗腿子、二狗子等则如同丧家之犬，到处狼狈逃窜。其中一个叫“小刘三”的，由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第二年就在北山上被八路军枪毙了。枪毙小刘三那天，旅顺街头万人空巷如同盛大的节日到来一样，真是大快人心，而我是在通往北山必经之处的我家门口看到小刘三是如何被压赴刑场的，这也是抗日胜利后人民政府镇压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这比新中国成立后于五十年代初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早多了。
9月初，郭状等从山东率领14名武装战士从长山列岛进兵旅顺，他的故事更精彩，让金正兄等人讲吧。但是当年9月下旬在旅顺中学（当时叫旅顺公学堂）举行的旅顺人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笔者是参加了的，当时只有5虚岁，是大姐背着我从旅顺中学原来的南门口进去，看到的是人山人海，捡到了不少标语和小旗子。那个夏天，着实令人难忘。

北山爷爷----回忆我的外祖父
国人的习俗称父亲的父亲祖父为爷爷，母亲的父亲外祖父为姥爷，而我家则把祖父和外祖父都称为爷爷，只是把祖父称为“海南”爷爷，外祖父则称为“北山”爷爷罢了。原因是我家祖籍是山东蓬莱，那时叫登州府。据先辈老人讲，我家祖先曾是王爷，因错被定为罪犯发配到了云南，后经甄别，从新安排到了有人间仙境之称的蓬莱，不过到了曾祖父那代已经破落了，只能在蓬莱乡下邹于村（又名叫罗家夼，实际是落家夼，戚继光把家安在此处，以免发生其他意外）务农。我们兄弟姐妹十人都生在旅顺，祖父刚过五十就病故了，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哥大姐（分别是在4岁和2岁时见过祖父，但那是去山东老家为祖父送葬的）其余八个兄弟姐妹再都没有见过祖父。蓬莱在旅顺南面，大连人称山东为海南，所以称祖父为海南爷爷。更主要的原因是父亲实际上是上门养老女婿，母亲是外祖父母唯一的独生女，父亲是倒插门走进外祖父家的，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因此也就把外祖父称为爷爷了。
外祖父则住蓬莱城关，家境殷实，自幼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看看外祖父的名字就可以略知一二，本名杨惟儒，字子珍，给母亲起的名字叫凤扑，因为只有一个独生女，把我的二哥过继给了杨家，起名叫凯勋。加之蓬莱是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乡，受其影响极深。早在19世纪末外祖父跟随先祖开始闯关东，来到了旅顺口，不久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海战，旅顺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血洗，万忠墓掩埋的那2万多具忠骨就是铁证。外祖父当时急中生智脱过了一劫，是当时被遗留下来三十六位中国人幸免于难之外的另一位幸运者，而后潜回了山东，对于日本侵略者北山爷爷是恨之入骨的。第二次再闯关东时，母亲已经八岁了，那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 开始给别人当账房先生，后来自己打拼，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有了自己的店铺，先后几次开过商店，譬如钱庄、绸缎庄、米店、点心铺等，记得有个店名叫三盛昶。我印象最深的是点心铺，因为北山爷爷每次回家都给当时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就是笔者，领到他的房间给东西吃，从穿的大棉袍内的一个大兜里拿出吃物，那香甜美味的点心，至今已经过了六十多年还是记忆犹新。
比我母亲大5岁的父亲是12岁时开始闯关东也来到旅顺的，当时在店铺当“摆台”的，也就是店铺里的小伙计。经过十多年的锻炼，已经长成了个大小伙子。一生为人老实本分，据说一生中只打过一次架（以后再写），浓眉大眼，接近1米八零的大个子在当时也算伟男了，再加上同是蓬莱老乡，更主要的是人品好，所以外祖父相中了父亲，而且外祖母和祖母家还沾亲带故，这叫亲上加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父亲24岁时与母亲结婚，其实是上门养老女婿，所以我们兄妹称外祖父为爷爷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称“北山爷爷”，是因为外祖父病故后，埋在距离我家不远只有几十米的北山上，所以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的弟弟妹妹们就称外祖父为北山爷爷了。
旅顺山多，有人统计过大大小小有292座山，不知北山是否算在其内。北山就是旅顺老城区内老百姓按照方位对其的称呼。现在的旅顺中学清朝当时驻军首领叫马玉昆，所以又称马营。以其为中心，向北的方向，过了和顺街，爬上一个小慢坡，就是一道街，开始向北数，每过几十米就分别称为二道街、三道街和四道街，四道街就在北山根底下。这一带被称为“马营后”，而现在叫开明街。旅顺中学南面的小山叫小南山，通往旅顺监狱的向阳街的西面叫西山外，开明街的东面是个高坡，就叫东山坡。我家处在开明街与三道街的交界处， 而四道街的接头处就是北山了，那是埋葬许多故人的地方，就连日本人杀害的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也在此处。
本人没见过祖父，祖母也没有多少印象，因为很早她就跟随叔父闯关东去了东北吉林，而外祖母早在我出生的前2年即1939年就病故了，所以在上两辈的亲人中只有北山爷爷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尽管笔者很小的时候只有4岁（1941年6月出生的笔者其实只有3周岁半）即1944年冬天，北山爷爷在旅顺遭到日本侵略者大屠杀幸运地多活了50年，一生中万分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仍然遗憾地没能亲眼看到第二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可耻地投降场面。北山爷爷的病故也是日本侵略者迫害的结果。1944年我们家就开始租种别人的田地，当年旅顺大狱暴动越狱时，难友们就是从监狱东侧我家租种的地里跑向东边东鸡冠山的，家中大人都看到了那一幕。那一年母亲生三妹时，父亲去水师营朋友家借来点玉米种子，其中有几斤小米，为了给母亲下奶用。在骑自行车回家到旅顺监狱附近正好遇到防空演习，只好躲在一旁，却被S姓巡捕发现了小米，当成经济犯抓到了大衙门。镇压反革命时，那个巡捕被政府处以极刑枪毙了。小时候，巡捕宿舍、小衙门、大衙门、大狱等字眼印象很深。听到父亲被关进大衙门这一消息真是如同晴天霹雳，天塌了一般。北山爷爷和妈妈尽其家中所有，想法筹资，打点人情，否则，如果不能从大衙门里把父亲救出来，那下一步就是送进大狱，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通过各种渠道父亲还是被救出来了，但是年事已高的北山爷爷遭受到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终于在当年冬季含恨故去。给北山爷爷出殡的那一天，因为我太小，没让去。那时也确实太不懂事，不知道再也看不到慈祥的北山爷爷了。送葬的队伍在经过绕旅顺老区一周后送往北山的墓地前，必经我家门口，是邻居抱着我在那等待着，看到了二哥在前打灵幡，送葬队伍挺长，当时在马营后一带也算出大殡了。后来得知，为了表达对北山爷爷的一生操劳的感恩，父母亲卖掉了一批家产，那一批家产是以父母亲名义购买的。还记得北山爷爷在世时教给我们一首儿歌：日本鬼子真缺德，大正死了换昭和，昭和干了两天半，日本鬼子完了蛋。大正和昭和究竟是咋回事？当时孩提时代的笔者全然不懂，但是诅咒日本侵略者尽快垮台则是明白的。
就在北山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初夏，也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大哥哥们曾两次领着笔者到离家几十米远的世界红十字会旅顺分会（我们称为万字会，那个红十字写法正好与希特勒的弯字相反，去冬我和二姐、金正兄以及外甥李勇把那些遗址都拍照下来了，北山爷爷曾为红十字会捐款，捐款人的名字都刻在红十字会建筑的碑文上，还得到了一个捐款纪念章，母亲在北山爷爷下葬时，吧那枚纪念章戴在了他胸前）西侧也就是日本人的住宅区，到那里去用这首儿歌骂他们，激怒了日本大小伙子就出来打我们，大哥哥们则隐蔽在只有十多米处的万字会的东面墙角出击用石块或者弹弓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逃回。其中有一次狡猾的日本人没有从房间里出击，而是隐蔽地藏在万字会的西墙角里，这样一出击就接近了很多，几乎被他抓住。幸亏当时我个子小、又没穿上衣，再加上挺机灵，撒腿就跑，不仅后来是学校百米运动员，而且反应和起动很快，没被日本大小子抓住，大哥哥们已经主动出击干脆是用大棒子几乎打到了日本大小子。哥哥们组织的挺好，一是告诉不穿上衣，反正是夏天，也不冷，二是告诉当日本人追来时向家住的相反方向即南面跑，这样一来迷惑日本人找不到目标，二来南面是下坡，也容易跑的远。那时日本快垮台了，也没多大心事查找，但是孩童的我，一想到几乎被日本人抓到还是有点后怕。再有就是中国人很团结，日本人也根本没查到线索。后来与二姐谈起此事，原来她也去骂过日本人，只是不是与我同时去的罢了。邻居家李大夫的李二姐也会唱这首儿歌，看来马营后的现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会唱这首儿歌的人真不少。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是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类同于今日的“金杯银杯不如口碑”的意思。母亲还有许多教导我们的非常哲理的语言，例如“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命中八尺不求一丈”等等，后者虽然有点宿命论，但是让我们懂得了绝不做违法的事。后来长大了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慎独”，还有我在从事军事科研工作时，毛主席教导过：“保密工作，慎之又慎”以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评价叶剑英引用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典故，使得我们岂止保密工作就连其他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谨慎，特别是一个人有点权力之后，决不能乱用职权干违法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母亲传承了北山爷爷的为人之道的结果。我的转业到地方后从事足球工作，被笔者第一个称为“冲甲专家”（曾4次带队冲上甲级队，这是中国一绝）的老同事高惠辰教练有句口头语“吃亏为福”，还有位旅顺中学的同校校友、也是足球学校的教练员慕厚仁也常说“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个病”张竞达，有这些好同事一起共事，自然就谨慎的多，“勿贪意外之财”，所以才能做到不违纪。钱这个东西，凡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都是必不可缺的。钱是个好东西，金字旁，金子是物以稀为贵。但是不要忘记了繁体字的钱，右边是两个戈字，这是古代的兵器之一，横刃长柄的刀。百度了一下戈头的意思，戈头分为援、内、翻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来勾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长约8寸，宽2寸，体狭长，多数体中有脊棱，剖面成扇菱形。援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 而聚成锐利的前锋。内:位于援的后尾，呈棒状，用来安装木柄，有直的，也有末尾向下弯曲的。内上面有穿绳缚柄的孔，称为"穿"。为了邀兔在挥杀时向后脱，有的在援和内之阔设有突起的"阑"。朗:戈援下刃接近阑的弧曲下延，并沿阑侧增升缚绳的穿孔，这部分称为胡。开始时，胡只是为了增加穿孔而设，龋越长穿孔越多，柄和戈头缚绑得更宇圃，所以胡部就越来越长。两周时期将胡身加刃，增加了戈的勾割能力。瑚的长度一般为戈刃的三倍，即6寸，到了战圃时期，胡的长度又有所增加，成为长胡多穿式戈刀是用来杀人的，何况是两把大长刀。钱字的双面刃告诉人们绝不能见钱眼开，见利忘义劳斯丹顿，轻易玩火，否则就是人为财死，要上断头台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从北山爷爷算起，一百多年从闯关东第一人发展到了现在第五代近百人，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绝对是个大家庭，到我们这个第三代兄弟姐妹十人，五代人在经历了清朝、日寇、帝俄、民国、大连历史上特殊的民主建政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六十多年的历次运动这个历史长河中，也有过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都没有一个人出现负面的东西，直到如今在马营后一带一直口碑不错就是一个佐证。记得1960年笔者高中毕业挑选空军飞行学员时，我是当时学校高中毕业生唯一一名入选者，这不仅因为身体条件合格，更重要的是那时非常重视政治成分的审查，负责调查的公安系统人员后来对我家的评价是“包括所有的亲属、社会关系祖孙三代都是清清白白的”。当然后来因为当年代表市足球队参加省里比赛，错过了被领走当选空军的机会，但是档案却被转到了另一所军队大学——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总部从事军事科研工作。记得毕业当时接待的首长讲“你们从此进了保险箱，而且是红色保险箱”。那可是层层选拔审查不能出现任何的家庭社会关系政治问题，所以很感激先辈以及兄弟姐妹们，我常说自己之所以能够从事军事科研工作时，这是老辈积德了，而对我家影响的最大的还是北山爷爷。所以今春赴沪为已经八十华诞的淑英大姐贺寿时，大姐说，姥爷对见中的贡献太大了，明年是姥爷诞辰130周年，一定要搞个祭祀活动。而且她把许多事都事先做了安排，包括所需资金用费，巧的是大姐与北山爷爷同是阴历腊月21日生的，我则与北山爷爷相差一个甲子年（1981与1941）。
北山爷爷的为人，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活了九十多岁的叔父曾感慨地说“你姥爷真有大将风度”。当时山东发生荒年，祖母来旅顺投奔父亲，应当应分，但是还带着叔父全家以及还有几个姑姑的家眷，北山爷爷都毫无怨言的安排食宿，所以，即使过了多年之后叔父也仍然有那样的感慨。和大姐二姐回忆当时在旅顺的诸多亲戚，真像“红灯记”李玉梅说的那样，李玉梅家表叔数不尽，因为老姑奶奶多。而我们家老姑奶、姑老娘、姨老娘殷祝平，这个舅、那个姨，可真多，大多都是从山东奔北山爷爷来的。来了就要有吃的有住的，这和如今闯荡世界的先行者打下基础后，后来的不管是沾亲带故的还是老乡只要能帮上忙，责无旁贷地尽义务如出一辙。北山爷爷对沾亲带故的亲戚如此，对山东来的老乡也如此，对蓬莱老乡如此，对近邻中的平度、章丘以及其他地区来的山东人都肯慷慨解囊。和山东老乡如此，与河北等其他地区闯关东的中国人，关系也极好。“远亲不如近邻，紧邻不如对门”，这是母亲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土居三十年，无有不成亲”，这是中国著名小说《三言》中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家处理邻里关系的座右铭。
春节去看望老邻居、今年八十多岁的老姨，她还说“老四啊（我在兄弟当中排行老四），你老爷人真好啊，那时家境也多好啊”。老姨其实不是我的亲老姨，叫老姨是从姥爷那个辈上论的，其实她比我大哥还小一岁。只是住在我家的斜对面，也是从山东平度闯关东来到旅顺做邻居的，从小就失去了母亲霸世剑尊，家里孩子多又很穷，她的父亲五冬六夏忙于讨生活养活其他孩子。作为女孩的老姨整天就在我家和大姐们玩，也帮干点零活，反正吃穿不再发愁了，长辈们都对老姨好，她也总是对我母亲一口一个大姐大姐的叫着，尽管母亲去世已经多年了。比老姨小点的二姐从侧面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一点：当时姥爷给大姐和老姨做新衣服，没有二姐的份，小孩嘛，二姐就哭闹要，还说老姨不是咱家里人，为啥有她的而没我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了北山爷爷对邻居的态度。还有一位叫李凤鸣的三姥爷，也是跟北山爷爷这个带头大哥来闯关东的，因为自身的原因，终生没娶，但是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委托给了北山爷爷，包括他的养老送终。他病故后，就埋葬在北山爷爷坟墓的近在咫尺的一旁，至今我们兄妹凡是给先辈搞祭祀活动时都要带着供奉凤鸣姥爷一份祭品。
对于山东老乡北山爷爷关系处理的很好，与旅顺当地的土著居民——号称此地人，也很友善，友好相处。至今在旅顺水师营东沟的我们兄妹管叫老邹姥爷和老刘大爷的后代都与我们保持联系，那是在北山爷爷影响下，父母亲交往了多年的朋友，之所以能如此，与北山爷爷乐善好施和友善为人是分不开的。“施惠勿念，受恩莫忘”，能与人友善交往，包括舍利，而且不惦记回报，那才能交好人。
前面提到过北山爷爷先后在旅顺中学南面的菜市街（这是老旅顺中国人的商业街，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开过店铺，事业发达后先后添置了一批不动产，还有了一定的积蓄，我记事时还有十九间房子，那也是马营后的小半条街，如果不施舍，那财产恐怕就更多了。记得当时家中有照相机、网球拍等，从南方运会的樟木箱有几个，现在我家中还保存一个，是我结婚时大姐从上海转赠给我的。我家的那块大鹿角，凡是邻居家有生病的，都来借用熬汤喝。还有每逢七月七烤巧菓，我家的那套完整的模子也是邻居们借用的公用品。家里曾开过茶铺，即使不开了，也是邻居们经常喝茶的好来处。那个紫铜的大茶炉、几把带彩色人物画的景德镇茶壶、还有多个青花瓷的茶叶罐，起码也是民国以前的老物品了。我看过八十岁大姐保持的一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母亲抱着大姐，旁边站着大哥的一张照片，那个穿戴打扮绝对是个富裕人家。我们家的那块大鹿茸是邻居们经常借去熬水治病用的，还有每当七月七烤巧菓，我家那套完整的模具，是东家借完了西家借，就是公用品。所以后来与姐姐们谈起往事，对于北山爷爷的善举感慨良深。我对舍字的理解就是：
民以食为天，舍字竖写：一个人字下面，要舍心舍力干活，才有口饭吃。这还不够，还要舍利。舍字横写是：人的一口饭要分给十个人吃，那才叫舍得。曾对书法大师刘金正先生说过：请他写个舍得的大字：注明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字要一个比一个小。只有舍才能得，施舍不仅仅是为了回报，但不一定得不到回报，起码行善就安全。这也符合“见贫苦亲邻，需多温恤-----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的朱子治家古训。前几年故居拆迁，我们家的八间房子，兄弟姐妹十人没有一个争抢要的，而是本着“争着不足，让着有余”的精神，处理得很圆满，这也是家训“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来衣”熏陶的结果。为富要仁，否则自己独享财富，积攒的财富太多，不肯施舍给穷人，哪有后来的好成分，别说自己能入党参军搞军事科研了，那个年代如果家庭成分不好可就要遭罪了，所以我对舍得一词悟道的挺有自己的特殊见解。北山爷爷肯于热心为人的好品德一直传承下来，我家先后住过许多远方朋友和近处亲邻。水师营的老邹姥爷的二舅在旅顺看病就住在我家，老刘大爷的儿子在旅顺中学读书时我们俩在一个炕头睡觉，大哥的同班同学、旅顺口早期党员也是我家大姐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王业华（他的爱人就是我家隔两个门的邻居、大姐的同班同学也是同期入党的杨桂珍大姐）大哥家住旅顺龙头农村，遇到天气不好，也住在我们家中。我从部队转业后一直没有房子，我的大孩子在老战友杜宪龙家住了三年之久，当我分到房子后，我的二儿子的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晓峰在我家住了十多年，亲如一家。每当远方亲戚朋友来访，除了热情接待，走时一般都要给带礼品包括打车船票等。人生下来是光光的，死时也带不走，不如施舍给他人。儿孙自有儿孙福，如其给他们留物质财富不如教育他们有个好品质，这才能一生平安。
北山爷爷对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从上述的教给我们的那首儿歌就可见一斑。受北山爷爷影响更大的家中大哥大姐，了解的事情更多，他们都早早地加入了共产党，大姐14岁参加革命工作，16岁就入党了，不过那时日本刚刚投降不久，国共两党在旅顺斗争的很激烈，还是处于不公开时期。这里要讲一个张心宰老人的故事。
日本统治旅顺时期，镇压革命志士非常残酷，尽管旅顺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但是革命志士始终不渝地坚持了斗争。北山爷爷闯关东初期，住在一个大院，偏房有一户人家，就住的是张心宰老人。当时他表面上是个私塾先生，其实是个革命者，由于共同对侵略者的仇恨，关系一直相处很好，北山爷爷就掩护他，从山东来的其他革命者也大都打着认亲的旗号到三盛昌接头，北山爷爷就尽力而为给与帮助。后来他在旅顺上沟（现今登封街道启新街一带）开了一个“心德堂”药铺作掩护。当时北山爷爷带着大姐去给他送物资，他开业时包括送银盾等物品表示祝贺。1945年日寇投降后，来自山东的胶东干部（第一批是蓬莱的郭庄，旅顺口第一任公安局局长，郭庄的故事见另一篇博客），张心斋先生公开露面，以他为首、以旅顺老市区的其他劳苦群众为主，成立了“旅顺民众联合会”，张老是第一任民联会会长。巧合的是我们家后来购置的住处，与张心宰老人的叔叔为邻。大姐大哥们的参加革命初期都受到了郭状、张心宰老人以及其他革命先辈的深刻影响。
每当赶回旅顺祭祀祖先，在古老的旅顺北山，在先辈们的墓地前，看到先祖们的坟墓时，都不禁百感交集，对北山爷爷、海南爷爷（后来因为蓬莱邹于兴修水库，将祖坟迁到了北山）以及父母亲等先辈们的良好品德一直怀着深厚的敬意。
后记：几年前曾写过北山爷爷，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写完，今春赴沪去为大姐贺寿，遵大姐所嘱抽空重写，挂一漏万，好在是初稿，请各位斧正吧。

飞机开过来像一片云
——大连老人张挺讲述65年前亲历苏军进驻旅顺
65年过去了，但对79岁的大连老人张挺来说，65年前，苏联红军解放旅大——从8月22日到24日，飞机降落到旅顺附近某机场、水兵登陆旅顺口、坦克进驻水师营的一幕幕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朝鲜籍教员偷偷告诉我们：日本完蛋了“1945年，我14岁，在旅顺水师营公学堂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5年级）念书，校长和教员都是日本人。从3月份开始，学校就根本不上课了，我们这些学生成天不是被拉到旅顺修建‘日本神社’，就是进行所谓的军事训练：每人发一根木头枪，练习拼刺刀。那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出，日本殖民统治者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张老回忆说。
8月15日那天，日本校长通知老师们都到礼堂集中，说天皇有重大事情发布。下午会开完了，同学们发现，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日本校长和教员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没有了飞扬跋扈的劲头。“一个朝鲜籍教员偷偷告诉我们：‘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日本完蛋了！’大家心里都欢欣鼓舞。”“17日，学校宣布，根据所谓关东洲厅的通令，学校停课。我们这些寄宿在学校的学生，都兴高采烈地扛着行李回家了。周开开”“哈拉绍”的喊声响彻机场8月22日，是个晴朗的天儿。“下午两点多钟，我躺在乡下的家中，听到外面有‘轰轰轰’的巨响，像闷雷，由远及近，越来越响，跑出去一看，各家各户的老百姓都站在街上或院落里，仰着头向天上看，一架架大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在旅顺附近某机场上空盘旋，像一片云彩。那时机场刚刚竣工不久，劳工还没完全走完。为了修建那个机场，住在我们村的劳工就有几百人死掉了。”
“老百姓七嘴八舌议论着，说这肯定不是日本的飞机，日本哪有那么大的飞机？日本不是已经宣布投降了吗？有消息灵通的人说，听说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了，这莫非是苏军的飞机？男女老少都开始往机场跑，我也跟着往机场跑。到了机场，看到十多架大型运输机已经降落在机场上，每架飞机前，都围着好些从附近几个村子赶来的村民，有几百人的样子。这时，一名苏联少校军官站在飞机舱口前开始讲话，还有一个小尉官用不是很纯正的东北话翻译。苏军少校说‘我们是苏联红军，关东军已被打败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你们东北解放了。’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接着他又讲道：‘我们来旅顺就是为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临了，少校用俄语喊：‘科伊大伊斯科伊，哈拉绍（中国人民好）！’下面的老百姓跟着喊‘苏联红军，哈拉绍！’少校高兴起来，一遍遍喊着：‘科伊大伊斯科伊，哈拉绍！’老百姓也不断重复着‘苏联红军，哈拉绍！’喊声此起彼伏，响彻机场。我一句俄语也没学过，但这两句话我永远记住了。”结伴去旅顺看苏联军舰“从飞机上下来的苏联红军士兵都端着冲锋枪，老百姓管那种枪叫盘子枪。下午4点钟左右，苏军集结完毕，留下几十名官兵守卫机场，其余的向旅顺进发。直到看不见苏军的身影了，大家才各自回村。”“往回走的路上，我们几个同村的孩子在人群中看到了以前的语文老师大刘先生，便赶紧过去打招呼：‘您那么大岁数也来了？’先生激动得面色潮红，说：‘我一定要来。我们旅顺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我经历了日军两次侵略战争，日本侵略军屠杀我们同胞，侵占旅大，我们过了40年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苏联红军把我们解放了，同学们，你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这个日子。”“我们东泥河子村在旅顺附近某机场西南部，离旅顺口有十多里路。23日那天上午，我们听说日军已经在旅顺缴械投降了，苏联海军也已经在旅顺口登陆。那天下午，我们就搭伴到旅顺去看苏联军舰。在旅顺街头，我们果然看到了戴着海军飘带帽的苏联水兵。我们又爬到白玉山的山坡上，远远看到旅顺口港内停泊着许多苏联军舰，还能看到港外有几艘大军舰停泊在海上。”坦克轰隆隆开向水师营“我们村离旅大北路很近，8月24日，苏军的坦克轰隆隆开过来了，附近的村民都跑去夹道欢迎，往旅顺开的坦克起码有四五十辆，过了一个多小时。坦克的后面还跟着几辆6个轱辘的大卡车，卡车都是带篷的，车上的苏联红军士兵都端着盘子枪。”“卡车的后面还拖着几门大炮，我们后来才知道，苏军的坦克基地就驻扎在旅顺的水师营。”张挺一生以集报为好，对有关苏军解放旅大时的图片、旧报、图书期刊更是情有独钟。“20年前，我在香炉礁旧货市场一个中年人手中收购到一批旧报纸，有《大连日报》《实话报》《关东日报》，还有几张苏军解放大连的老照片，十分珍贵。我问他怎么会有这些史料，他说：‘大连解放初期，我爷爷在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报社工作，是他留下来的。以前每年的8月份，他都要把这些报纸、照片拿出来看。’1945年8月，苏军解放旅大的情景，已深印在我们那代人的记忆中。”

日俄监狱健在的最后一名“囚犯”回忆“人间地狱”
今年是农历甲午年，距十九世纪末发生的那场令国人蒙羞的“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120年。甲午战争之后，辽东半岛被割让给了日本。随后，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人来到了旅顺口，在那里建立了日俄监狱。后来，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战胜俄国人，再次侵占旅顺，日俄监狱成了日本人统治旅顺时期的“人间地狱”。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位于旅顺口区元宝房，这是一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狱，它由沙俄始建于1902年，日军占领旅顺后接管并扩建了监狱。据不完全统计，日俄监狱曾囚禁过近10万人次，由于日俄监狱的残酷血腥，这里被称为“人间地狱”。
还有2个多月，肖德陆就满79周岁了。肖德陆老人是地地道道的旅顺人，提起日俄监狱，他的脸上满是复杂的表情。少年时代，他曾经在日俄监狱中熬过了13个月的炼狱一般的日夜。近日，再次面对日俄监狱，埋藏在他心中70年的往事再次清晰的浮现在他眼前。入狱原因：发泄对日不满，放火烧山被抓
肖德陆的老家在现在的旅顺口区双岛湾街道官家村，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人，他被抓进日俄监狱的时候虚岁10岁。与肖德陆同时被抓进日俄监狱的还有他的二哥，哥俩的罪名是“放火罪”。
时间回溯到1944年，当时的旅顺口被日本人统治着，就连附近的山林，日本人都派人看守，祖祖辈辈靠着大山生活的村民就此断绝了生活来源。肖德陆说，在他的记忆中，当地村里人都非常困难，大家需要靠上山拾柴火取暖做饭，或者到山上挖点儿野菜果腹。日本人来了之后就不让上山了，整天牵着大狗满山溜达，偷偷上山捡柴火的村民经常被狗咬得血淋淋的。这些，都被肖德陆的二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晚上，肖德陆的二哥叫醒正在熟睡的他，二哥让他趁天黑上山捡柴火，然后堆在一块。二哥也不告诉他这是干什么，就让他捡。他稀里糊涂的帮着二哥捡了几堆柴火之后，俩人就回家了。第二天半夜，二哥再次喊醒他，叫他上山。这次他才知道，二哥是要放火。他们点燃了山上的草堆之后，飞奔下山，肖德陆至今仍旧清楚的记得，除了日本人来了之外，还有几条大狗在后面追他们，还没跑到山下，他二哥被枪打中了腿，被日本人抓住了。他吓得躲在了山下面的沟里，没想到被大狗发现了，也被抓住了。这次被抓住之后，他俩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后来，被送到了日俄监狱。
　狱中生活：偷偷拔掉油箱管子把油放光
　站在日俄监狱前面，肖德陆清楚的记得，他和哥哥住在中牢二楼最西侧的小牢房。他们牢房位置很偏僻，除了他和哥哥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由于看守们不允许说话，所以，直到出狱，肖德陆也不知道那俩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原因被关进来的。
进了监狱之后，由于哥俩都很小，所以，也没用他们做工，每天只能在上午的时候出去放会儿风，其他时间都让他们跪在牢房里面。每天吃两顿高粱米面，水桶和马桶也都在牢房里面。后来，哥俩曾被看守叫去搬运绞刑犯的尸首，由于日本人流行桶棺(将尸体装在木桶内)，所以，绞杀后的囚禁者的尸体被装进木桶之后，就会喊他和哥哥前去搬运。尽管他们很害怕，但又不敢不搬。在监狱中，肖德陆感觉自己的年龄是最小的，所以，看守们对他很放松，这给了肖德陆趁机搞破坏的机会。
他记得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日本人抓人用的汽车在附近，就偷偷溜过去，拔掉了油箱的管子，把汽车的油都给放光了。回忆起那件事，肖德陆现在仍旧很开心，也很自豪。他说可颂坊官网，弄坏汽车之后，日本人一直没有发现是他干的，只能吃哑巴亏。
险些饿死，日本人撤走把他遗忘在监牢
在监牢里面苦苦熬过了1年多时间之后，日本人战败投降了，日本人撤走的时候释放了监牢里面的一些被囚禁者，没想到，由于肖德陆监牢处于的位置非常偏僻，竟然被看守们忘记。
肖德陆回忆说，当时他们监牢的门口被一块临时的木板挡住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牢房门，他们四个人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就一直呆在里面。由于监牢里面有些水，还有一些吃的东西，他们四个人就这样在监牢里面呆着。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尽可能躺在地上不动。过了好多天之后，他们听到外面有人走动，就大声地喊，他们四个人才被接收监狱的中国人发现，走出了监狱大门。肖德陆告诉记者，那个时候他们在牢房里，也不知道时间，当时感觉时间很漫长，能有两个多月。如果再没有人来，他们就可能饿死在里面了。
步行回家，到家时父母已认不出他们了
从监狱里出来后，肖德陆和哥哥一起步行回到了双岛湾，他们边走边要饭，两天一夜后终于到家，但是没想到的是，等到他们进家门的时候却遭到了父母的驱赶。
原来，肖德陆兄弟被抓走之后，父母根本不知道日本人将他们送到哪里去了，以为他们已经被打死了。当他们衣衫褴褛、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回到家之后，父母根本认不出他们来，差点把他们当成要饭的赶出去。在他们的哭泣声中，还是父亲认出了兄弟俩，肖德陆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哭着说：“这不是咱们的两个儿子吗……”
出狱后不久，肖德陆的二哥因为腿部中枪，在狱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旧病复发，在22岁的时候去世了。肖德陆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退伍后又回到旅顺工作，现在生活在旅顺。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搞过调查，目前秀才屋，肖德陆是当年关押的“囚犯”中最后一个健在的。肖德陆现在的家距离日俄监狱并不太远，但是肖德陆很少去，也许在老人的心中，这个地方带来的伤痛是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