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死了一个老秀才-拾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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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17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日后，他将如何剧烈地改写一部现当代的中国史。
当时，他还没有创立那个日后影响百年中国史的政党，这位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的少年，3岁时父亲就去世，后来被过继给叔父陈昔凡妾狂。与别的孩子不同，每次调皮挨打，无论如何痛，他从来都不会哭一声和求饶，反而是打人的祖父总是气喘吁吁地说：
“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将来不是虫，就变成龙。”

▲陈独秀。
今天，是陈独秀诞生139周年（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在世人的眼中，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离经叛道者，“终身的反对派”，国民党视他为洪水猛兽。他的伙伴们，也曾在很长时间，评价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和汉奸。他两边都不讨好，只有他那位同样性情耿直、得罪人无数的学生傅斯年才会耿介地说，陈独秀是：
“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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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年轻人开始改变中国，但追究根源，首先源自于陈独秀这位老秀才和老愤青的贡献。
在北大，人人都知道陈独秀很有才，当然，人人也都知道，他还很喜欢嫖妓。
在北京，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的陈独秀，很喜欢逛当时京城著名的买春街“八大胡同”李逵日记，甚至他还曾经因为和妓女闹矛盾，抓伤过妓女的下体。
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位健将胡适，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跟胡适说：“你要认我是个朋友，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这么丑的老婆，这么小脚的老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你居然能够容忍，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马上跟她离婚。”

▲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跟陈独秀一样，年轻的时候也都喜欢嫖娼，但跟一生娶过四个老婆的陈独秀不同，胡适一生却对“包办婚姻”的小脚老婆江冬秀爱护有加，一生只认一个老婆，这让当时作为“新青年”代表的陈独秀非常不满，认为胡适还是不够OPEN和解放。
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嫖娼这些共同爱好，陈独秀和胡适这对安徽老乡走到了一起，但也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爱老婆这些事情，陈独秀和胡适产生了很大分歧。
不要小看“爱老婆”这么个话题，“新潮”的陈独秀和“守旧”的胡适，却即将代表此后主导中国的两股思潮，他们在此后不同的人生选择，揭示了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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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原配，是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陈独秀跟原配育有三子一女，但却始终跟她合不来；1909年末，陈独秀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姨子，跟高晓岚同父异母、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

▲高君曼（1888-1931）。
对于这位天生丽质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姨子，陈独秀很是倾慕，而高君曼也喜欢上了文学青年姐夫陈独秀。1910年，3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高君曼私奔到了杭州和上海，开始公开同居，两人此后育有二子一女。
高君曼是个好女子。陈独秀最为艰难之时，她不仅帮助陈独秀出版《新青年》杂志，而且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为他充当联络员，甚至一度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入狱。但到了1925年，胃病发作的陈独秀偶然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看病，又看上了另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
很快，陈独秀开始带着施之英到杭州和扬州等地度起了“蜜月”，作为当时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辞而别、“离奇失踪”的陈独秀也让党内人士焦急万分，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公开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正在潇洒度蜜月的陈独秀看到了，才发来电报说他“生病”了孙晓娆，最近休养了一段时间，刚有点好转，准备回来干活了。（电报原文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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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这第三段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最终戛然而止。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只是个意气颇高的书生，却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史。以书生卷入政治，终其一生也玩不好的他，是矛盾和困惑的。
党成立后，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党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党要继续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逻辑，让党内人士感觉到困惑不堪。向来敢做敢言的陈独秀，公开在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和前后不一：
“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陈独秀被停职。随后，在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的风潮下，女医生施之英离开了陈独秀，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被捕牺牲田园脆鸡堡，他的女儿陈玉莹想为两位兄弟收尸，却被国民党拒绝。1928年，家破人亡的陈玉莹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在了上海。
1929年，张学良为了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指挥东北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苏联军队出动击败东北军，并趁机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国内部分人士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向来直性子的陈独秀提出异议，并指出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最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此时的陈独秀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位本来意气勃发的书生，一方面成为党的弃儿，一方面又被国民党追捕，无奈下只好隐姓埋名，寄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的石库门房子里，1927年，也就是在这里，陈独秀遇见了比自己小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陈独秀与潘兰珍。
虎落平阳的陈独秀分外凄凉，潘兰珍则对这位隐姓埋名、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在同病相怜的彼此怜爱中，在上海的贫民窟里，1930年，5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潘兰珍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这，也是风流的陈独秀，人生中的最后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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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被国民党巨额悬赏通缉多年的陈独秀最终被捕，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入狱。一直到此时，潘兰珍才知道，她爱恋的这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当时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而在另一边，陈独秀则被训斥为资产阶级走狗，《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分裂的国共两党而言，对于陈独秀的讨伐，是当时国共两党难得的共识。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解送途中道路泥泞颠簸，但陈独秀却总是睡得很香，这让彭述之非常羡慕，对此当时已经53岁的陈独秀说：
“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被押送到南京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跑到监狱，请陈独秀题字，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客气，直接就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大字。

▲1937年初，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名动一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对于法庭质控陈独秀危害国家的说法，陈独秀义气凛然地说：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当时，章士钊全力辩护，试图为陈独秀辩驳减刑，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以贬低共产主义来为自己减刑，对此旁听的人士纷纷惊叹说：真是“革命家”。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面对审判，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经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而陈独秀的《辩护状》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甚至将其选为法学系教材。
最终，1933年，55岁的老愤青陈独秀被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经上诉，减刑为8年。随后陈独秀被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这也就是俗称的老虎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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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的监狱里安娜查普曼，由于何应钦、宋美龄等政要先后到访，监狱长对陈独秀也不敢怠慢。他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堪称舒爽。
在自己的牢房里，陈独秀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潘兰珍对陈独秀不离不弃，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房、打零工照顾他。尽管身陷囹圄，这位奇人向来不屑风俗。他甚至与前来探望的潘兰珍在牢房中公开做.爱，这让看守的狱卒很是不满，没想到陈独秀却将狱卒臭骂一通说：
“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国共二次合作后，1937年底，陈独秀最终被提前释放出狱，当时，国民党让周佛海出面，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另外，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但陈独秀通通拒绝。陈独秀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对于陈独秀的去向，延安方面则传来消息，表示只要陈独秀写个“认错书”，“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就可回归到延安，但生性高傲的陈独秀直接回答说：
“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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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方面抛来的橄榄枝，他通通不予理睬，最终被冷落，成了抗战的大时代中，一位边缘化的小人物。
此前在1932年被捕前，陈独秀化名发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1932年被捕后，国民党的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名请他题字，陈独秀则慨然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的横幅。
1935年他在狱中时，国画大师刘海粟前往探望并请他题字，陈独秀则馈赠一幅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他是狂傲的，却也是倔强的，不屈的。
由于出狱后始终拒绝各方面的招抚平庄吧，陈独秀生活日益潦倒。此后，他跟随抗战军民从南京迁到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前，陈独秀又远迁大后方重庆，并最终寄居到友人邓仲纯在重庆江津的住处。
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开始种田，并向农人们学习如何种豆，这位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长时，月薪一度高达300大洋的老先生，此时已经穷得需要为三餐果腹而发愁了。
传记文学家郑学稼曾经回忆说，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后，他有一次前往探访：“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还有一次，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往探望陈独秀，这才发现陈独秀竟然因为胃病无钱看病而在床上打滚，看到陈独秀家中仅剩的几颗干瘪土豆，朱蕴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说：
“可怜呵可怜，仲甫（陈独秀的字）竟然没有东西吃！”
尽管陈独秀穷困潦倒，但周边的盗贼们看到经常有达官贵人前来拜访，却怀疑陈独秀应该有点钱财，1940年，一伙盗贼偷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还顺走了陈独秀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这也让61岁的陈独秀痛心疾首，他对妻子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为了谋生和养活妻女，陈独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写作的文字学研究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当时，该书原计划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由国民政府预支2万元法币的稿酬给予陈独秀，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称《中国文字说明》，没想到陈独秀却认为“小学”乃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始终坚持不肯更改书名。
当时，妻子潘汉珍跟陈独秀说，家里实在无米下锅了，为何就不能迁就下改下书名，然后用稿费改善下家里的生活呢，没想到一生倔强的陈独秀宁肯饿死，也坚决不同意更改书名，并转而将稿费存到一个中介人手中，坚决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就在艰苦穷病之中，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最终在重庆江津去世，当时，举国上下正忙着抗战对外，对于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去世，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后来有人评论说：
“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就在去世前，外号“火山”的陈独秀曾经总结自己说：“（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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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玩不转政治的书生，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力。
就在1937年底出狱后，在写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囧囧开封府，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独秀去世后，起初草葬于重庆江津，1947年，袁维娅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遗骸运送回到了安徽安庆老家落葬，由于担心国民党追查，陈松年没有为父亲立碑，这也让陈独秀的坟墓幸运躲过了文革的冲击。

▲1943年：改迁前的陈独秀坟墓。
陈独秀一生共和妻子们生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1个养女。陈独秀去世前，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已被国民党所杀，大女儿陈玉莹为两个兄弟收尸不成，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小女儿陈子美，则在1949年后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终，陈子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身上绑着五个酱油桶，在海上漂流十个小时逃到了香港，并辗转到达美国限时追捕。1991年，陈子美由于无钱缴纳房租而被美国的房东起诉到法院，最终得到了“中华海外联谊会”资助解困。
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在1949年将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了北京，他自己则留在了香港工作。文革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婿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二女儿陈祯荣在“文革”中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革”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陈鹤年的小儿子陈祯祺，则于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直到1981年才离开。
后来，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在接受采访时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很少人会再记得这位落寞的老秀才和北大教授了，他毕竟只是一个玩不转政治的书生。人生多少事，或许正如与他一般失意的明代书生杨慎所写的《临江仙》一样：
滚滾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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