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崇山村，一个被鼠疫击中的中国村庄（上）丨谷雨故事-谷雨故事



◇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死难者名单。
推动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来到浙江义乌崇山村，人们记忆的铅封突然被强力撕开——鼠疫、活体解剖、纵火，整个村庄仿佛一下坠入当年的黑暗里。又是一年九一八，崇山村人心中的恐惧还未散去。
崇山村1942

撰文/南香红
编辑/李婧怡
“日本佬放鼠疫”
“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爆炸性消息神速传遍了整个崇山村。
1995年12月，王选独自一人先到崇山村向村民打招呼说日本人要来调查，并与王焕斌、王培根等人商量如何接待日本人，如何成立调查组织。然后再返回上海把日本教师森正孝，律师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带到村里。
日本人像一股挟带着恐惧的阴风刮遍崇山村。老人们表情严肃，沉默。一双双眼睛跟着日本人移动，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人群都会一下散开，大门关起，目光从门缝里漏出来。
“鬼子又来了！”对许多崇山村人来讲，这是战后50多年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鬼子”和所有的悲惨恐怖记忆相联，再见到这样的人，跟活着见到鬼差不多，小脚的老太太还没开口说话就开始瑟瑟发抖。
又是冬天。53年前，崇山村蒙难的日子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地处杭州湾南部、浙江省中心腹地的义乌崇山村，冬天有一种尖锐的、侵入性的冷，这种冷不仅冻皮肉，更是长驱入骨。村庄所有的景色都因为冷而一片萧瑟，日本人也冷得缩着手。崇山村记忆的铅封突然被说着叽哩哇拉“鬼子话”的日本人强力撕开，整个村庄仿佛一下子就坠入到了当年的黑暗里。
三位日本律师中为首的是一濑敬一郞，长王选几岁，是最早参与并积极推动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一濑的长相和中国电影《地道战》里的“鬼子”差不多，二道浓黑的倒八字眉下是一对绿豆小眼睛，厚眼皮偶而闪动，放出一束光，有摄人的机警。除了喝了酒笑起来露出一对可爱的兔子板齿之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眼皮低垂沉默寡言。左手持一只小型录像机，右手一只笔一个本，无论正式交谈还是休息吃饭，录相机始终亮着绿灯，基本上本人不睡觉就不关机。
多年没有回乡的王选说着稍嫌生疏的崇山方言，走到哪里都要先解释一句：他们不是鬼子，是日本好人，是来帮中国人的。这些日本人都是战后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一濑是日本人中反战的左派。
崇山村在义乌是一个大村子。它坐山抱水，却又有着北方的性格。正如它的名字崇山，整个村庄建立在一片高岗之上，道路节节攀升，房屋高低错落。一村人紧紧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可能通过汽车的道路，村子内部唯一开敞之地是一方条石砌的水塘，水塘是公共活动的场域，常常伴有高大庄严的祠堂。一所祠堂就是一族人祖先的供奉地，也是一族人经济实力的实物体现。

◇江湾镇祠堂，供奉着崇山村的始祖，其中一进院落成为细菌战纪念馆。
崇山村表面上看生活平静安祥，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肃穆的基调。村里好屋子不多，毗邻飞速发展的义乌，更显得清贫落寞。山村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石白墙黑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江南的青岚和炊烟混合在一起，笼罩着半截村庄。
“日本佬放鼠疫。”（中国北方将日军称为日本鬼子，南方称作日本佬）小脚老太太颤巍巍地开口说。
“喏，那个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就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他的身上现在还能检查出鼠疫（鼠疫抗体阳性）呢！”
村里的每一个白发老人都是一部活历史。
人们指给王选和日本人当年日军烧村子的界线，哪些废墟是当年留下来的，哪一家得过鼠疫，死了多少人。
破碎的历史在一点点拼凑连接。
“日本佬放鼠疫。”王选下乡时就听村民这样说属羊的名人，还有她的姑姑也无数次说起过，但她一直怀疑：鼠疫怎么可能是“放”的？如今，每天听着村民的讲述，除了天天陪着村民以泪洗面外，就是极度的震惊。
每回忆一次就是再一次的受伤。揭开被岁月封存的伤疤，依然鲜血迸流。这种伤痛，通过这些血脉相连的崇山村村民的讲述，真切地传导到王选身上。
在崇山村人心里，战争并没有过去，尽管政治家们已经握手言和了20多年，在国家层面上两国已经是友好邻邦，但战争依然活生生地扎根在人们的心里。从战争结束到现在，从来没有人听他们诉说过，心里的伤痛从没得到过释放，村民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或精神的抚慰。整个记忆全部原封不动地闷着，在人心里酝酿、发酵，时间越长，越浓稠得不可化解。
每一句话都要经由王选翻译过去，每一个故事都极度悲惨，每一个细节都超乎想象禁烟手抄报。

◇崇山村原告。
王选觉得自己每天都愤怒得要爆炸、屈辱得想去死，整个人变得极易激动，并且时时暴怒。有一次日本律师要采访村里的一个老太太，那一天天气太冷了，他们不想到村里去，就通知她到义乌的宾馆里来，王选听了一下子怒了：“是你们侵略了他们，杀了他们的亲人，又是你们良心不安想来谢罪，凭什么你们可以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挪着小脚到城里来？”王选和日本律师大吵。
冷静下来，她又心里不安，觉得这样对日本律师不公平，他们是背负着上一代的罪来中国调查的，是日本人中对战争有深刻反省的人，用自己说服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们是“好日本人”，他们免费为受害者打官司，这种日本人在日本也是少数。
一濑敬一郞是一个极苛求完美的律师，中国人的“大概”、“差不多”、“好多好多”等对事实的描述方式让他很苦恼，他也一遍遍地盘问，要受害者的名字，出生年月，死亡时间，坟在什么地方，要带着去寻找。这对受访者是一种折磨。中国女性一般都只有姓氏没有名字，这无法符合日本人的要求；战争期间，鼠疫死者又都是乱葬的，根本就没有坟墓，日本人很难理解这些。仇恨和伤痛搅在一起，质疑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不尊重。
尊严和屈辱是一对双生体，尊严有多高，屈辱就有多大，王选越是了解自己这个有600年历史的村庄，越是被深深地灼伤。
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说出来，“崇山村的妇女很多被强奸，就在露天地里被强奸，但活着的人都不讲，耻辱！没有人讲！”这是整个村庄老人共守的秘密，就算是王选这样的村里人，也不会知道。
日本人的到来是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王选成了日本“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成员，她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准备为向日本法庭起诉而寻找证人、证据。

◇崇山村原告合影，目前三分之二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死神驾到，死亡爆裂开来
1942年10月，一个叫王焕章的村民推倒了死亡列阵的第一块骨牌，崇山村几百年来的平静轰然破碎。
王焕章是一个打渔人，村里人不怎么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的外号“老哭皮”。他住在村子的边缘，会弄船只。王焕章老婆死得早，在村里随着他生活的有三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等16口人。除了打渔，他还在村里王甲升家里帮佣，甲升家田里的各种活汁他都帮着干。
王焕章的这个清早和以往一样，起床就开始忙碌，不同的是不到中午就感到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王焕章得病的源头有几种说法，一是王焕章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见一人病倒在路上，出于好心曾为他提筋扭痧(此说来自王甲法，当时被推举为江湾、崇山防疫委员会委员)。第二种说法是王焕章见到路有死人无人收骨，便将其背起避开大路埋掉全元康冲剂。（此说来自崇山村村民王甲升，王焕章是他家的帮佣）
和王焕章山墙对着的正是村里的中医王道生家，一条并行两人的小巷子里，两家房子接在一起，彼此串门的话要绕过一所房子，但隔着窗户说话，两家都听得见的。
王道生当然成为生病的王焕章第一个求助的对象。
王道生给他的邻居病人做了诊治，家人急忙抓药，喂他吃下，但是毫不管用，王焕章当晚就死了，终年59岁。这一天是1942年10月14日。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死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不久，他发烧，口渴难忍李馨琪，夜里，家人发现王道生已死在马桶边上，可能是口渴爬着想去找水喝。这一天是重阳日，1942年10月18日。
63岁的王道生是清朝的贡生，年轻时曾经在杭州的新式学校里念书，学过理化数学。后回乡在靠近崇山村的江湾镇，2、5、8、10的集市日在药铺里坐堂行医。村中有了病人， 他就去出诊，很得村民们的信赖。王道生是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个儿子，因此治丧隆重。
实际上村里此时有两场“法事道场”，一场是病人王焕章的，一场是医生王道生的。王焕章死后停灵于家族公共祠堂，祭事、道场都在这里做。王焕章平时是住在崇山村北面的，灵堂设在西边是因为祖宗的祠堂在西边，死者的灵位要和祖宗设在一起。道士主持法事，颂经3天3夜，与王焕章同族的王凤林家因为房子失了火，平时借居在家族的祠堂里，还有一个王荣良，比王焕章的辈份小，又同祖同宗，自然全家人帮着做王焕章的丧事。
王焕章的长子王基法（39岁）也很快病倒，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死了。接着王焕章另两个儿子王凤高（31岁）和王基炉（25岁）也死了。一个个好端端的男人，力气很大，身体很壮，怎么会一下子说死就死呢？
不仅如此，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月里，死亡一直在这个家庭接二连三地上演，孙辈中，8岁王荣士、7岁的王妹和王荣贵、4岁的王仙莲、2岁的王玉妹，也相继染病。
“得病之后，就会吐血，淋巴结肿大，头痛、口干，然后死去。我那时才6岁，和大家住在一起，看到亲人死去的情形，真的十分悲痛。尸体就埋在后山的曹村山。”王焕章的孙子王松良说。
王焕章家，前后死了11人。（注：王焕章的故事，在村里人的讲述中有不同的版本，有老人讲王焕章家全部死绝。此处以细菌战原告王松良法庭陈述为准，他是王焕章的孙子，后来逃到8公里以外的亲戚家里，保得一命。）
崇山村的老人还记得，王焕章的长孙、王基法的儿子经常跑到坟地里去哭，边哭边叫——你们为什么都走了，扔下我一个人。老人们都说那哭声很凄惨很凄惨，后来这孩子由娘舅家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了一口，也死了。
同在一个宗祠里帮忙办王焕章丧事的人家，也开始生病死亡。凤林家住祠堂里有11口人，11月8日9岁的王牛弟死亡，10日死了7岁的王牛兵，16日38岁的女主人贾宝云、13岁的王荣章、30岁的赵珠玉一齐死亡，20日11岁的王牛妹死亡。到28日，男主人王凤林也死了，这一11口之家，10人感染鼠疫，死了8人，其中7人都是王凤林一一将他们埋葬的。最后埋葬王凤林的是他的弟弟王凤生，12月3日凤林的这个弟弟也死了。
死亡如炸弹一样爆裂开来，王道生的道场里最为猛烈。王道生家族在崇山村根深叶茂，家大业大，除了在外的五儿子，他的7个儿子及女儿一家都参与了丧事。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三天三夜的法事。崇山村的丧俗是尸身大殓入馆，钉棺盖时，亲属跪地，头贴着棺材，一个肩膀承住棺底，以示“抵痛”。
恐怖的事就在亲人的悲痛和神道法器香火之间接二连三地发生。王道生妻子鲍春兰首先发病，接着是二儿媳吴菊兰，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很快暴死了。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10月26日，王道生最小的儿子王旌伦（16岁）全身痉挛而死(疑似肺鼠疫病状)，有村民回忆说，这个孩子死得非常惨，口吐鲜血，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
王道生的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赶快带着儿子鲍弟逃回义亭鲍宅村，但没有几天，一家三口全部死亡。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神袭击，王道生一族人全蒙了。他们用最古老的办法躲避灾祸，当地人认为，只要过水过江，邪气就不会跟着来了，于是王道生的一个儿子背着自己的女儿，连夜涉过一条江，奔逃到梅岭的岳母家。但天还没亮长城长简谱，8岁的女儿还是死了。岳母家人怕梅岭村人知道他们把崇山村的外孙女带来，并死在了家里，连夜挖出江边的沙子将小女孩埋在溪滩边上，连坟都没敢做。
背女儿去梅岭的那个儿子也死了，然后连带其岳母家连续死了5口人，一时间梅岭村的人惊恐万分，不多时全村人都逃光了。
王兴国是王道生五子王旌昌的儿子，从他的讲述里，可知政府有关部门到11月已经开始了防疫：“发病的人有几个被隔离了，二伯父被隔离到崇山村西北方向三四里地的官塘殿，父亲的三嫂被隔离到村子西边2里地的西雅殿，父亲的七弟被隔离到林山寺，父亲的八弟被隔离到村外一里地的碑塘殿。当时听说吃六神丸有效，但是因为太贵，没什么人买得起，至于医生，没听说过有外来医生治了病的。”（王兴国法庭陈述）
一个王焕章在崇山村传染了3户人家，死亡了31人，并在崇山村形成了三个爆发点，一个在王焕章和王道生的居住地，崇山村的北部，一个是在西部王焕章家的宗祠及附近，另一个是王道生停灵做法事的松树厅，崇山村中部核心区。
松树厅在崇山村是一个宏伟的存在。在这个古老村庄的宗族社会里，十多所祠堂是有辈份的，松树厅的辈份不算是长的，但它的规模最大，它在崇山村人心里仿佛是一个年轻的力士，高大挺拔俊秀。
“大梁可粗了，上面可以摆一张八仙桌。”老人们会笑着拖着长音，毫不掩饰心中的骄傲和崇拜，“就连日本鬼子想烧它都烧不起来，它太高了，他们就用‘烧夷弹’往大梁上打，打了好几弹，才烧起来呢。”
这个祠堂全部都是用大松木建起，于是叫松树厅。松木不是建祠堂的好木料，容易被虫蛀，但是，这个祠堂好像真的有神意，建成200年，没有一点蛀，全村人都称奇。
这样的一个工程做下来至少要5年以上，它是全村人的心血之作，也是一个地方物华天宝人力财力的汇集。
王道生的丧事安排在松树厅举行，不只因为他是全村及方圆数百里有名的中医，更因为他在村里的辈份高，王道生是“冲”字辈，是“焕”字辈人的爷爷，因此他的丧礼的规格绝不会低于王焕章。现在崇山村还活着的辈份最高的人就是“冲”字辈，但已经是个位数的存在了。

◇崇山村族谱。
崇山村最大的公共活动大厅里，法事差不多聚集了全村人。不幸的是，高大的松树厅被死神选中，死亡高高盘踞在松树厅的宽大的横梁上，扑杀着底下浑然不觉的众生。
住在崇山村的王道生家族，先后有9人死亡，算上前来奔丧的女儿一家三口及其他亲属，整个家族在这次劫难中死去19人。
王道生的五儿子叫王旌昌，当时在江西省当看护兵，因此逃过一劫，他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灭顶之灾的活证人。
2015年，在崇山村125号，王道生的孙子王兴壁（71岁），王兴强（69岁）还生活在那里。当年王道生看病坐诊的房子空着，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从破朽的门窗朝里看去，两组大屋相隔着天井对列。
村里见过王道生的老人说，69岁的王兴强长得最像爷爷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王兴强有一张典型的国画中文人瘦削的脸，高眉弓下细长的眼睛，笑起来有一种质朴的善良。如果再配上三缕胡须，大概就是那个清朝贡生王道生。

◇王道生的孙子王兴强。
1942年的崇山村，公共医疗就是靠中医，现在连医生都死了。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都不知晓。
王甲法，崇山村最大的工商地主，在金华开有两个火腿厂，本人从小在杭州经商，杭州沦陷后回到家乡避难，被推举为江湾、崇山两村的防疫委员会委员，他在回忆中写道：“鼠疫流行时，死鼠特别多。老鼠因跳蚤传染患了鼠疫，发烧难当，到处找水饮，饮水后即死亡。因此，灶头汤罐边，面盆边，阴沟中死鼠成堆，王道生左邻右舍更多。人受感染，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肿胀，过一二天就死亡。”（王甲法《崇山村鼠疫》，政协义乌市文史委《义乌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3月）
王甲法说到一个细节：王道生为王焕章诊脉开方后，叹了一声“余从此终了”，并把开方的毛笔和把脉的垫枕“掷之于地”。他探知了此疫的凶猛，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但他并没有想到疫病会给他的家人及整个村庄带来如此的劫难。 王甲法的二哥王甲?帮忙料理王道生后事，也染病身亡。
匆忙成立的江湾、崇山村防疫委员会，集中了两村的族长和乡绅，王甲法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他们设立了几个隔离所谭天澄，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宾媚人，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就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糖梗田里去等死。
头几个人患病死亡，家人还隆重治丧，请道士念经超度，想办法驱邪禳灾，还能买棺材成殓，请人抬出送葬。后来家人接连死亡，别说治丧，连棺材也无法去买，一块门板，一床被子裹了抬到山上挖个坑，草草葬了。再后来连帮忙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了，人们甚至怕出门撞见抬尸体的，怕撞见“瘟神”。
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在家看家，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人人关了门不敢给她水喝。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爬着死去天策枪魂。
进入12月，疫病并没有因为寒冷的气候而铩羽，反而以每天死亡5至8人、最多一天死20人的速度推进，不到三个月，在当年有1236口的崇山村，造成403人的死亡（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疫病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患病基本没可能活，死亡率高达95%以上。崇山村有150人逃走他乡，有的人甚至漂流海外，还有不少人自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族族鬼影，万户萧索。
1942年（民国31年）11月16日（十月初八），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令人读之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1943年3月，鼠疫传染才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前来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的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体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
剖肚挖心是阴曹地府才有的事啊
崇山村村民最恐怖的记忆还不止是鼠疫接二连三的夺命，而是日本人的活体解剖和烧毁他们的祠堂、村庄。
活体解剖这种恶行，在崇山村人眼里，只有阴曹地府才会有，绝不可能发生在人间。而烧毁村庄，则等于毁了900年祖宗的积累，陷全村人于饥寒交迫之中，其对崇山村人生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王选和日本前来调查时。很多人家到那时还寄居在亲戚家或者祖祠里，没有能力重新盖房起屋，被烧毁的宅基地，仍是一片废墟。松树厅遗址如一大块疮疤，突兀地出现在密集的居民区里。酒作坊的污水在空地上横流，空气里散发着令人迷醉的酸腐味。
林山寺就是活体解剖的现场，在王菊莲的眼里，那里就是活生生的由阎罗王把守着的人间地狱。

◇林山寺当年的山门，佛门净地星战雷师，成日军细菌部队的屠场。
林山寺原本是江湾、崇山两村防疫委员会设立的一个隔离点。
“敌伪医疗队惨无人道，将染病未死的人强拉到野外僻静处，解剖化验。村人为此惊恐万分，但又无法逃避这种劫难。邻近村庄有亲戚的，也均得到命令不准崇山村人进村避难，外出没有地方可去，在家又恐敌伪医疗队得知遭难，因此得病的只好在离村较远的山垅和田塍、坦墈下，搭个地簟铺栖身，以避检查。这样办，病人增加痛苦，服侍的人同铺共住，易受传染，为此很有必要设立病人隔离所。我几经观察，比在田野间搭铺风餐露宿有天壤之别。寺内住有一个老太婆，身子尚健，可以照料茶水饭食等，服侍周到，宛如家中。即可避免敌伪医疗队的残害 ，又可免传染给他人。病人乐于住进去，还因为许多人有迷信观念，以为‘主山大官’保佑。”
王甲法的设想不错，但是日本人控制了这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42年11月4日，一群日本人到了崇山村，宣示村民，他们在村边的林山寺建立了医疗点，有病的村民可以送到那里。
生于1929年农历4月12日的王菊莲，小时候家在崇山村，解放后嫁到邻村江湾。王菊莲是遗腹女，有一个姐姐很早就外嫁了，日军施暴那年，家里就13岁的她和母亲过生活。
崇山村少数几个人见过林山寺里的情景，王菊莲是惟一还活着的，并且头脑清晰还能够讲述。
“我被大人派去给自己的堂姐姐去送饭，她得了病被送到林山寺里，平时两堂姐妹年龄相仿，一块儿玩关系很好。我带了饭走到林山寺。林山寺里有一道山门，进来前方一个主殿，左右手各有一个偏殿。我看到了穿着白衣戴着猪鼻子一样的口罩的日本鬼子把人梱绑在门板上，手里拿着刀呢。这个人两手戴着套到胳膊肘的手套，旁边放一只大木桶，人肠、肝放到桶里洗一下。刀有这么长，弯的，还有人拿着刺刀在边上走来走去，我怕死了。捧在手上的饭一下子扔在地上，我只想着逃，进来的门口有人守着，我就往里跑，记得迈过了一个门槛，里面都是躺在那里的病人，这些病人在喊叫，在哭。我看到院子一角的墙塌了一个洞，洞很小，我就从那个小洞钻过去。我往山下冲时，还听到有人在喊叫，在追，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从往林山寺里张望到吓得扔掉饭碗，再到逃出院子，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王菊莲记了一辈子。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语调变得又快又尖利，两只手像做恶梦似的在空中乱划拉。

◇王菊莲。
与王菊莲可以互证口述的是张菊莲和童金兰，当时都是鼠疫的患者，听说日本人在林山寺给村民治病，患病的俩人先后来到这里。张菊莲亲眼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将崇山村豆腐店王关富的童养媳、18岁的吴小奶（囡，崇山村方言发音为“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并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血涌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心腑内脏。
张菊莲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拼命想逃出，意外发现林山寺的厕所掏粪坑是和墙外通着的，于是从粪堆里爬了出去。张菊莲，当年25岁；童金兰，当年53岁。两位妇女都是崇山村的媳妇，张菊莲逃出几天后，童金兰趁守卫的日本鬼子不备，也逃出了林山寺。另一个印证这件事的村民是王锦悌，王锦悌的父亲是承揽村里殡葬活计的，俗话说叫担棺材的人：“父亲装殓吴小奶尸体的时候，发现内脏都空了。”
张菊莲没有子女，解放后丈夫去世，改嫁至距崇山两三公里的童店村，1996年去世，享年86岁。王选和日本律师录下了她的口述。童金兰家穷，以帮人磨豆腐为生。在磨豆腐闲谈时，经常会向村民谈起其亲眼所见、所闻的吴小奶惨死经历。1982年，童金兰去世，享年93岁。
当年的林山寺现在还在，山门低矮，宽不过农家的院门，白墙、黑瓦、石阶斑驳，门上一方匾额，上书“林山寺院”几个字。正殿已经变成危房，通往正殿的过堂（也就是当年王菊莲进入林山寺的门）已经塌了，为此林山寺不得不关闭。王菊莲从这个山门进来，通过过堂，看到正面的大雄宝殿的恐怖情景，她吓得扔掉了饭碗，跑进右边殿的庭院，这个大殿是林山的主山殿，布置着当地人信奉的主山神。
现在这个大殿布置着一些泥塑：痛苦地呻吟的病患者，被解剖的人，这些都是根据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老人们的记忆复原出来的。大殿神龛中央，依然供奉着主山神，神像前，红炷炷泪斑斑，神殿与屠杀形成极强的视觉和心理刺激。
林山寺门前立着一块碑，上书一副对联：　
香烟缭绕佛门净地成屠场神人共愤
日寇肆虐炎黄子孙染鼠疫天地同悲
黑字行书，字迹已经斑驳，地面的塌陷造成碑体有些倾斜。
林山寺所在的山原名珠盘山，因为平地里突兀起一座山，而被称为奇异，山形如玉盘托珠，据说当年朱元璋起兵之前曾经来过这里，后来讳这个皇帝的姓而改为主山。
山上的寺庙为清康熙年间悔海法师主持道场并建寺，所修的大殿就叫做主山大殿。清光绪年间佛寺建筑被命名为林山古寺。
当地的人在佛教的信仰里夹上了他们对本地神灵的崇拜，他们认为保佑这里一方风水的是“主山大官”，一旦地方上发生旱灾水灾时，地方官都会到这里的“主山大官”面前请求施恩保佑。在崇山村人看来，佛离得远，而“主山大官”是这里的主管。乡民们会每年抬着“主山大官”去游行，一如佛教里的浴佛节。
原本是崇山村人“主山大神”的居地，姜柔伊却成为日军的屠场。
2011“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日，距离活体解剖遗址相距不足百米的林山寺后山坡挖出了8具头骨，仿佛是冤魂不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又把这件事显现给世人看。除了头骨，还发现人体的腿骨、牙齿、手骨等多部位的骨头。遗骸是被胡乱埋葬的，头和身子都不在一起，谁是谁的对不上号，非常散乱。可惜的是，工地现场很乱，当崇山村的老人们向上报告，公安部门派出民警、法医、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赶到时，遗骨已风化。
在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中，当年崇山村死于细菌战的404名死难者中，约45人是死在林山寺里的，其中仅有20多人被抬回村中安葬，其余20多人的尸体至今不知下落。
到林山寺送饭不久，王菊莲也生病了。她讲述了那个过程——
发烧，淋巴肿痛，口渴，难受得要死，后来就昏死过去了。我母亲以为我已经死了，就钉了口小棺材，把我放进去准备埋了。正准备埋时，听说那一天日本鬼子要来，母亲就把棺材放在柴房里，用柴禾掩盖起来，逃出村子。
母亲7天之后回村，去问了王兴（村里和日本人有联系的人）日本人来不来，听说不来，母亲就叫了自己住在塘头村的女婿鲍四兰来，让他去把放在柴房里的我埋掉。
姐夫搬棺材时，突然听到里面有声音，打开一看，我在里面活了。
在棺材里的7天，我完全没有记忆，痛啊，饿啊，渴啊，一点都不知道，人都是昏死的。现在，想爬出来，姐夫很害怕，逃出柴房。听到我喊饿喊渴，就从窗口塞进两根糖蔗梗给我吃，后来母亲给我弄了开水稀饭，吃了后才慢慢走出柴房。
鼠疫真是太厉害了，就这样短短的接触，姐夫就染上了。在走回自己家塘头村时，竟然无力支撑到家，死在了路上。
姐姐想把丈夫拉回村里安葬，遭到了村里人的反对，他们说塘头村还没有鼠疫，如果有人死了，就把姐姐王仙云拉出去活埋。于是姐姐只好将丈夫就地掩埋，没有让他的遗体回到村里，也没有举行什么安葬仪式。姐姐后来改嫁，早早死去，她的三个孩子，二个男孩都没有成年就死去，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
这还不是王菊莲恐怖记忆的全部，她还被日本人抓去修了三个月的炮台，又目睹了小姐妹被日本兵强奸至死。
“修炮台尽抓一些小孩子。大人一旦被鬼子抓了，鬼子就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锁骨，两人穿在一起，一对一对地赶到莹石矿上去做苦工，鬼子用枪押着他们，我亲眼看到的。我们20多个孩子，把沙子、石灰挑到炮台，日本兵自己砌，晚上我们被集中到炮台下面，没有床铺，没有席子，三个月里没有躺倒睡过，只能蹲着靠着睡，日本兵从上面往下拉尿，浇我们一头一脖子。”
三个月下来连累带饿，王菊莲几乎死掉。
而最忘不了的是小姐妹的死。
“我们村里有5个女孩，都是同年纪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那一天我们五个约了一起玩，我们四个已经进到房间里了，那个金华的姑娘刚进门，被鬼子看见了。我们四个钻到了床底下，大气不敢出一口，鬼子把那个姑娘抓住，拖到我们躲的床上面，我们在底下听得咚咚声，看见鬼子的枪扔在地上，刀扔在地上，水壶扔在地上，布袋，接着是靴子、衣服统统扔在地上，就听见金华的那个姑娘哭啊，叫啊，哭声很凄惨的啦，渐渐的没声了。血流下来，流到我们身上来。后来鬼子穿好衣服，把地上的东西拾起来，挂好，走了。我们从床下出来，发现她已经死了，满床都是血，我们也不知道是鬼子走时杀了她还是怎样，只知道到处都是血，很多血。我们叫她老公来，她老公看到后，发疯一样，嗷嗷大叫，抱着她边走边哭边喊，很悲惨的，我们姐妹四个伤心煞了!她是我们五个玩伴里长得最高，发育最好的，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死了。”
王菊莲自己独居，一所黑黑的土屋，前面正房是土改时分的，后面是自己和丈夫加盖的几间。四个女儿在这里出生长大，现在她们各自成家，留下她一人，因为有子女她不够进养老院的条件，不久前被一个瞎子推了一把，摔断了脚，打了钢板勉强能走路，烧柴做饭有些吃力。女儿看她太孤单，为她买了一个电视机，每天她能做的事就是关起门来，看电视里的戏剧。
有一些屈辱深埋在心里，竟无法讲出来，王选发现有些事崇山人就算是当着她的面也是不说的，更不用说是有日本人在场。那个伤口太深，太丑陋，太痛苦，他们小心地护着，不愿意让别人看见，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
王基旭的奶奶就是被日本人剖腹的，但做为崇山村细菌战调查团的成员之一，他始终没有将这个情节讲出来。

◇原告王基旭。
生于1939年9月13日的王基旭家住得和医生王道生家只隔了2所房子。王道生家现在的门牌号是上崇山村189号，王基旭家是157号。王道生家开始死人之后的两天，王基旭的姑姑就生病了。
“姑姑王小奶是家里最先感染的是人，她右边腋下有淋巴，发烧烧得很厉害，不到4天时间就死了。姑妈死后，一家人逃到赤岸镇东朱村的一个祠堂里住下来，在这里并没有亲戚，当时外面的村民还不大知道崇山村死人的情况。
“逃到赤岸镇东朱村后，有一天有人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姐姐拉起我就跑，姐姐大概是7岁，我只有4岁，实在太小了，跑不动，跌倒了被姐姐拉起来再跑，跑啊跑，其实是没有目的地乱跑，结果姐姐一脚踏进草泥火堆里去。过去农村种田把草堆起来，用泥巴闷起来烧，烧成草泥灰，用在田里是好肥料。姐姐只顾逃，没有看到草灰，两只脚一齐陷进去，泥灰又很粘，姐姐爬起来时已经晚了，两只脚都快烧熟了。她就那样躺在家里天天疼得哭，一双脚烂了一年多，家里没有钱去治，就是每天哭，全家人都哭。
“奶奶爷爷留在村里看家，奶奶就化妆成要饭的人，整天坐在家门口，为的是让日本人看到这是一个穷苦的人家，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要再进来抢。
“在姑姑死后的第7天，奶奶就染上了病。那时候日本占领军整天宣传林山寺里有卫生队，免费给大家看病，家里人就把奶奶送到林山寺里。
“奶奶那时刚发病，还能自己走到林山寺去，第二天爷爷去林山寺里看她，结果是大哭着回来，几天之后，爷爷的眼睛全哭瞎了。从此以后，爷爷再没有笑过，也不能劳动，整天坐着一语不发。爷爷叫王长清，奶奶藤翠菊，姑姑王小奶，死时38岁，父亲王志炯，只有36岁。父亲当时有大女儿9岁，还有小女儿7岁，我4岁。我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
“奶奶被草草埋葬，之后父亲带着一家回到了崇山村，父亲也感染了鼠疫。为了救活父亲，母亲天天帮他用针刺淋巴，把毒挤出来，但是拖了一阵子，父亲还是死去了。
“父亲的身体非常强壮，当时日本人来了逃难都是他挑着我和小妹妹跑的，一根扁担，一头筐里是我和妹妹，一头筐里是全家的重要物品。父亲没有了，全家的顶梁柱倒了。
“我们这个家族已经是几代单传了。爷爷的父亲是一子一女，爷爷也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现在本来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在壮年死去，留下只有4岁的我，能否活到成人还是问题。
“父亲死后，家里最大的姐姐只有10岁，所有的田地就要靠母亲去种。母亲过去从来没有种过地，什么也不会干，加上小脚，也没有力气，但全家的活全部都得她来做，一年到头吃不饱饭，吃野菜漳平教育网，过年都吃不到白米。饭没得吃，房没有住的，所有的孩子没有读过书。小的时候饿极了我常常爬在地上捡鸡粪吃，什么能吃进嘴里都去捡了来吃。”（作者对王基旭的多次采访）
王基旭的讲述一般都是至此为止。大家都知道他的奶奶是死在林山寺里，但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形，直到细菌战诉讼经过多年之后，人们认为崇山村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再也不会有新东西出现的时候，王基旭有一次突然说：“奶奶就是在林山寺里被解剖掉的。”说完大哭不止。
原来，对爷爷最沉重的打击是他亲眼看到了妻子最不堪的一幕。头一天自己走着去林山寺的妻子，第二天已经是一副空躯壳，肚子里五脏六腑都被挖空了，爷爷当时就昏了过去，日后白天夜里都在哭，很快双眼就哭瞎了。
奶奶被日本鬼子剖腹，成了全家长久的耻辱。家里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不向外人提，在家族内部也不说。那一次是在日本进行举证的时候，王基旭突然泣不成声地讲了出来，王选和台下同村的人都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早不说，他说这种倒霉的事，说了大家都会说这家人一定是“做人没有做好”，“上一辈做了什么缺德事”，加上实在是太屈辱了，以至在整个家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多年来一直无法走出来。
关于南香红

南香红，非虚构创作者。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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