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末期中国教会的复兴（4） 圣徒传记：《残年忆史》第二部分-跟主脚踪
多人前往边疆传道
1940年代末期，有些弟兄姊妹靠着主的带领，没有教会的薪金，也没有任何团体资助，完全凭着信心到艰苦的边疆地区去传道；也有两个没有教会的固定支持、凭着信心集体去边疆布道的福音团体：一个是遍传福音团，一个是西北灵工团。
◆遍传福音团
遍传福音团是1940年代中期由戴永冕牧师倡导创建的。戴永冕牧师是戴德生先生的孙子，戴绍曾牧师的父亲，戴继宗牧师的祖父。
戴永冕牧师起初在河南开封创建了一所神学院，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只好将神学院迁到了陕西凤翔，定名为西北圣经学院，仍是由戴永冕牧师担任院长。那时，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福音的荒地，信主的人非常稀少。戴永冕牧师关切那里的福音工作，便常常带领大家为西部边疆祷告，为普世宣道、福音遍传祷告。据说，有一次，他在圣经学院的院子里画了一个中国西部的地图温酒斩三国，请全体师生围着地图祷告。祷告结束后，他就说：你们谁在神面前有感动，有心为西部边疆哪个省祷告，甚或愿意到那里去传扬福音，就站到那个省份里去。2012年间，我曾见到戴继宗牧师（戴永冕牧师的孙子），问他当年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件往事。他点头认同。当年的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样的祷告中组成的。
遍传福音团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曾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传扬福音。原来他们曾想从青海去往新疆，但是到了青海的格尔木[ 1 ]，被当地的军政人员劝阻，又回到甘肃。以后他们从甘肃的兰州去往新疆。遍传福音团的团长马可，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中国老师。马可牧师后来写了一首团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几十年的风雨以后，马可牧师在重庆去世。
遍传福音团的成员有赵崇义、何恩证、戴彦中、韦苏西、路得等数十人。赵崇义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他在祷告中心里有很深的感动，改名叫赵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后来就决志要把福音传到麦加去，把福音传给信奉回教的穆斯林。当我第一次听说赵弟兄改名叫麦加，我心里就大受感动。我和他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在祷告的名册上常记念他。
戴彦中后来在新疆被捕，释放后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遍传福音团留在新疆的同工，只有赵麦加和他的妻子何恩证[ 2 ]。赵弟兄初到新疆的时候秦小曼，在哈密曾受到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姊妹们的盛情接待。有一年圣诞节，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庆祝圣诞，赵麦加弟兄还一同聚会，扮演圣诞老人。后来他到了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2007年在喀什去世。赵麦加被主接去以后，就只剩下何恩证以及他们的子女，继续在新疆传扬福音。现今何恩证也被主接去了。
[ 1 ]原来青海的铁路从省会西宁只通到格尔木，但是后来从格尔木修建了铁路，一直到西
藏，看起来有神美好的意思。铁路修建完成后，从中国大陆到西藏去传福音，旅途就
方便多了。
[ 2 ]何恩证是西北圣经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后来成为赵麦加弟兄的妻子。
遍传福音团出版的刊物是《遍传福音报》，由马可牧师负责编辑，在重庆出版。按当时的情况估计，这份报刊发行量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和遍传福音团的弟兄们直接联系较少。但他们的脚踪，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们有些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的侍奉仍在激励现今的许多人。
◆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开始于1940年代的中期，但正式成立于1948年底。起初由山东潍县乐道院（灵修院）的同工和会众组成，正式组建则在新疆哈密。抗战时期，乐道院被日本人侵占，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把乐道院归还给中国的教会。乐道院后来改作灵修院，当时在灵修院负责的同工是李石瑛，后来华北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张谷泉带了学生李道生等人来到乐道院，李石瑛年纪大了，就请张谷泉接任为灵修院的院长。在灵修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齐心有一个祷告，祷告内容和遍传福音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西北灵工团中的一些人，从山东潍县辗转到了江苏徐州，再乘陇海铁路从徐州到兰州。当年从兰州前往新疆没有铁路，只有公路，弟兄姊妹们没有经济能力坐汽车，有些人就央求路上的货车司机，也给司机一些钱，顺便载他们一程。坐在敞篷的货车的货物上，一路颠簸，风又大，天气又冷，非常辛苦。而且不时又要下车换车，没有便车搭乘的时候凯莉丝汀，就徒步行走。这样断断续续地，他们分成了许多批，从宁夏等不同的路线终于都到达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全部聚集以后，他们就正式组成了西北灵工团。
虽然他们到新疆的时期并不很早，但是在大陆新政府成立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便把福音传遍了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这些同工，从不诉苦，也不募捐，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很苦，弟兄姊妹如有馈赠，他们就接受，但是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绝不向人求告。这些人吃糠团、挖野菜来果腹，却将钱省下来盖会堂，好用来传扬福音。他们传道所到的地区，首先是在新疆哈密，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原名迪化）、吐鲁番、七泉湖、石河子、阿克苏、富蕴县（新疆西北部接近苏联的边界）、喀什、疏勒（中国国土的最西边界靠近巴基斯坦）、和田、伊宁（后来改称为伊犁）、库尔勒、拜城、库车、温宿、阿图什等地[ 3 ]。如果从地图上看，在那个年代，他们在新疆已经把福音传的很广泛了。
[ 3 ]这些地区，我原来并不记得。只是在1989-1993年，西北灵工团有人来信索要《圣经
词典》，因此留下了以上的地址。
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是张谷泉，组成西北灵工团后不久，1951年他便被捕，1956年死于狱中。他的妻子陈莲秀大姐去收取遗体和遗物的时候，在张谷泉弟兄的旧棉衣、棉被中拆出一些旧布，竟发现在这些旧布上有用针线当笔写出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狱中思家”，陈杏衣另一首是“火炼”。后来许光导弟兄还为“火炼”谱了诗曲，被收入《颂赞诗歌》中。有人把“火炼”原诗略改动了几个词语，今录几段于下：
主啊，我愿跟你，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城外，不恋今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也愿献出。
主啊，我愿像你，深爱我众仇敌。
纵或被欺被刺，仍然祝福不息。
受尽毁谤攻击，不改神的爱意。
主爱充满胸怀，随时自然流溢!
主啊，我愿随你，走完今生苦路。
因前头的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像麦种死透，籽粒百倍结出。
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
西北灵工团的其他成员有陈莲秀、刘淑媛、张美英、李道生、李石瑛、赵西门、文沐灵、田佩瑾、刘德民、石新民、李元奎、唐远模、连生源等弟兄姊妹，连他们的家属约近一百人。1950年新疆新政权成立以后，西北灵工团的团员被捕的前后有二十多人，有四个人在监狱里先后殉道，他们是张谷泉、文沐灵、刘德民和孙信民。赵西门被监禁了二十年，以后又劳动改造数年。
西北灵工团出版的刊物是《西北灵工》，先后由张谷泉、赵西门负责编辑。《西北灵工》出版的时间不长，数量不多，但当时也感动了不少的人。
◆其他去往西南的传道者
1948年的秋天，我心里很清楚要去边疆传道了，十月底写出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那时我和另外五位青年圣徒所尊敬的吕冰之教士，年近四十岁，正在病中，她提出来要去云南传道，在云南建立一个“安提阿”，也好向少数民族传道。于是连我一共七个人，就往那里去了。我们到了云南后，发现内地会在那里已经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张尔昌就是死在了少数民族地区，安葬在云南北部禄劝县的撒老坞。我们也见到许多从不同的地方被主带领来的弟兄姊妹。这些往西南去传道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有个人的宗派背景，或者是凭着信心去的所谓“自由传道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曾经有人说有个“西南布道团”，这种说法只是个人的想象、揣测。实际上从来没有“西南布道团”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团体
（1）中华传道会：中华传道会的杜忠三、苏传远等人在贵州花溪创建了黔光圣经学院。杜忠三牧师是贵州黔光圣经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因战乱后来到了昆明。1957年杜牧师被定罪去劳动改造，没有多久竟死于劳动改造中。
（2）内地会：内地会的储怀安牧师，青年时曾经跟随宋尚节博士传道。后来在昆明车家壁主持了昆明圣经学院。昆明圣经学院和灵光圣经学院合并了以后，改称云南圣经学院，储怀安担任院长。但不久他就离开了昆明，后来又移居美国，直到老年。
（3）神召会：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在昆明倪家湾组建了灵光圣经学院。后来和昆明圣经学院合并为云南圣经学院后，谷牧师先是担任副院长，储怀安牧师走后，谷牧师成为院长。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但1957年时也同样被捕。“文化大革命”以后被释放，继续作院长，不久即去世。
（4）信义会：杜信甫老牧师是信义会的一位传道人。他比我年长一代，却一直很谦卑，是一位隐藏自己默然放香的老传道人。虽然没有被捕，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多的折磨。
（5）聚会处：昆明聚会处的负责人是陈恪三（即陈若天）老弟兄、万绍祖、余道胜等人。万绍祖和余道胜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两位弟兄，他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之后到昆明来传道。那时虽然我们领受不完全一样，看法也不尽相同，并且不属于同一个组织；但是我们灵里能够相通，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论主的事工，而且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负责的教会来讲道。这在当年的聚会处，实在是少有的。
※当年去往西南边疆的自由传道人
（1）张复生老人：他又名张丹溪，原是共产党老红军。信主后到处布道，1949年我曾和他在贵州长谈过。
（2）张约瑟弟兄：又名绛巴约瑟，原本是藏族人，但长期在沿海城市一带居住，虽然腿部受过伤，走路不便，但仍可过着比较平安的生活。1940年代末他去往云南传道，1950年代初更决志要步行去西藏传道。
（3）苏正杰（即苏保罗）弟兄和其他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多已被主接去了。当年还有各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们，也参与了当地或外地的福音工作。例如灵光圣经学院的学生晏大安，后来在缅甸北部建立了一些教会，并且还开办了神学院，这都是我们当年想不到的恩典。
（4）我们一行前往西南去传道的七个人中，最后留在云南当地的有四个人：吕冰之教士、张家群弟兄、施晋德弟兄和我。以后陆续有林有恩弟兄、施传清弟兄从上海来到昆明传道，那时由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加入到同工中来。
◆当年我在西南传道的一些经历
当年我们前往西南传道的七个人是共同出发的，却不属于哪一个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团体。1949年初，我们到了贵阳，吕教士病倒了几个月后，到昆明去帮助大东门教会的工作。张家群弟兄和施晋德弟兄到云南沾益县，在当地建立教会。沾益在昆明的东边，曾有内地会的宣道士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当地有一些信徒，但是那时已没有传道人。他们就住在原先内地会的房子里工作，后来那里福音就传开了。因为云南吸鸦片烟的人很多，当地人把吸鸦片叫抽大烟，也叫“吹烟”，张家群弟兄还写了一首“吹烟歌”：“大家都请坐，请听吹烟歌，可怜我中国，胡涂人太多……”唱后他就讲抽大烟的种种害处，信耶稣的人怎么就能改变了，再请一个改变了的弟兄作见证，就这样他们建立了教会。但是没多久，当地政府就通知他们不许再聚会，而且禁止他们外出。他们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两年。后来张家群、施晋德弟兄就先后到昆明来和大家一起同工。
因为路费只能到贵阳，也因为我曾两次咳血，所以我在贵阳有一段时间的修整和侍奉，做一些学生的福音事工。约在1949秋天，我来到昆明。神召会建立的昆明灵光圣经学院那时有一个培灵会，邀我去讲道。因为当时缺乏师资，讲道以后，谷怀空院长便留我在那里教课。我说我的信仰和神召会有些地方并不一样，院长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领受来讲。因为那里有很多学生是少数民族的人，有苗族的、彝族的、傈僳族的，我很喜欢他们，便答应了。我前后教过创世记、辨惑学（即护教学）、诗篇选读等课。上课我是老师，下课我当学生。我曾向一位傈僳族的学生杨弟兄学过傈僳族话，他年纪比我大，我很想学好以后一起去傈僳族传道，可惜他因故提前退学了，我的傈僳族话就没再学下去。
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同时，我也在昆明几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当时昆明有内地会的教会，两个信义会的教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的教会，新神学派的锡安圣堂，还有聚会处的教会。我也在内地会创办的昆明圣经学院讲课。那时昆明的教会，一方面是荒凉，一方面是混乱。纸币几乎天天贬值，一天贬两次三次，早晨能买一袋面粉的钱，下午就不够了。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放”，也不知道“解放”以后会怎么样。有些恐惧，也有些慌乱，有的人想离开往外逃，但是也有人抓住最后的时间传福音，抢救灵魂，就怕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传道了。
1949年冬天，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起义头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零零落落的枪声，也没感到奇怪，因为战乱时期这是免不了的。第二天，圣经学院照常上课，我正讲到一半，院长谷牧师推门进来说：“哎，给你们说一个消息，昨天晚上的枪响是卢汉和平起义了！咱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说完后他就走了。我心里平静得很，因为我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就说：“好了，昨天晚上已经解放了，我们照样上课。”我就继续讲课。课程结束后，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激动，可能有点怕“解放”。
1950年6月10日，吕教士我等十来个信徒向政府写了申请书，说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在这里开始布道。政府没有批准也没有禁止菠萝诞。我们反正是报告上去了，就在护国路租房，开始在门前的街头布道。我们在门口用四块一尺半见方的木头板子，写了四个大字“来信耶稣”，往上面一挂。所以人们就叫我们“来信耶稣堂”。房间里的那些座位，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板凳，有的是木板，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宽，有的窄，五花八门，都是弟兄姊妹从家里拿来奉献的。我们旁边不远处是摆摊卖旧货的早市，我们就买了一架旧风琴。屋里弹琴，大家一起唱诗，室内热情洋溢，门口有我们同心的弟兄姊妹招呼路人说：请您进来听听。那时候刚解放，大家也毫无拘束，有的人就进来坐一坐，唱一唱，听福音。起初就是十几个人，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有几十个人了。
人多了，房子就显得小了，我们也觉得房租太贵，临街又太近，不够安静，所以就在威远街租了一间楼房，下面可以住人，上面可以聚会。我们的门口也没有挂牌子，到了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来了。我们继续对外传福音，不过只是个别地请人来了，不是到大街上、到门口拉人进来了。1950年的冬天，教会的人数就到了一百二十人。后来我们教会设立了执事，我写了一份提纲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名字大概叫“教会和教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有关教会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怎样形成、组成的；长老和执事的条件与工作；各种聚会和各种服侍；等等。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前3:13），我们先设立了几个试验执事，帮助事务工作，后来他们成为正式的执事。我们也经常祷告，求神带领、赐给一两位长老。
也是在1950年的冬天，我到了云南北部的黑彝族地区传道。内地会的宣道士原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其中张尔昌牧师，最后病重时仍旧坚持不肯回国直到在滇北离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内地会离开，那里没有工人了。我去了以后，就和当地的彝族弟兄姊妹一起服侍。1951年我和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昆明郊外的白彝族地区“花红园”传道，后来在那里建立了福音点。年终，我和教会的执事余老伯母等三人再次到了云南北部武定、禄劝地区的黑彝族当中，较长时间地巡回传道。我们在云南初期的工作就是开荒布道，后来发展了很多的事工。除了在城里威远街、郊区的马街建立了教会，在白彝族地区的花红园建立了福音点以外，在郊外的十八里铺也建有一个布道所。
教会的同工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竟一度到了十几个人。1951年后，吕冰之教士一直长期卧病无法工作，杜忠三牧师便时常同心侍奉。1951、1952两年，连续有焦源廉牧师的两位学生林有恩、施传清二位弟兄来到云南一同传道。从贵州来的汪惠弟兄，也放下世上的工作和我们同工，后来虽然没有长老的称谓，实际上大家都认同他在做长老的工作[ 4 ]。张家群弟兄结婚后也来昆明共同服侍。此外还有些圣经学院的学生例如李铣、刘卓德、阎大卫、王师母、阎姊妹等等多人，为了实习也成为我们同工团队的成员。所以有段时间我们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十几位同工的群体。我们几乎每个月有一次祷告会，祷告后大家谈谈各处聚会的情况，看看各处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就商讨下个月某位同工到某处去工作。但我们不像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那样，没有任何名称组织。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有弟兄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提供住处，也不负责生活费，只是本着爱心互相关切快板的打法。那时我和汪惠弟兄、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都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一位姓蒋的年老姊妹帮我们做饭。我们每天坐着小板凳、围着个四方形的矮饭桌一同吃饭，吃的很简单，有时候吃的是豆渣饭，就是蒋姐在外面捡一些菜叶子，从豆腐坊里买一些甚至是要一些豆渣，混在一起煮饭，但大家觉得很香甜。其实那时候豆腐渣是喂猪的，有些豆腐坊想要扔豆渣，还得请人去扔，农民甚至不用花钱就把豆腐渣拿走。虽然当时我们过着那样贫困的生活，但是感谢神，我们从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借过钱、欠过债。我们觉得生活上没有缺乏，灵里面也很饱足。
[ 4 ]实际上，他放下世上的工作后，成了执事会主席，担负起教会的事务管理工作，如同
长老；一度代表教会应对外面的接洽、交往；同时负责教会的事物、文书、财务、购置、修缮等工作。
我觉得凭着信心生活，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靠着天降吗哪而生活：今天吃完了，明天神又有赐给。好多的人，凭着信心传道，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个人凭信心服侍主以来，虽然生活艰苦，但却从未缺乏。有时以蔬菜为粮，有时用盐水泡饭，有时以西红柿为主食，有两次在断炊前一两个小时又看见主奇妙的供给。物质上时有贫困，心灵中却常有喜乐。真是尝尝天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34:8）。那时候也写了一首诗歌，叫：
《靠吗哪》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因主爱心被恩化。
今晚用尽明早降下，赖主怜从未缺乏。
素食淡饭虽无可夸，主恩典却是浩大！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故我高唱哈利路亚！直到工毕回天家！
1952年5月10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上说我到黑彝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批判斗争。同工林有恩弟兄提醒我说：“给你登报绝不是小事，边大哥你要做最坏的准备。”当时对我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有位彝族的弟兄拿着一份书面材料来对我说：“彝族地区发动了群众揭发，这份材料说你传讲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吓得当地群众流泪痛哭。”
就在那种危险的形势下，在一次批判我的聚会中，和我同去彝族布道的余老伯母挺身而出说：“边弟兄去彝族传道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和他一起去的。”当时大家都在和我“划清界限”陆光达，所以会众非常惊奇。余伯母跟着说：“是当地教会写信请我们去的，没去之前我们向昆明公安局申请了通行证明，去到彝族地区后，又主动向当地区政府报告说明我们是应邀而来的，并且向政府讲明了每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宝洁生活家。以后每次开会都有一位跨带着手枪的解放军军官来参加。边弟兄从来没讲过世界末日。只是有一次讲到：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一次打上来的鱼竟装满了两条船祝由术。边弟兄说可见那些鱼是遵主的命令，甘心自投罗网的。边弟兄讲到这里就说，那些鱼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喝点湖水、吃点杂草，然而一旦有神的呼召和需要，就奋不顾身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蒙了主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所以当时大约七百人跪下来祷告，哭成了一片。”最后余老伯母说：“如果边弟兄因此被定罪，我应当‘和他同罪’。”
感谢主奇妙的保守，余伯母讲完了后，竟然有好几个老信徒说：“照你这么一讲，看来这个边云波还是个好人哪！”谢谢主，因着多少不知名的人为我祷告，（包括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年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边疆祷告团”的代祷），政府并没有立刻给我定罪。而且就在我被登报批判、屡遭审查的同时，同工们在昆明的“三义铺”买下一所房子[ 5 ]。这是一间两层高的楼房，有三个院子，正好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在那里聚会。当年我们几位同工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所房子，而且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刻。可见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完全是神的恩典！
1953年，我的老母亲没有人看顾，连着给我写了十封信催我回去。那时我在昆明坚持不肯参加三自，当地宗教事务处已经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对我已经有所警告。我也怕自己一旦出事，必将影响当地教会特工佳丽，就离开昆明回到北方，在北京王明道先生处受教，也帮助老人家做点文字校对工作。1956年我被列入王明道先生的反革命集团而被捕。不久昆明的同工们在1957年也先后被捕。吕冰之教士被捕后监禁多年，释放后几乎一直是卧病在床、需人护理，前几年在年近百岁的时候离世。张家群弟兄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本来可以为主作工一些年，但不久竟去世了。杜忠三老牧师被捕后在劳动改造时被主接去。施晋德弟兄在云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了美国定居，现在年过八十，仍不时讲道。汪惠弟兄后来也在贵州的教会侍奉。施传清弟兄、林有恩弟兄在1957年被捕，多年后被释放，现在仍在昆明传道。原先在三义铺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聚会。有人说，现在聚会的人们，有好多都是我们儿孙、甚至是重孙一代的人了。
◆结语
在张谷泉弟兄写的西北灵工团的歌中，曾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前面已经提到，马可牧师所写的遍传福音团的团歌里，也有这样的诗句。当年，我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诗中也有一句诗词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大家好像是不谋而合，同被一灵所感，有“举目向西展望”的领受、祷告、托付和心志，定意装备自己，不仅要把福音传遍到中国的边疆，而且预备走出国门，将福音传到中国的西方；不仅是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止，而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向普世宣道。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年、青年人，能传承这个继续向西把福音传向西方的异象，把福音遍传全世界的托付！正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迎接主的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