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纳粹德国出卖中国的端倪-静逸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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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静逸书屋”抗战历史讲堂想说说希特勒纳粹德国出卖中国军事情报给日本的一则真实故事。
自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军事装备以提高国家的自卫能力。而以蒋介石总司令为首的政府高层发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败北的德国开始复苏，一边在不断寻谋世界大国地位的同时，国家军事力量也在偷偷越过《凡尔赛条约》的制约开始慢慢发展壮大。在德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中，其中重要的战略原料钨、锑、锡等稀有金属需求巨大，其中如钨矿就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当时钨矿储存位居世界第一，江西储存钨矿最为丰富（钨基合金可作为炮兵穿甲弹，锑合金为制造弹头弹体不可缺原料）。所以一个（德国）是需要战略物资能源，袁洁仪一个是需要武器成品及技术资源帮助，这成为德国首选与中国工业、军事合作的基本条件。为此德国为了避人耳目，以退役高级军官组成德国军事顾问团服务于中国。最早是邀请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做为蒋介石私人顾问，后在希特勒的认可下逐渐扩大了顾问团的规模。在以德国国内经济部长亚马尔.沙赫特的推波助澜下，仅从1930年至1932年中德贸易已达3.475亿马克来看（日本和德国贸易是2.34亿马克），中德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

图一，纳粹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他是最看重中国的钨矿能源的德国高层官员，也是他联合其他同情中国的德国旧军人不断说服希特勒对华进行易货贸易的“亲华派”主要官员之一。
至1934年8月，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一家有着军方背景的“合步楼公司”（HAPRO）在中国庐山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胶南一中，这是一个完全双方平等，享有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由此开启了中德紧密合作的“蜜月”里程碑。两国易货贸易在原先的基础上得到巨大发展，德国的军事工业技术人员也不断援助到中国。

图二，中德的合作源自各取所需。特别是中国军事的发展急需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军事大国的帮助纽巴伦鞋。
但德国此时的纳粹政府以纳粹党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为首的“亲日派”及以非纳粹党人的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长柏龙白为首的“亲华派”互相制约。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访德，在拜会戈林时，戈林认为东方的日本更符合德国世界战略发展的需要且意识形态相似，而中国只是一个懦弱的国家，不过是德国的一个目前需要提供资源的国家而已，言语中不无轻蔑中国的态度，使得孔祥熙愤懑而无奈。而希特勒处于“亲日派”与“亲华派”之间，左右观向，一切以德国的整体发展利益为出发宗旨何猷佳，既要中国继续提供资源渴望城市，又要日本的盟友鼎力支持，看似中立，实则本质意识上偏重日本。

图三，希特勒在“亲日派”与“亲华派”间进行平衡

图四，1937年6月9日，国民政府财长孔祥熙（左一）访问德国。6月13日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元首“鹰巢别墅”拜会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
一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此时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亲日派”）在英国会晤孔祥熙时，再次为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中辩护，认为是中国军队大量向北调集使得事变扩大无法解决。孔祥熙又一次感到德国的“亲日派”势力在为日本帮腔，德国与中国的合作出现的缝隙在逐渐加大。
1937年7月底8月初，中国外交部情报司已经通过法国驻上海“哈瓦斯社”获悉确切情报，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一些成员，利用在中国军事要害部门工作的便利，将中国对日作战部署、军备势力出卖给日本。日本政府承诺此次事变一旦事成之后，将中国青岛及山东省的权益归由德国掌控，日德暗中已达成交易。此事在8月7日军政部所属军需学校一次准备辞退德国教官申采克的一件文件中出现。笔者由此发现德国军事顾问团中“亲日派”出卖中国军事情报的历史真实。以此印证了以戈林为首的“亲日派”不仅是嘴上的敷衍和藐视中国k1264，在行动上已经和日本沆瀣一气了。
图五奎尔德拉，1937年8月，军政部所属军需署署长周骏彦中将，转呈军需学校教育长墨林翰少将，有关解聘军需学校德籍教官公函中提及德国顾问出卖中国军事情报的历史文献（红线处）。

图六，军需署署长周骏彦中将（1872—1940年），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嫡系将领，蒋之老师，辛亥革命元老。清末享受官费入日本警监学校学习，后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需处长。1934年接替余飞鹏中将担任军政部军需署署长，主管三军粮饷、被服，并负责安排蒋介石浙江家务，是蒋介石最仰重的老师及重要军政幕僚。

图七，原军政部军需署长—余飞鹏中将（1884年—1966年），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嫡系将领。毕业于浙江宁波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元老。1928年任军政部军需署长（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粮食部长），1947年授陆军上将。1966年于台湾逝世。
图八恒大嘉州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军需学校正门。南京中山东路碑亭巷南口，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选择原清末“中协衙署”为国民政府军政部所属的军需学校校址（今南京大行宫“大行宫会堂”位置）。该校于民国元年在南京成立，随即迁北平，民国十七年十二月（1928年）再回迁南京。第一任校长为早年被清廷报送到“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学习的湖北枝江人张叙忠中将，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做了25年军需学校的张校长谦辞其职（1936年），改由蒋中正为校长。

图九，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抗战前南京时期所用的军旗样式。

图十，第一任军需学校校长。从民国元年开始，做了25年该校校长，资历颇深（其子于今尚在南京）。
不久“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由于中国此时尚需德国的军事装备与日本对抗，即使知道有德国顾问在这节骨眼出卖我国军事情报给日本，对己造成极大危险阴宅瓦德马尔，但还是为了稳住大局没有和德国当面撕破脸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反而一边在加强防护措施的同时，一边要求凡是有德籍顾问的军事机构不得随意辞退或者轻视怠慢德国人，必须以信任姿态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并且要求各部门做出书面回复。于是军政部收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陈继承于1937年8月27日遵照回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步兵学校教育长王俊、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于8月25日遵照回复；陆军兽医学校马政司司长余玉琼8月31日遵照回复，炮兵学校教育长邹作华9月10日遵照回复，还有诸如“参谋本部”、“兵工署”“军需署”“军务司”等都表示遵照中央意识办理。

图十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务司王司长遵办委座指示，照常信任德籍顾问，暂缓解聘任期未满的德籍教官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

图十二，军政部军务司长王文宣中将

图十三，中央陆军军官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将军，回复军政部遵办信任该校所聘德籍顾问的公函。

图十四，陆军工兵学校—林柏森教育长，收到必须信任德国教官指示后回复军政部的公函。

图十五，1933年国府聘用部分德国军事顾问姓名，其皆在我国重要军事部门任职.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鲍尔上校1928年11月—1929年5月；第二任佛采尔中将（如上表）1930年5月—1934年4月；第三任塞克特上将1934年5月—1935年3月；第四任法肯豪森上将1935年3月—1938年7月。

图十六，第一任德籍总顾问马克思.鲍尔上校

图十七，第三任德国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图十八，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德国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

图十九，1936年秋，在德国法肯豪森总顾问及兵工署署长余大维将军陪同下，蒋委员长视察南京汤山炮兵学校射击场，观看刚由德国莱茵金属兵工厂购回的32倍15公分sFH18改版型重榴弹炮。该炮属于当时最为先进的重炮。为了适应中国军队的要求，莱茵工厂特意加长炮身，使射程达到了最大值1万5千1百公尺距离（15.1公里），据说是以压制日本射程在1万2千公尺的“九六式15榴弹炮”所定制。该炮行列全重7顿，每发炮弹重42.3公斤，每门炮总价值为当时国定法币87万银圆。最前方侧脸者为德国重炮技术顾问。
而军需学校教育长墨林翰，也是接到军政部指示的，不过他较滑头，利用有德国顾问出卖国军情报一事，想辞退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官申采克（说他教材和教学没有系统，使得学员对其嗤之以鼻。笔者推断很可能申采克就是日本间谍），结果军政部在其8月14日的呈请函回复中说（9月12日回复），申采克是经德国法肯豪森总顾问处分派出的人员，聘用期为1937年9月28日，以教学及教材为由而辞退德籍顾问该理由牵强，待聘用期满后，经综合考评呈委座同意方可停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教育长墨林翰碰了一鼻子灰也毫无办法，可见中国当时因出现德籍顾问出卖中国军事情报一事，上峰不但没有袒护己方，反而更谨慎地处理中德人事关系。而此时上海“淞沪会战”正打得硝烟弥漫异常激烈。没办法，谁叫我们受制于人呢！

图二十，军需学校教育长墨林翰少将

图二十一，军需学校聘用的德国教官—申采克。
至1937年12月中旬（此时中国首都南京正好沦陷），在一次德国企业家会议上，针对企业界人士要继续保持对华贸易关系论辩时，赫尔曼.戈林的一位商界亲信这样“精彩”地说：“日本才是东亚最强的国家，只有日本才能稳定东亚安定。目前中日战事中德商务虽然受到相当大损失，但我们相信待日本稳定中国局势后，我们的盟友自然会使我们的商务贸易继续得以发展。所以今天我们商界必须忍受一时的牺牲，为了德国以求长远的发展”。这一番话由此把“弃华亲日”政策正式公开化了。到1938年7月，纳粹德国政府以威胁驻华德国顾问的人身及家庭安全为由，用强制手段使在华德国顾问全部遣返回国，中德合作关系就此了结。德意日法西斯三国终于抱成团，逐步走向了他们的毁灭之路！
从一件鲜为人知的抗战初期中德两国之间的微妙而脆弱的关系，读出利益永远是人类的追求终极目的。大至国家，小到家族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读懂历史之际，就是看透人生之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