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萨拉齐大饥荒，成千上万的贫民倒毙在屋旁田畔，两名外国人记述了怎样的凄惨景象？-东方蕴味

一
在整个西北（其面积比美国德克萨斯州还要大）发生大饥荒的时候，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力，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是掌握在阎锡山手中。他从南京中央政府那里，取得一个"绥靖主任"的官衔，而他的同盟者是冯玉祥，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事变期间，冯玉祥曾经帮了蒋介石的忙。但是蒋介石现在对他们两个人都不信任了，因此西北地区的饥荒，就被蒋介石当作迫使他们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没有给受饥灾民送去粮食。
张家口那边，只有虚设的火车从绥远作短距离的来往，贸易活动已陷于停滞状态。在北京——绥远铁路线上，华盛顿·吴一心要在张家口就把旅程结束。他说旅客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争辩说，我是受命考察全部路线的，因此坚持继续前往绥远。经过长时间的争论，铁路运输部门的协理才终于安排了一个特别车厢，连在西行货车上，并且充实了粮食和加添了卫兵。他说如果吴不愿意同行，他将同我一起就道。结果，吴也随我们一起走了庄岩。
火车开离张家口不远，在一个炎热而多尘的旷野小车站停下来。当晚，旁边也停了一列对向开行的火车，喘着气的火车头，拖曳着几个残破的车卡。其中有两个货车卡，装满了半裸的小孩子，几乎都是女孩子，她们面有饥色，显得很苍白，看来她们是由几个老妇人和男子照管着。那位铁路运输部门协理告诉我，她们是被送到工场或妓院去的。
在饥荒区的边缘地区，张家口是这种人口贩卖的主要集散地。就在这时，我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里，听到了他叙述中国奴隶苦役的其他详细情况。当时，我们乘坐的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路易·艾黎的一头红头发，在一个车卡出口处的长着黑头发的中国人群中崭露。艾黎曾和我共事，干"中国工业合作社"（译按：简称"工合"）的工作。在那个小站上，我要求华盛顿·吴让这个红头人睡在私人车厢未被占用的床铺上，并同我们一起进食。但被这个"技术专家"拒绝了。
第二天，我们到达归化（译按：今呼和浩特市），华盛顿·吴又对我耍起态度来了。我同艾黎一起深入这个城市里，了解人们的贫穷苦难情况。翌日，我们到了萨拉齐，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成千上万的灾民，从备受灾荒袭击的平原地区涌到这里来。
我坚持往前走，花几天时间去访问几个僻远的小镇，并横越一度是肥沃农田的沙漠地区，这引起了吴的厌恶。这个技术专家激辩说，这样做同考察铁路情况不相干。他先是缩进特别车厢，说他将一个人往回走，继而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当地有一些父老误认他是一个高级官员，要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乃称他为"大人"。
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在各个村庄里，大部分泥砖屋都倒塌了。人们把屋里那么一点点木料拆下来卖掉，以便换来一些钱。
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和树皮充饥，因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我们抱起这个小孩子，把他送到城里的一个施汤所去。后来，我们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枯得就像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这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有气无力地拖着脚步走过去，可能不加注意。我们一行人把这两位妇女送到灾民营去。有这么多的人注定要死掉，因此救回几条人命，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了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被掩埋在墙外的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
萨拉齐居民的生活，比铁路尽处几百英里外居民的生活要好一些。佃户和自耕农已经一连冒了三个春天的险了，但天还是不下雨。为了购买种子，此刻他们已经抵押掉最后一点土地和劳动力，变得一无所有，而买来的种子是不发芽的。由于已经把全部种子播了或吃掉，因此他们面临着即将死亡的命运。但富有的地主却能够活下去，甚至变得更富有。这是一个一袋谷子能够买下一个农场的时候。虽然萨拉齐一带，正在开挖渠道，引黄河之水来灌溉四十万亩土地。小农、佃户和雇工破产了，而高利贷者和谷商却迅速地取得了取消赎取抵押品的权利。通过谷物的囤积居奇，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富户只消付出通常价值的一个零头，就可以把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的宅院和谷仓，由养得很好、忠于饭碗的私人警卫保护着，而另一方面，千百万人则在忍饥挨饿。
摘自；《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作者：（美国）埃德加·斯诺
二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即：萨拉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陆昊简历。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赝品太监，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摘自：《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作者：（美国）埃德加·斯诺
作者简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19—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埃德加 ? 斯诺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埃德加 ? 斯诺所拍摄的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

1936年10月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

萨拉齐小游园的斯诺塑像（阴山小虫摄于2015年）
三
西北的饥荒
一年年过去了，我对中国之忧患的认识也与日俱增。1929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位新西兰人问我为什么不替华洋义赈会帮点忙。至于我这样一个上海工部局的低微职员能帮什么忙，则要由我去找出答案了。接着，传来了山东大饥荒的报道右玉天气预报，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这样的报导，这表明没有采取什么整体措施来处理问题。政府正力图扩大控制范围，忙于对付各军阀，徐砺寒顾不得几百万农民的死活。当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那主要是为了给不管事的政客们找点抛头露面和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的机会。
后来，我获悉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闹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上海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瑟夫?贝利参加过许多赈灾活动。例如山东的饥荒救济、湖北的水灾赈济和吉林的灾民安置。他还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工厂学习，自己并在上海的学徒工中做工作。他的热忱、勇气和对群众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先驱者。所以，当他建议我利用年度的休假到内蒙古去帮助华洋义赈会修渠时，我表示愿意。他立即写信给该会，说我已启程。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有些地方全是蒙古人。蒙古人虽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自以为比务农的汉人高贵，鄙视汉族子孙爱好和平的家庭生活。由于多年来与汉人生活在一起，接触密切，他们采纳了汉族的许多习惯，但仍保持着好斗和喜欢旷野的性格。他们尽管剽悍有力，却不愿耕作，偏偏爱在山野牧羊松来未佑。不过有一些蒙古人已开始耕地，他们的妻女开始管理家务。这些妇女由于不缠脚，行动方便，比汉族姐妹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这一地区农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使用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或许在全中国要数这里的农民劳动最辛勤而收益最少。村民们除了缴纳苛捐杂税，还要供养当地的士兵、宴请县里派来的低级官员。在冬天，土匪经常来侵扰，强奸妇女，拷打男人，恣意勒索。农民们在收获时节将粮食驮到最近的镇上去出售，以便交租，买衣服，还欠债。粮商们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不得不把粮食统统卖光以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并且要为购粮的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富农时常在这方面与粮商竞争，要贫民抵押财产以换取预借所需的恩惠。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便这样很快拥有大片土地。小土地所有者一旦开始借贷，其结局通常就已注定。当然，闹饥荒时，富有的家庭收购土地几乎花不了几个钱。
农民们一般最害怕的敌人就是匪徒，他们叫做"土匪"，这对于村里的人是比较现代的名称。他们原先叫"独立队"。农民们常自相告慰说老天爷不会让这种人长寿，所以提到他们时用单数，似乎不存在多数。当明知道他们已去行劫时，人们往往可以听到村里的教师向一批焦虑不安的农民大讲天公迟早会制裁这类歹徒的道理，使大家宽心。后来，华北战争迭起，将领们的败兵残部涌入绥远，一些有组织的匪帮有时向政府投诚，然后又重犯故伎。农民们很难分辨兵与匪。每逢一队武装人员临近一个村子，就会大乱一场重生左唯，人们纷纷逃命，并设法把他们拥有的值钱东西藏起来。
由于砍伐森林的结果，戈壁滩上的一块块沙地每年扩大，扩展到肥沃的黄土平原，雨水稀少了，干旱很快造成饥馑，大批人因此死亡。事实上，1920年至1930年期间，没有一年不闹饥荒水灾，这里总有些地方要遭灾。但是，1929年的大饥荒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1929年夏天陆恩华，我搭当时的"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去绥远萨拉齐。这段路程很长，需要坐4天火车。就在去的途中，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加?斯诺。我们的火车包括无顶的货车，旅客们都拥坐在地板上。连年内战，使机车和车辆保养不善，行驶一天一人夜才到张家口，在那里停歇了很久，并在车尾挂上了一节官用专车。
在北京时，一次尘暴过后我患了红眼病，发炎很厉害。离开北京后，遇上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在一次长时间的停车时，我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干，我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和短裤，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他看见我后，走过来谈话。我也向他打招呼，他以为我是白俄，说："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讲了自己是谁以后，他邀请我到后面的贵宾车厢去，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做一次考察旅行，他去询问是否可让我上他们的车厢，那里还有一间空包厢。但是，胡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我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席地而坐，直到半夜里抵达萨拉齐。
那时，我还不能说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所以不易找我的去处。但是，车站上一个人有一辆大车，他向我要了车钱，把我直接送往当地仅有的几个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这便是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瑞典差会①内，人们按传教士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为"奥伯格"。与看门人费了一番口舌后，才让我进去，当夜就睡在门房的一张桌子上。
次日早晨，我在外面的街上买了一些锅饼当早点吃。然后，进屋去见O.J.托德，他是华洋义赈会的工程主任。他显然很高兴见到我，喊道："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听贝利说你快来了，可是你走了这么久才到。好了，开始吧，干起来。我要你去竖一行电话线杆。你负责这件事，把线拉到齐苏门安村，再拉到磴口，我们将在那里修水渠的进水口。你在那里的工作是帮助修进水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拉电话线以便联系。现在时间很宝贵。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那里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将帮你挖柱坑，把电话线杆竖起来。好，开始吧！"我听后立即出发。
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80里长的水渠。雇用了约4万名逃荒的难民，但工作人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这项工程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1.5至2公斤）粮食，多半是小米或高粱，视所挖土方而定。这够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全家的了。粮食由救济委员会在中国的东北收购，经铁路运至绥远。我们挖坑，拉电话线，拉得不很直。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当托德——他们叫他"全能托德"——过来看时，向我嚷道："这弯得像一条狗的后腿洪秀贤。"我说："那，对不起赵小满，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许多公里。最后，我们把线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口工地，并开始在那里建立仓库。
萨拉齐当时是在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薄弱，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个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逃荒的难民从远处的农村前来求助，但许多人因路远只得卧在路旁死去。难民们受命把死者扔进城沟内掩埋——垂死的人料理已死的人。基督教的某差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有了力气再去干活儿。荒村里的木料被掠夺一空；家畜被偷或被宰掉；妇女被卖给人贩子，将运到南方去；男人、老妇和男孩则依仗施粥所的善举而苟延残喘，直至大多数人死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
西北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大片土地转入巧取豪夺的地主和长城以南至黄河一带的外乡人手里。天主教会只花够买一点粮食的代价便取得了一块块土地。粮商靠出售从东北购进的救济粮赚大钱。一行行憔悴饥饿的人们木然伫立，而国民党部队吃得好，身体强壮的精兵，吹号扬旗，行进在街道上，两者形成生动的对比。为了使来访的官员不觉得刺眼，当地政府下功夫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发人深思。我在萨拉齐的经历对我是一次教育，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我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工作了3星期后我回到上海。消防处的处长严厉批评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我没有争辩。因为我十分懂得这一经历对我的意义。4万名难民在水渠上边劳动边喊唱，令人难忘。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身子劳动——他们仅有冬衣——那情景令人鼓舞。
我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月，听说有一、二千名难民——都是绥远灾区来的孩子——已送到上海，正由红十字会照料，并将为他们找工作。我向一位当工程师的朋友谈起这消息，他说："我想去那里认领一个孩子，我独自生活腻了，我想收养一个。"于是，他进行联系，约定了日期，我便同他一起到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去。他已付了60元，办妥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文件。但是，他们领来了两个孩子，说："选一个你喜欢的吧。"其中一个孩子长得较高，营养很好，相当俊秀。后来知道他原是一度掌管该地区的一位清朝官员的孙子。他家里很有钱，但有人排除了他分享遗产和家业的权利。不过，我和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我说："让他失望地回去，太可怜了。好吧，我认领他，把他送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照管，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我就这样办了。1930年1月，我办完了收养的手续，为段如梅（后改名段士谋）付了60元。我后来给他改名叫阿兰，因为绥远一度是阿兰人②的国土。我把他送往电力公司一位工程师林福裕的家里，照管他一年。他从寄宿的学校里回家过周末。我经常带他一起到乡下各处去，也作远程的旅行，其中一次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前不久的东北之行。
释义：
①差会，是西方各国基督教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译者注
②阿兰，西域古族名，三国时称阿兰，约分布于今咸海至里海一带，从事游牧。——译者注
摘自：《艾黎自传》，作者：（新西兰）路易·艾黎
作者简介：路易·艾黎（Louis Eli），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新西兰有名的教育家、作家。路易·艾黎于1927年4月21日前往中国，1938年8月担任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40年，在陕西宝鸡凤县创建培黎工艺学校。1982年，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其"荣誉公民"称号。其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被称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

路易·艾黎


1932年艾黎偕阿兰（段士谋）回新西兰探亲时，在山上打猎
整理于：2018年4月
整理者简介：阴山小虫，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曾经混迹医药行业，如今返回内蒙包头，专注于本土历史人文的整理与解读。愿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为心旨，感悟文化，修行自己。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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