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0年闽西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以“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为中心的分析-党史研究资料
《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
【摘　要】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藏有一份1929-1930年的“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里面内容有布告、报告、信函、判词等，是反映中央苏区的早期乡村苏维埃执政实践的最原始资料。本文对这份珍贵的史料进行整理，分析了乡苏执委换届、清除旧权力、保全民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实态，认为当时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依据民众意愿，开展了具有一定成效的政权实践，使各地苏维埃政府犹如一张周密的大网，将政府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
红四军入闽之后，毛泽东对基层苏维埃建设极为重视，他在《乡苏如何工作》中就阐述：“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为此，他常常深入周边农村进行调查，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并直接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学界对苏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已进行过多方面讨论，成果集中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的乡村苏维埃政权。相比较而言，1929-1930年的基层苏维埃政权形态的论述尚有不少空间。笔者在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查阅到一份红四军“新泉整训”后的苏维埃政权公文誊写底稿，这是记录乡村苏维埃政权运行的最原始资料。本文以整理底稿为基础，描述连南乡村苏维埃的政权形态，从微观角度考察闽西乡村苏维埃的执政实践。
一、“公文底稿”的基本形态与内容
新泉纪念馆所藏文稿是一份苏维埃政府文秘人员的文件誊写本，其内容以信函、布告、报告居多，大致可以判断为公文底稿。少数文稿未署时间，大部分均有准确月日标示，可以明确文稿涉及事务发生在1929年12月至1930年7月之间。其中12月的信函不少发给连南区苏维埃，根据前人已有研究可知，1929年底，连城为芷溪、儒畲、池溪等各地成立区苏维埃，因此文稿应为这些苏维埃政权的公文底稿。公文内容事涉庙前、芷溪等地，其中文稿还写明了1930年执委构成主要为黄、杨、丘、华四姓，与芷溪村落民众的姓氏构成基本一致，由此可推断文稿可能是芷溪苏维埃政府的公文底稿。“公文底稿”誊录的文体比较多样，信函67份、布告29份、报告8份、判词1份，共105件（笔者整理后，按照顺序编为公文底稿1，2，3……，本文即按此编号引用）。
根据统计可知，每月公文大约在10份到20份之间，文献类型以往来公函为多，增加趋势最为明显，1930年5月份达到了23封信函。而此态势又与1930年4月连城县成立苏维埃政府有关。当时连城县苏维埃政权管辖四区一市：芷溪为第一区，包括丰图、庙前，主席邱振群；儒畲为第二区，包括良坑、吕坊、江畲、仙坪等地，主席杨庆标、副主席杨钟发，良福为第三区，包括岭下、大垄坪、兰屋凹，上官塘等地，池溪为第四区，包括南岭、小鱼潭、斜背，新泉由区改为市。随着连南地区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各种群众的武装和非武装的组织，区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相互之间的事务性联系增多，公函也就增多了，有上下级请示信函，也有区内同一级政府间的交涉或证明函，还有跨区之间的交涉或证明函。
公文类型的演变与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重心变化有关。1929年红四军“新泉整训”前后，以成立政权为主。底稿中的一份报告是以工农代表会议写给林彪的，要求支持赤卫队枪支：
为报告事，窃当此国内军阀斗争、时局紧张之候，对于反动之徒，应当随时防范，以期肃清地方，巩固工农政权。惟敝政府赤卫队枪支仅少，力量薄弱，恐没法扩充，□□增大势力。为此，经工农代表议决，□□□□，特此恳请赐助。（公文底稿1）
红四军选择在新泉进行整训，与当地的群众基础和粮食供应有很大关系。张鼎臣在1978年给“古田会议前后”的证明材料对此有说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毛主席把部队集中到连城的新泉开展整训。主要是因为长汀被攻克，而连城新泉的工作基础好，群众发动得好，粮食等方面也较充裕。”基层乡苏政府为了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需调拨周边乡村的物资，筹集粮款也成了工作重心，因此一份与其他区苏维埃政府的往来信函，就是关于粮食采籴与运销的：
刻因军队驻乡，所需粮食甚多，每月挪运，仍不敷接济，业经函达贵政府，请代操办大批粮食。现其军队催促甚急，应付艰难。用特再函请贵政府准予通知所属各乡，如有敝乡派人到来时，望在先籴足本□□米一百斗，明天早饭要，的请即悉数籴妥。再因近日天雨，谷不合用，所□变粉的。所有各情，望为示复。（公文底稿3）
芷溪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与闽西苏区的整体发展形势和状况契合，显示了革命与地方基层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1929年12月21日，芷溪乡苏向区政府报告（公文底稿11）反映了各种具体事务，包括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治理、财政经济、公共服务等，简要列表如下：

1930年1-4月，闽西政治局势稳定，革命形势发展较好，乡村政权建设稳定展开，于是移风易俗、解决地方纠纷等又成为了主要工作。1930年4月，连城县赤卫独立第四团（后称“老四团”）整编为红十二军四团。5月，攻打连城县城，因军事行动的展开，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内容增加了送军衣、补充战士和参加烈士纪念等。
二、乡苏维埃政权换届与人员更替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在汀州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时谈及了地方工农运动的发展：“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进行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从政权性质而言，农会和革委会均非工农代表选举产生的政权机构，属过渡形式，具有不稳定、不成熟的特点。如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指出：“革委会内组织凌乱，办事没有分工，以致各事分不开。办理异常迟滞，充满了官僚习气。有些地方如上杭东三、东四区等处政权为土豪地主所把持，有的竟为流氓所占据，如白沙等处；利用之以剥削农民。这个现象是新政权致命的伤痕。”即有些地方建立了“乡苏维埃委员会”，但与群众隔阂很大，“没有建立起代表会议的规模，每一事件群众大会人庞杂不便讨论，结果只是少数委员处理，客观上便与群众隔绝，所谓引导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竟成空话。同时委员会被群众目为仍是旧政权机关，跟不上你使群众模糊了代表会议的精神”。毛泽东曾指出：“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为了完善乡村苏维埃组织，闽西“一苏大”制定了《苏维埃组织法》，说明各级苏维埃组织构成，乡一级苏维埃的机构设置如下图所示：

学界已有资料比较少集中体现这一制度框架的运行实态，“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的诸多公文则翔实了展现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与人员更替情况。1929年12月16日的布告宣告乡苏维埃执委会的成立：“本乡各工农代表业经昨日开会选出执委，成立苏维埃政府。现各执委定于今日上午宣告就职及分配工作，除报告外，仰阖乡民众一体知悉（公文底稿2）”。按照《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乡区两级苏维埃代表任期六个月”。1930年4月14日，乡苏致函区政府主席张瑞铭（明），报告第三届执委会换届事宜：
敬启者，敝政府第二届执委会业经届满期限。定于昨日下午开群众大会选举第三届代表，即于是晚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用投票法选定杨骏洪、黄国瑜、丘井群、黄仕潮、杨碧芳、华佛养、黄琼文、黄汝桓、黄联升、黄益群、张兰英、黄佑彬十二人为执行委员。同时互推仕潮、骏洪、井群、益群、佑彬等为常务委员。组织常委会，总（？）有互推仕潮为主席，国瑜为经济委员；佑彬为裁判兼肃反委员；碧芳为文化兼建设委员；骏洪为军事委员；井群、佑彬、兰英为土地委员，组织土地委员会；益群为秘书。均于本日就职任事，理合函报备案，惟仕潮同志老成练达，又兼娴习政务，敝乡群众最为信仰。故于日昨一致挽留，如果迁调他处工作，不独敝乡群众失所依靠，即各执委办事亦感困难。应请区政府列位同志准予挽留，俾勿他调，以副本乡八千群众之厚望。（公文底稿46）
此函显示，“组织法”在地方实践稍有变通，不设“粮食委员”，“财政委员”与“经济委员”通用，“赤卫委员”与“军事委员”通用。除了汇报情况之外，函件希望曾任新泉区苏维埃主席的黄仕潮能留在本乡服务。为了取得群众支持，执委会还发布告，以简单直白话语说明当选执委与分工：
这几日，我们乡政府执行委员第二届的期限算是完满了。应该改选补充才好，接续办事，所以前天（十三号）下午开群众大会时经群众选定的代表共有七十五人。即日晚上开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用投票法选举执行委员，当经当选的杨骏洪、黄国瑜、丘井群、黄仕潮、杨碧芳、黄汝桓、黄益群、张兰英、黄佑彬九人，候补委员有华佛养、黄琼文、黄联升三人。接续，由执委互推仕潮为主席，黄国瑜为经济委员克山天气预报，黄佑彬为裁判委员，杨碧芳为文化委员，骏洪为赤卫委员，井群为土地委员，益群为秘书。各执委推定之后，统统在昨天（十四号）就职任事了。但各执委识欠成陋，力量又很是薄弱，又没有什么经验，恐怕这样大的任务不能够办到有什么成绩和好处，还希望各界同志时时加以指导和辅助，用来匡救我们的不逮。这样我们乡里的政务庶几，有蒸蒸日上的好景象。同志们呵，各人都请注意罢。（公文底稿50）
区苏维埃需组织工农代表大会予以换届，乡苏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委会时，推举了十名代表，因此于1930年4月15日致函连南区第三届代表大会筹备会介绍情况：
敝乡兹推定杨如定、黄联升等十人为赴本届会议代表（姓名年龄职业另附详表呈审），类皆可靠忠实分子。今日会期已届，着一同专赴会场，到时请赐接洽并介绍一切为荷。此致连南区第三届代表大会筹备会列列同志均鉴。代表一览表：

1930年4月20日，区苏维埃换届选举中，黄仕潮、黄汝桓二人被选为区政府执委，乡苏维埃增选杨如定并调整了执委会组成：
敬启者，敝乡于前日（十三号）改选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已经选定。即晚开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当经选定杨骏洪、黄国瑜、丘井群、黄仕潮、黄汝桓、黄佑彬、杨碧芳、黄寿祺、张兰英九人为执行委员，连工作亦经配定，前经函报在案。惟黄仕潮、黄汝桓二同志现又当选区政府执委，不能分身在敝政府负责。故于昨日举行补选，经补入杨如定一名，后又互推丘井群即振涛为主席，黄国瑜为经济委员，杨骏洪即雪邨为裁判委员，杨碧芳即爱群为文化委员，杨如定为军事委员，黄佑彬即监河为土地委员，黄寿祺即益群为秘书。均经就职任务，理合函报备案。（公文底稿52）
1930年6月26日，乡苏维埃进行了第四届换届选举，并于28日公告于群众：
我乡第四届的工农兵代表已经在本（月）廿六号群众大会当中选定了五十个真正工农份子和忠实同志以及有□个无产阶级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同志来充当这次代表，并于即晚开代表大会，用投票的方法选举执行委员。当经当选的有：杨雪邨、华赤农、杨爱群、黄益群、丘田松、丘镜烈、黄梗楠、黄赞河、杨德香十二人。中间黄开福、黄作朝、黄春瀛三人为候补委员。又接着由执委互推华赤农为主席，黄益群为秘书长，杨雪邨为经济委员，黄赞河为裁肃委员，杨爱群为文建委员，黄栋楠为军事委员，丘镜烈为土地委员会主任，丘田松为粮食委员。农等遵于本日就职，开始办公，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切实为无产阶级谋解放谋利益。倘有违背愿应纪律的制裁，但农等智能绵薄，素少经验，对于本乡所应具□各种要务，希望当地群众经常加以协助和督促日报，能够□□□□□，最为欣幸。（公文底稿89）
此次换届选举按照《组织法》设立“粮食委员”，丘田松担任该职。丘井群的主席职务由华赤农接替，原因可能是丘井群被选为更高的执委会成员。1930年9月1-9日，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政府35名新执委会，丘井群即为其中之一。
芷溪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较大，有八千多人口。根据1930年3月第一次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5000人以上的乡为甲等乡，办事人员为7-9人，但芷溪乡苏随着政权管理事务的增多，人员不够使用。1930年7月，加以连城等地水灾，需要增加政府工作人员，于是向区苏申请临时添加干事：
日前蒙转到县革委会通告，其第三条第一项开“人选要遵照闽西决议案，不得多用，如欲多用者，须得上级允准”等因。奉此，敝政府立即召集执委慎重讨论，会议当经议决，办事人员因敝乡地方辽阔、事务特别繁多，至少要有八人。此外，另置伙伕、收发各一人，常备丁三人，又女主席一人，女同志一人，少先队办事员二人，共计十七人，此系关于经常的范围。惟现在水灾过秋成，又届调查灾情和土地以及征收累进税，种种手续非常复杂，实有难于兼顾之势。除由各职员随时协理外，还应添雇临时干事三五人，以资帮助。（公文底稿89）
三、消除旧有权势的乡村影响力
“打土豪”起源于军事游击的经费筹集，后来慢慢地演变为促进农民走向革命的重要手段。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打土豪”与“分田地”相互联系，成为合二为一的行动口号和指南，成为一个发动群众，促使群众从长期受反动宣传欺骗和宗族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土豪劣绅”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成，为传统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基础和旧有权力的有机组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指出：“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和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长’，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后来毛泽东调查井冈山根据地时也继续认识到，“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长分田的时间”。因此新政权建立之后，形势不稳定，这些群体往往发挥作用，如前文所引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指出：“有些地方如上杭东三、东四区等处政权为土豪地主所把持，有的竟为流氓所占据。”芷溪乡苏辖下也发生此类事件：
杨向荣本是土豪黄润轩走狗，尚存有枪数支，并带有子弹数百……。黄生林勾串反动、谋害乡里。当二月廿九日，敝乡政府派武装前赴隘门地方围拿反动分子黄李福仔时，竟敢串同逃走。经过曹家阳，并在该乡反动宣传，说反动派杀来等情，被该乡人目击见明。又私勒土豪黄成郊款拾伍元，又私勒工人黄林深款二百角，又私食伊万公家上坎数百角。（公文底稿27）
虽然杨向荣被捕扣押，黄生林被枪决，但如何消解旧有权力体系的社会基础与不良影响成为新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土豪劣绅”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乡村的宗族社会，这也是农民阶级意识和苏维埃认同形成的主要障碍，犹如美国学者在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指出的：“中国社会注重家族的团结而削弱了阶级意识。”如果说能冲击“土豪劣绅”，将农民从旧有权力体系中解救出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削弱宗族作为基层控制组织的能力。共产党人在这点上，有比较一贯的认识，如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的解决方案是“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缔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具体到地方政策，如1929年10月《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一切地主、土豪及福会，众堂等田地，不论典当与卖绝，-概没收，归苏维埃政府分配与农民耕种”，“所有土豪地主以及公堂，公山、山场一律没收归公，山契焚毁。”
连南宗族社会发育比较成熟，乡村土地大量由“福会尝田”控制。芷溪东邻庙前，北隔山界寨头坝，西通新泉官庄，南与丰图仅一山之隔。这一带群众“各务生理，而商贾为多”，商品经济发达，家族公产极为普遍。黄昌永先生曾整理了清代以来此地的学田、尝田和义仓，其中黄氏义仓万担谷田以上者有笃本仓，拥有千担谷田以上者有华平社，拥有数百担谷田以上者有云义仓、荆玉义仓、四义仓、永义仓、长义仓、臣义仓、孝义仓、滋兰社等；拥有数十担谷田以上者不可胜数矣。连南境内20余个村落（包括上杭县界的陈坑、下车），80%以上的土地都归芷溪黄氏义仓所有。在政权建设过程中，芷溪一带的此类宗族公产也成为处置的重要对象。不过，实践过程却比较复杂，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
如1929年12月29日，赤卫队向乡苏征粮，复函写道：
着敝政府暂借出谷一百斗，本应遵命办到，奈因敝政府现在所存粮食无多。虽近日在阁康封存有子云公蒸尝、芹行公义学共二百余斗，被一、二反动之徒、封建势力走狗故意把持西游蛇妖传，多方阻挠。窃此□非即严办，不足以维持工农政权。（公文底稿15）
“阁康”为芷溪丘姓聚居地，子云公蒸尝即为尝田所收租谷，芹行公义学即为义田所收租谷。依照法令，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尝田、义田等均充公平分，原存租谷也应开仓分配。但从行文所言推断，芷溪当时只进行了分田分地，而义仓谷物却未处置，仍在旧有权力体系把持之下。也正因为如此，在封存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偏袒，而且打击了贫农，损害了群众利益。乡苏在1930年1月2日向区政府提交报告和1月3日直接写给连南区政府主席的信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报告：阁康某某某投身地方工作以来，对于主义上无半点信仰，诸事只求敷衍。对于阁康蒸尝福会，一味把持。日前据密报，尚有阁康□□□、□□□经二处蒸尝各存有谷壹佰余斗，当经敝政府标封、没收。乃丘□□故意唆使无知野蛮之徒到政府滋闹，大肆咆哮。敝执委等以此流无知，可以置之不理。乃丘□□不惟不知悔过，反变本加厉，多方造作，谓该二处蒸尝作义仓蒙□上峰。本日上午，又在乡间左冲右突，引带特务队到各处妄封粮食，连贫家薯片亦被标封，以致工农愤怨舆论沸腾，似此野蛮行为，违背主义、抵抗工农群众，非怵（？）法办，不足以儆将来，而维地方政权。为此只得将情报告区政府，请将丘□□即行法办，以昭炯戒而快人心。（公文底稿18）
信函：窃去年十二月二、三两日，新泉特务队张队长蒞乡，阁康丘钧枢引路，到各处妄封粮食，属在贫民、义仓或数担干薯片之类，亦被标封。以致工农愤怨，平民沸腾。顷据多起平民、难民报告，请将丘钧枢扣留法办等情，前来当经敝政府派员复查无异，是将丘钧枢一名押来政府，并详加研讯。据供，所有封谷之事，石乃文是丘礼兴、丘元兴等鼓使，伊实无知被骗、请原谅情形。各情亦于日昨面报在案。现在丘元兴于本日畏法潜逃，除一面派员拿回处理，合将丘礼兴、丘钧枢二名连同供词一纸押解法办，恳请察核查收，并与分别依法处断，实叨公信。（公文底稿19）
芷溪多山，清代前期开始，即有不少商人由汀江而入潮州贩运木排发家，由于木材贸易投资巨大，山场一般归宗族或各支派、民间会社所有。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乡苏按照法令将境内山场归公，政府办理山林砍伐。但山场广袤，工作人员难以管理，一些民众借机盗伐。1929年12月28日发布的公告，即论及此事：
为布告事照得本乡境内山场，当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议决，由本政府没收。无论属公家、蒸尝、福会或私人产业，所有山林出产品竹林松杉自应由本政府办理。乃查近日有不法之徒任意践踏私自砍伐，兹据万斯学堂家长报告，在横山背一带被杨成福砍伐尤多，实属不顾公益、狼子野心，莫此为甚。除从重罚办外，用特再行布告。仰全乡民众等，一体知悉。自后如敢有在本乡境内私自砍伐树木者，一经查觉定以枪决，不稍宽。其各□遵从勿违。切切，此布。（公文底稿13）
万斯学堂为杨家学堂。杨家为芷溪的木材商人，起家于雍正年间的杨登台，后来其子杨明安（峻亭）经营运往福州的木材，获利甚厚。杨西林接手杨家生意之后，由木材兼营纸业。他先直接向槽户订货，渐渐地向槽户投资，进而推行包产包销，并由此买下诸多竹山，请人管理。在汕头建立了从原料、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纸业销售网络。杨西林还垄断了新泉、矶头、上杭、峰市、潮州、汕头的纸行，杨家基本上垄断了纸业生产，由此成为巨商，民间有两代三个“百万公”的传说。杨西林和杨峻亭建两座九厅十八井的住宅——-永裕堂和万斯堂，万斯堂设有内学堂和外学堂，称为“万斯学堂”。此时，杨家山场被政府没收，但杨家可能对自家产业还有依恋之情，因此被不法分子擅自砍伐时，就及时予以报告。乡苏对山林收益也很看重，因此以布告方式宣告了严惩措施——-枪决。由于宗族已成为乡民文化生活的组成，其隐性作用会潜伏性地长期存在。1930年2月12日，芷溪乡区所公布一个判决结果就是例证：
为判决事陈金财。照得黄林修草坪田垅岗先父坟墓，与伊祖黄世琼公墓亿文等发生争执一案。查该林修当买坟之日与安葬之日未经通告房族，实有不妥之处。且该坟与世琼公墓实有防碍，只得着世琼公裔赏还价银三百余角，该黄林修先父棺柩限二月初二日未时起迁后，将坟作废。仰双方当事人即便遵照，毋得多生纠纷。此谕。（公文底稿36）
这是一次典型的传统乡村因坟地、风水、安葬而产生的族人与族人、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纠纷。由判词推断，房族应从中出面协调，并予以可是非的断定，乡苏只是加以认可而已，乡苏政府人员也深知这种乡村惯习只能通过乡族势力进行调解，要消除宗族文化的影响，还需要长期的文化教育工作，因此在3月19日进行了公开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物质文明、科学进步时代，对于风水之说早已废除尽净。唯我连南各乡以地方偏僻，文明知识概未能普遍输入，所以乡村一切风俗习惯未能骤然改弦更张，诸事惟有曲体民情，逐渐感化，折衷办理而已。即在过去黄世琼公坟墓与黄林修先父坟墓争执一案，以数千年风水积习，不过暂予变通办法，断不可视为成例。乃查近日乡间对于坟墓争执，层见叠出，实属不通时势，不达人情，若不予取缔，则必至多生纠纷，为乡间社会文化上莫大之障碍。兹特布告，愿望我乡人等嗣后对于坟墓风水勿得再生争执，但有故违，定将双方当事人从重处罚。仰阖乡民众一体知悉。（公文底稿32）
从复杂的历史情形可以看出，土地革命后，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发生深刻变革，农民从家族共同体的依附性成员转化为带有明显阶级印记的社会成员；家族财产转变为社会公共财产或农民私有财产；家族权力让位于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苏维埃。然而，这些不意味宗族影响完全消除，因此消除旧有权力的社会基础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
四、维护纸业贸易与保全民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在乡村地区进行新政权建设，是崭新的革命实践，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风险性，所谓“开创”，就是大胆地按照实际情况，遵循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开展工作，所谓“风险”，就是没有旧例可参，容易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导致行动失误或错误，严重者极大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乃至于丢失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伤害到民众利益的事例还不在少数，如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指出：“革委会变成了政府衙门：许多革委会尤其是新发展区域，革委会变成了派款机构，而且派及农民小资产阶级，有的更收起捐款。”芷溪乡苏维埃成立之后，保全民众利益成为政权的工作之一。1929年12月17日即致函连南革委会，反映民众呼声，纠正农会任意筹款、罚款、没收的一些不妥做法：
本日据敝乡黄际良家报称，黄际良之子并母亲被礼本乡农会扣留，不知何故。该乡农会累次押难来往行人，□□杨福东本一画像工人，亦被该农会累次扣留，罚去毫洋四百角，已交去百二角。再黄佛义之烟叶亦被扣留，要罚壹百元，至今尚未释放解决。本来我们农会实为工农无产阶级解除痛苦，乃该农会乱行扣留来往行人，实属不合，为此报告贵会，望致函该乡农会，即刻释放黄际良之子并母亲，并取消杨福东罚款，交还黄佛义烟叶。（公文底稿4）
为了落实该事，芷溪乡苏不断致函予以追问与说明：“迳启者，接来二函，领悉一切，黄际良虽是年前资本家，自去年以来，生意歇业，已告破产，如何办法亦唯命。再黄佛义烟叶承蒙启封，如本人□□□回时，望嘱陈佰登照数交还，不胜盼祷之至。”（公文底稿6）此后，黄际良案又起风波，于是乡苏转达其家人意见，希望召开民众大会进行公决：“迳启者，前日曾派代表来贵部接洽黄际良一案，昨据回报谓：黄队长责其私藏枪支并系小资本家，须罚大洋伍佰元等语。所有黄际良状况前函已详明，兹不多赘。兹据其家人报称，可否请各同志到来敝乡，开民众大会，如何办理看民众表示公决。”（公文底稿12）
黄际良案并非孤立之事，芷溪乡苏予以频繁交涉，主要考虑到地方以小商品经济为主的实际情况。清代康熙年间，朋口至新泉，经矶头至上杭，再过永定峰市直下广东潮州的水路开通，再加上陆路有“官道”通向连城、长汀、上杭、龙岩，于是兴起新泉、芷溪、庙前、杨家坊（称乐江）四个墟场。芷溪作为四大墟场之一，与新泉、庙前、丰图等地距离相当，从事商贸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芷溪兴建拱桥店、凉棚街、三角坪和十字街等街道，另一方面外出经商的人逐渐增加，小本生意为赴附近各墟的商贩，大则走水路与陆地，以木材、纸业为主业，也有经营烟叶到上杭、连城、武平等地。革命斗争期间，木材、纸品、烟叶等商品受局势影响较大，“与白色区域交通不甚方便，农村的输出品售不出去，如连城之纸、杉木，永定之条丝烟”。相对而言，芷溪纸业生意主要在区内销售，如后人总结：
芷溪人经营的纸品多数是草纸，来源于江畲、朱地、黄泥坑、园墩背、西山下、桃源等有竹林的山区村寨。……墟期槽户把纸挑到行里，芷溪人即到此行去买。行里负责登记、收发、保管，收些扎地钱。……芷溪人买回纸品后，盖上自己的招牌，写上收发地号，即雇人挑到上杭矶头过驳行，再由过驳行负责雇船发运到上杭纸行去卖。旧时，芷溪人在矶头有数间过驳行，如杨志洪、杨采武、杨南春等行都是经营多年的。上杭的盐油布匹杂货上船到矶头，也由过驳行转运到芷溪。
在当时形势之下，短途日常用品贸易受到影响不大，保有一定的经济效益。面对着金汉鼎入闽，当时就提出“切实保护小商人，使市场得以维持”，“鼓励小商人向外买卖”的应对措施，保全了这些小商人利益，就保证了根据地物资供应，也就保证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群众民生。芷溪乡苏根据闽西一大决议规定“统一累进税”，于1930年2月1日决议纸业累进税额并予以公布，这是目前所见乡苏落实“商业统一累进税”文件公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政府经费困难，当经执委会开会议决，对于纸业一项，着各纸商照缴累进税。自二月一日起，一律实行大包纸四角，中包二角，篓子十角。分别价值，依数缴解。仰各纸业商人，一体知悉。务到来政府报明。但有以多报少或匿报等情，一经查觉除将纸没收外，并从重处罚，其各凛遵勿违，切切，此布。（公文底稿24）
商人缴纳商业所得税，遵从苏区政府的各项规定，成为合法商人，得以在各地活动。为了按时收税，芷溪乡苏反复强调纳税的重要性。1930年6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
我乡各纸商营业所得税，截自阴历四月廿一日，由矾发运之纸，业已照调查数目分别回收，但尚有由金沙或下湖山等处经过者概未查明，无数可核，应由各纸商将前所发运纸数，即日亲自报来回收。以昭一律，再自旧历四月廿二日起，无论由矾或由别处发运之纸，如系本乡纸商所采办者，均应一律于十九号起，务将从前已发运纸数报到本政府登记其有无发运者，亦须于发运之前，予到本政府报明，并掣回凭单，以便稽查，倘有隐匿或短报情事，一经查觉或经人指报后应即依照日前决议案施行，决不宽徇。希各纸商一体知照，勿违。切切，此布。（公文底稿83）
如果商人不按时纳税，乡苏政府则经过与纸商协商，定下罚金倍数，并予以反复通告：
照得本乡纸商发运纸数应各依照原议，报到本政府登记。前经通告在案，乃该纸商竟不遵报前来，实属玩忽公令。兹再布告通知由矾市下者自旧四月廿二日起，由他处下者自旧正月初一起，须一律将实数报来登记。刻已派定负责人员分别出发调查，倘有虚报或匿报情事，断难□□。对于虚报、匿报，罚例昨晚经各纸商议决，处以百倍之罚金。希各纸商从速实报，免贻后悔为盼。此布。（公文底稿91）
芷溪纸业商人出外经贸活动时，常常被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错扣罚款。乡苏由此出面证明并要求合理办理。比如黄佛□的八担篓纸被江畲乡政府扣留，芷溪乡苏出具信函证明，要求正确处理：
窃吾党主张对于小商人一律保护并不没收，顷据黄佛□到来报称：有篓纸捌担承蒙贵政府收留，请为转函准予发还等情。查该黄佛□是小商人，非如土豪资本家曾经我党罚办者可同等而论。相应函达，请贵政府查照。但对于黄佛□之篓纸捌担，作何办理之处，烦希见复为祷，此致。（公文底稿31）
商人对苏区经济流通和物资供应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示玄武开传，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专门针对商人特别布告，保护其“自由交易和私有财产制度”，规定八条经济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切实保护纸、木、烟及各种商品之来往，不得扣留没收”，“保护外来客商”，“各级政府对于遵守本政府颁布商人条例之商人，不得借口土豪，自由筹款”，“各地政府不得自由没收商品”等等。5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商人条例》，明确规定“商人遵照政府决议案及一切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者，政府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予限制其价格”等条款，客观上为芷溪乡苏保护本地纸业商人提供了依据。芷溪纸商杨崇福到上杭北四区圩场采办纸张，与当地经济部门发生了一些商业纠纷，芷溪乡苏则援用法规出面交涉：
顷据敝乡纸商杨福崇声称，伊素在贵辖□年圩采办纸，一向与人无争。只去冬在张茕清行内过驳之纸，于本年二面结算后，尚短中包纸四术。此项短少之纸，查系存在贵处。近日因事到贵处，亲见有二术系伊字号之纸，当即收回。讵贵处合作社责成交还纸，并按之闽西代表大会议决经济条例第四条“不得自由没收商品”之规定殊为不合。请予通函贵政府，询明原委前来，不知究竟有无此事。相应函达贵政府查照，希烦查明示悉。（公文底稿76）
芷溪纸商沿河运纸至旧县被拦截，引发了金融紧张和周转不灵的状况。由于此事为跨县商务纠纷，乡苏致函连南区政府，要求联系上杭县政府予以交涉，要求旧县乡政府开通河道，进行自由运输：
兹据敝乡政府各纸商□□□等报称，顷因各号到矶之纸运至旧县，屡被阻截，不予放行，以致影响买客顿生疑虑。前所汇出之票款与目下约□之现银，因见纸船无下，概被拒绝，未允照付，河流一断，银根（遂绝），周转不灵，恐慌斯大，因□□必然所也。若再延迟下去，想此后□□，势必更甚于此不已。要求函达区府，体念商民危困，设法救济务期河边开通，恢复原状，以利商民等语前来。据此查纸商所称各节，尚属实在情形，不知旧县政府何故施行禁运，如谓戒严期间，自然□□，但现在战事既了，又是无严可戒。如谓纸船到杭，恐被没收，则各商，先后所运尚属安稳，此次当无意外。总之该商自运□□，定有把握，得失当在我。兹据报称，前情理合，函请区政府迅予设法救济，并请致函上杭县政府，请其转着旧县政府，即日开通河道，藉便起运，以松银根而利商民，可否。即乞裁定示复为盼。（公文底稿81）
公文底稿中存留多份交涉函件，比如其中一份要求区政府免除商家筹款行为，还有三份均为证明函件，分别致畲背乡政府、县革委会和回复第一区政府，这些文稿均说明基层苏维埃政府对本地民生和经济流通的关注。
五、余论
苏维埃政府是红色政权主体，是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是被压迫工农群众自己管理政事、镇压旧统治阶级的政权组织”。以往研究分析关注政权的静态结构，对政权实践缺乏微观考察，无法展现苏维埃制度各种活态内容。本文从“过程-事件”的论述策略梳理“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通过描述1929-1930年连南地区乡村苏维埃活动的多层内容，形成的基本看法是：乡村苏维埃的建立与革命高潮的到来有关，因此受红军的军事活动影响甚大，如毛泽东指出的，“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芷溪苏维埃政府的执政形态与红四军多次出入新泉、庙前等地关系密切。与此同时，它也离不开地方政治变迁的影响，芷溪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实践与闽西“一苏大”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有直接联系。不过，除了革命政治形态的作用外，乡村苏维埃执政实践无法脱离乡土社会的结构性约束。比如面对宗族社会的隐性构造，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予以博弈，而开展民生经济，则需沿用地方惯性以及民众的文化习性。由此可见，苏区早期的基层执政实践具有相当多元的地方特性，呈现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复杂面向岐山传。但正是依靠这种灵活务实的运作机制，芷溪苏维埃政府的执政实践相当有效，犹如一张周密的大网将政府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毛泽东后来指出：“依靠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海峡钓鱼论坛。”也正因为此，连南地区经历了多次的反复赤白拉锯之后，一直保持着红色政权的本色。
注释：
[1]毛泽东：《乡苏如何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2]《连城人民革命史》编写组编：《连城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3]转见林水梅：《珍贵的资料永恒的铁证——解读张鼎臣写的一份证明材料》，政协连城县委员会文史与学习宣传委员会编：《连城文史资料》第35辑，2008年，第211页。
[4]《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洲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5]《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6]毛泽东：《乡区如何工作？》（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刘小震。
[7]《苏维埃组织法》（1929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0页。
[8]《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一号——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的政府委员及主席》（1930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0年），内部发行，1985年，第234页。
[9]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10]《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6页。
[11]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12]《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13]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洞头天气预报。
[14]黄昌永：《义仓》，政协连城县委员会编：《福建连城芷溪古宗祠文化初探》，《连城客家情》第8辑，第94页。
[15]《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6页。
[16]《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关于金汉鼎入闽与我们的应付方策等情况和问题》（1929年10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0页。
[17]黄榜燔：《经营纸品》，政协连城县委员会编《福建连城芷溪古宗祠文化初探》，《连城客家情》第8辑，第112-113页。
[18]《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五号-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1930年4月），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0年），内部发行，1985年，第102-103页。
[19]《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6页。
[20]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21]毛泽东：《乡苏如何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