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红船旁的人们在关心啥？-滙達人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闭幕。用后来官方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而我们的绝大多数近代史书籍，也将此列为这一年最重要的大事记。
不过在当时，别说全国人民，就连嘉兴本地人，对此也是不知不觉、闻所未闻。那么，1921年，红船旁的人们在关心啥？答案是，他们在关注一部法——浙江省宪法的制定，以及一场选举——第三届浙江省议员选举的进行。
一
先来说说省宪。之所以要制定浙江省宪法，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其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整整十年了，然而国家却处于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北南统一无期，国宪之成，不知何日”；另一方面，“联省自治”的想法开始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开来。
从相关史料来看，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联省自治”概念的人，而湖南督军谭延闿则是第一个响应“联省自治”的地方实力派。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
不久，这股风潮也影响到浙江。一时间，“浙江省宪期成会”、“省宪促进会”、“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用民国元老、嘉兴人褚辅成在浙江省宪期成会成立大会上的话讲：“本席系国会议员，十年制宪不成，很觉惭愧。浙省不受官厅拘束，有制宪自动之机会，极为难得，故希望从速制成，以谋人民幸福。并主张各级自治，依元年章程恢复。”而大会临时主席张羽生在报告开会宗旨时，也谓今日中国几频于破产地位，国民欲谋自救，非自制省宪不可。现由同人发起省宪期成会，实救国之唯一办法。
对于民间制宪自治的行为，官方也是积极支持。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发表豪电，主张“各省自定省宪，贾石头实现地方自治”，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表示“欲求真正之统一，舍此似无良法。”16日，省议会组成了55人（每旧府属五人）的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其中，嘉属委员分别是：陈树基、褚辅成、沈钧儒、任凤冈、张元济。
接下来几天，各地代表密集开会，就宪法大纲、省行政机关是采取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省长与省务院之如何产生、省务院之组织、国税和省税、国军与省军的划分等各种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并通过无记名联记法，选出阮性存、王正廷、褚辅成、袁荣叟、周继潆、沈钧儒、何建章等七人为省宪起草委员主稿员。
27日，委员们开始分组起草省宪。起草委员会按照“忽有关系者合并成组”的原则，分为了四组，其中，另一位嘉兴籍起草专员沈钧儒负责立法、行政（会计财政）、教育组的起草工作，而褚辅成则随在斟酌研究，相当于是负责统筹、参赞工作。
三天以后，也就是6月30日，草案脱稿，定名为“浙江省宪法草案初稿”。按照当时媒体的说法，全部宪法优点：在最高法院院长有党籍者不得当选，省议会议员缺席十五天以上即行解职。此为湖南省宪法所无，唯浙省宪法有之。
7月23日，浙江省宪法会议召开，后选举王正廷为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不过那时候，褚辅成等人已投入到另一场攸关宪政民主的斗争中，那便是第三届浙江省议员的选举。
二
原本，这一年的7月1日为第三届省议会议员初选期始，随后将择期复选。然而，随着制定省宪一事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大问题摆在了许多人面前，即是等省宪颁布实施后按新法选举，还是继续按旧的选举法选举议员？
对于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在5月22日，浙江省宪期成会成立大会上，就有人提出“本会期成省宪，如期缓成，可不必有本会，倘期速成，第三届省议员选举，自应首先停办”。而在嘉兴地区，因为有些选区选民到数不满百人，办理选举者和发通告弊窦百出，所以民间“纷纷争议、群起反对”，要求暂停省选。
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加之牵涉到部分议员的切身利益（旧法按选民比例间接选举，而省宪则规定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如按此新法选举，原二届时的不少议员就有可能落选），所以此事一开始进展的并不顺利，办理选政者以省令难违，曾分令各区依法选举。
为此天桥区教育局，7月19日，嘉兴各界召开大会商讨对付办法，决定一方面，电省请求将嘉邑省初选作为无效王俊逸，重新调查，重办省选；另一方面，推定褚辅成等十一人为代表，晋谒嘉兴县知事兼省选监督汪莹，要求将本届封存县署之各区票匦不予开票食人族实录，一律作为无效。另外，还推选干事百余人，分头组织选民监察团，以防此后重选之舞弊。
然而，汪莹却以“未曾开票，破绽未得，遽行宣布无效，事实上亦难办到”为由，仅允许未办各区，再由县令饬于二十日补选，定于二十二日开票，届时如有不合法之处，自当再定办法。对于这个交涉结果，嘉兴各地的选民显然非常不满意，于是在28日再次召开选民大会，除了再次派人赴县请求汪莹对于初选重行调查后再办外，公推褚辅成、沈钧儒等四人为代表赴省，请求展缓复选日期。
7月29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艳电，主张缓办省选。此后，虽然“省宪”不敌“省选”27岁定律，选举依然按照旧法进行，但“重新调查，重办省选”的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
为了防止重行投票发生舞弊情况，8月18日，嘉兴选民会召集选民再开大会，公决嘉兴省初选于次日进行，并推选四十余人，为十七投票区名誉监督员，以便严行监视。不料投票当天，在塘汇等区，因选民会所派之监察人监视过严，双方冲突，未及投票。
而这，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始。等到23日，初选开票，褚辅成、沈钧儒等在参观席发表意见，多次质问监督汪莹，后者理屈词穷之下，竟悍然喝令武装警察横肆凶殴，致血肉横飞，演成惨剧，褚辅成、计宗型、屠斗山等人身受重伤，血流如注。
这一下可捅了大篓子。由于褚辅成民国元老、浙省第一任省长的身份，以及“省宪”与“省选”的冲突在全省具有普遍性，所以惨剧一经发生，各界舆论哗然。嘉兴县教育会、商会、农会、浙江省宪法会议、省宪协进会等或者派代表前往慰问，或者发漾电揭露初选开票时知事汪莹行凶真相，或者致电浙督卢永祥、省长沈金鉴，呼吁对嘉兴省初选演成惨案提出应“谋彻底之主张”。27日，嘉兴各商号又联电到省，请求“依法查办”汪莹。
遗憾的是，舆论的吁求最终没能实现，汪莹并未如传言所说，“于省议员产出后，即行解职，以谢禾民”，相关调查处理也是不了了之。唯一的处理是更换了一位警察所长。
三
省议员选举的一波三折，再次证明争取民主、实践宪政过程之艰难，之不易。不过，对于1921年的嘉兴人来说，初选惨剧所引起的悲愤、失落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省宪的颁布将嘉兴人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9月9日，浙江省宪法会议佳点宣布“浙江省宪法告成”（史称“九九宪法”）。随后几天内，先后有来自江苏、江西、湖南、陕西、山西等省的贺电19份，以及诸多省内各县、各团体、学校及浙江籍公民的贺电，对浙江省宪法的出台表示赞许，各地纷纷举行庆祝，定名双九节庆祝筹备会。
其时，许多人都以为找到了救国良图，不仅浙江的未来一片光明，而且随着各省制宪，立自治之基础，（国家）“庶可因分裂而进于分治，由分治合成统一”。甚至就连浙江省宪法会议议长王正廷这样的成熟政治家，都豪情满怀，表示“（省宪）实行起来，为我同胞谋无量幸福。由浙江而各省，而全国，均有一部好宪法，则浙江省宪法为救国之先锋。”
谁都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以后，在第三届浙江省议会上，由于多数议员以该宪法未经全民投票表决为由，议决仅将其列为浙江省宪法草案之一，供进一步审查，从而未能付诸实施。更没有人想到，就在大伙为了省宪的制定、省选之公正进行而奔波努力之际杨小墓，眼皮底下的南湖，却有十几个外地口音的“游客”，正在一艘游船上谋划着一件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而随着这件“大事”的成功，中国日渐偏离了宪政的轨道，以至于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谈论“宪政”居然成了一件“反动”和带有风险的事情，嘉禾先贤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有句名言：“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黑婧环，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回望1921年红船旁的这段历史，其所揭示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历史不像游戏，并不总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历史的发展，有时也会出乎多数人的预料，这既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也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多说一句：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王天松先生编著的《褚辅成年谱长编》，但书中具体的内容，则多取自于当时上海《申报》和湖南《大公报》的报道，这正印证了那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前辈新闻人无愧于此，今天的报纸，又有几家能担得起这份重任呢？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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