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孙文在日本谋划东山再起-老衲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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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作者谭伯牛，原题《1913，孙文在日本》。
“两件任务”
民国二年二月十三日，早上七时，从上海出发的“山城丸”抵达日本长崎。尚未靠岸，地方港务部长与水上署长率当地记者、中国领事官与当地华侨华商，分乘两艘汽艇，登上客轮。原本应对旅客与行李进行繁琐耗时的入口检疫程序，这一天被精简为草草了事的走过场，以此，船一靠岸，孙文即能走出客舱，向拥满甲板的欢迎人群致意。现场记者注意到，孙先生虽较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是满面春风庞贝氏症，朝气蓬勃，一一与老友握手，而对素未谋面的欢迎者，亦“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酬答之”。
元年8月2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设晚宴招待孙文，发表祝酒词，说：“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所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请在席诸君共进一杯。”待全场举杯，世凯高呼“中山先生万岁”，率先一饮而尽。自此，所至之处，齐颂万岁之声，不绝于孙文之耳。今天到了日本，仍能听到熟悉的欢呼，孙文的心情可想而知。
此次赴日，受命“筹备全国铁路全权”的孙文孔龙震，负有两件任务，一则敦促日本政府尽速承认民国政府，一则敲定中日合资中国兴业公司的章程。此外，则是旧地重游，重拾古欢。
16日，他拜访东亚同文会故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的家人。昔年，正因近卫支持革命，大施庇护，他才免被清廷捕拿，于今，故人长逝，能不怆怀。
当然，见得更多的是还活着的老朋友。3月19日午后1点，孙文在福冈市参加完官方活动，乘车前往大牟田肥后玉名郡荒尾村，造访宫崎寅藏之家。17年前，他曾在此住过。“中华第一伟人”造访，全村轰动，村长平冈特备酒宴，欢迎伟人，并祝日中亲善，感谢中山先生的到来为宫崎家和荒尾村增添了光辉，最后大家一起三呼万岁。孙文答辞云，旧地重游，实在高兴，“希望日中两国间亲密关系，犹如我与宫崎弟兄间之关系，日益加深”。
自至日本，孙文赴宴赴会无虚日，原订考察日本铁路建设的行程形同虚设。不过这不重要。政治家即使去视察实地，结果仍会是“走马观花”。
三个关键词
此行的重头戏是与首相桂太郎的见面。前一年，孙文与袁世凯商讨外交，袁素赞成中美联盟，他则以中日结盟为善，表示愿以个人身份访日，观察东洋政界的趋向，以定方针。
袁谓本无成见，乐观其成。因此，当孙文2月17日见桂太郎，听到对方说，“日本击败帝俄之后，英日同盟的效用已告了结”，“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德奥同盟”，“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实在是心花怒放。尤令他感动的是，桂太郎还说：“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这番话简直就是孙文的心声。元年9月3日，他与密友聊天，曾说：“维持现状，高岩成二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之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孙文当年四十九岁落水天，十年后不到六十，对政治家来说，犹称年富力强，届时再有强邻之助，执政之局稳如磐石也。
而“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企图”一语，或可为所谓“孙大炮”洗刷污名。孙文的铁路计划，关键词是三个数字：十年内，民间融资六十亿元，修成二十万里铁路。倡议一出，举国诧怪。元年9月14日，孙文特在北京迎宾馆开记者招待会，解释自己的计划，并说了重话：“要知此次鄙人主张修筑全国铁路，实为中华民国之存亡大问题，推翻此事，不啻推翻民国立国根本，此则鄙人期期以为不可。”
而没在招待会上说出的真正意图，则由桂太郎说出来了，即只有修成铁路，才能十年后执政。因为，袁世凯既任总统，国家又将实行宪政，则革命前辈孙文事实上已经赋闲。而政治人物何能一日无事？无事则不啻退出政坛矣。在民主政治中，既不愿退出政坛，则须找事来做，以保持公众关注度。不能明里参与政治，却又要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有什么事比得上修铁路？首先，修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先生在百年前已有体认。其次，修路需要巨款，民国没有这笔钱，势必向外国借，而谁能掌握借债之权吊射门，则有钱办事，有钱买人，必将养成极大的政治实力。
此外，外债与外交有时竟是一回事，何国愿借钱，即表示何国愿与论交，愿与支持。其时，袁世凯正谈六国银团借款，孙文须另找债主，才能在外交方面与之匹敌，今有铁路融资计划，则可名正言顺与外国联络，别开生面，暗度陈仓。最后，孙文的外国关系，以日本为最深厚，而他的外交战略，亦以中日互为提携，维持东亚和平为纲领，然而，民国既立，已经不能再拿领土去换支持，必须重新立项，才能获得日本的支持，当此情形，还有哪个项目比修铁路更合适呢？
于是，旁观者以为中山先生修二十万铁路是夸夸其谈，局中人却能理解孙文这一招是妙想天开，创意无限。不知袁世凯是否也一念及此，不过他授予孙文筹备全国铁路全权，允许为此向外国举债，同意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并由政府提供六年筹办经费，每月三万元。孙文对未来十年的希望，尽系于铁路，因此他才会在记者会上略嫌高傲地说道：“鄙人以为今日之借款问题，亦犹之二十年前之革命。当鄙人主张革命之时，皆谓无理取闹淘宝人生，万无成功之望”云云。
对日借款，他的合伙人是日本“实业之父”、三井物产董事长涩泽荣一。2月17日晨，涩泽赴帝国饭店拜谒孙文，19日，去大藏省征询意见，20日，即安排在三井物产举办中国兴业公司发起人大会，并设“极为华美”的宴会，招待贵宾。次日，双方拟定合资公司计划书草案。同时，日方承诺当网罗东京与大阪第一流有力之银行，组团投资。3月3日，双方逐条讨论计划书。对于计划书写明中国政府须竭力保护债券利益，孙文考虑到未来政府批准或有障碍，则谓中国铁路总公司已得政府承认，全国主要干线皆由总公司督办，那么，债券发行，事实上已获政府承认，并受保护。至于认缴股金，即62.5万日元的首付，尽管孙文拿不出这笔钱，但是上海商界愿出20万，其余42.5万元，也经日方协调，同意由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垫付（惟此事决定已在两个月后）。至此，虽有不同意见，然皆非根本问题，再经磋商，必能如意开办，则孙文的下一个十年，已然开局顺利了。
讨袁与否
但是，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突然遇刺，22日不治身死，改变了一切计划。25日，孙文回到上海，即去黄兴家中商讨对策。是谁谋杀宋教仁？至今仍有称为悬案者，甚有称孙文为主谋者，尽管毫无新证与确证。然在当时，孙文与黄兴皆认袁世凯为主犯，并无异词。宋教仁追悼会，黄兴因足疾不能出席，送去挽联，云：“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即此可见国民党的判断。
孙黄相异者，是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
孙主武力解决（就地起义），黄主法律解决（特别法庭），久议不决。其时，谭人凤从北京到上海，两驳之，云：“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处来？黄先生之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他的批评有道理，那他有什么好办法？谭云，应立即派出特使，促成湖南、广东与云南独立，再鼓动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
只是，孙、黄联络诸省同志，回信大多表示观望，并不赞成立即与北京翻脸。可以蔡锷的态度为代表。
黄兴派谭心休去云南，说服蔡锷起兵，蔡锷说，民国初建，基础不固，而且北洋势头正旺，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闻言冷笑道，他敢在北京称帝，我就敢在西南称帝。谭大惊失色，逼问这话什么意思。蔡锷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又据当时在现场的章士钊事后检讨，孙、黄与蔡锷对袁世凯是否“帝制自为”的态度是一致的，皆不信袁世凯会称帝，所异者只是起不起兵的态度。
诸省都督只有江西李烈钧义愤填膺，且有一定武装，足以起事。6月9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免去李的都督，命其来京，另有任命。烈钧潜往上海，与孙文共商起兵讨袁，在此期间，黄兴已被孙文说服。7月12日，烈钧再回江西，在湖口宣布独立，打出讨袁白旗，发布讨袁檄文，警句云：“（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按谓北洋政府越权签订外债协议）。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这一天，就是史称“二次革命”的开端。
15日，黄兴至南京，召集第一、第八两师军官会议，决议响应江西，并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江苏独立，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7日，德全出逃。同日，安徽独立。18日，上海独立，广东独立，福建独立。25日，湖南独立。八月初，四川重庆、绵阳、荣县宣布独立。20日，孙文为《中华民报》创刊周年书“作我民气”四字病退申请书。22日特洛伊无双，通电全国，号召讨袁，并发表致袁世凯公开信，称：“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早在5月21日预先做了回应，他命人传话给国民党，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又先后撤销黄兴上将军衔及孙文筹备铁路全权，并对英法外交官施压，于7月24日由上海工部局决议，将黄兴、孙文、陈其美等八人逐出租界。
逃亡路上
二次革命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北洋军每战皆胜，各地义军纷纷溃散，领袖亡命，各省相继取消独立。9月12日，四川取消独立，终告革命失败。其实，当初联络起事，各省反响不热烈，殆早已料到有这一天。而安徽讨袁总司令柏文蔚，事后论人，指责黄兴不能在南京“背城一战”，“以致整个战局全部瓦解”，骂他是“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实在是苛求同志，不识时务。
即如倡议讨袁之孙文，亦早在革命正式失败前临时离开上海，偕胡汉民诸人，逃往福建，拟赴广东或香港。8月3日猎命师传奇，船抵马尾，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马尾来见，力劝勿去粤地，而请赴台湾队旗尺寸，再定行止。按，陈炯明军至8月5日才失败，故孙文此前所获信息皆谓广东可以避难。今得多贺转述新闻，才知粤中形势已不乐观，香港亦将拒绝登陆（14日，香港总督宣布英国政府命令，孙文、胡汉民诸人永远不准到港），乃稍作沉思，并翻阅地图，说：“不得已，我惟再赴日本”。多贺继续提醒他，说日本当局对中国虽采不干涉原则，但到时是否真能提供便利，还不好说，仍应先去台湾，看看情况再定计为好。孙文闻言，又陷入沉思。多贺急了，乃云：“局势急迫，已无再考虑时机，此行并乘有日轮小艇，请即换船。”终于，夜九点，孙文定计赴台。
从人除胡汉民，还有李朗如与梅光培，孙文请李、梅赴港，自己与汉民渡台。临行，对光培说，你从美洲归来干革命，不幸走上逃亡的道路，人地生疏，钱财不可不多带，遂掏出六百元，以为赠别。光培连连摇手，说，先生的钱全给了我，自己怎么办？这钱万万不敢要。孙文安慰他，谓“革命数十年，并未曾为金钱所绝”云云。光培仍不敢收。幸有胡汉民一言而决，他说：先生给钱，不能不要，我这里还有一点钱，你别担心。光培这才收下，含泪与先生道别。
4日至台湾。乘火车赴台北，十一点到梅屋敷午餐。据店主回忆，贵宾一行人经总督府安排来此就餐，并有便衣宪兵随身保护，据说是中华重要人物。“当时梅屋敷还是酒店，艺妓很多，特选静子、五郎二位服侍先生的餐事。服侍先生以静子最殷勤，自先生光临之时起，至先生动身（下午二时）去日本时，送到大门口的都有她”。“先生不爱多言，只有微笑，食量不多，亦不嗜酒”。临行，孙文从容题“同仁”二字与藤井，并合影留念。这真是逃亡途中难得的清闲时光。
9日，船抵日本神户。途中孙文致电日本好友犬养毅与头山满，称“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当时日本桂太郎内阁已倒台，新首相山本权兵卫更重视与北洋政府的关系，拟拒绝孙文登陆。于是，头山满去找犬养毅（前文部相，未来的首相，也是孙文的老朋友），请他说服政府。木堂说：“我马上回东京与山本谈谈，但要小心，不要做出粗暴事情来”。同时，古岛一雄等人预备去神户，接应中国来客。古岛誓言，若政府终不批准，“我就与孙文一齐跳下海去”。幸在启程前接到犬养发来电报：“山本已答应，通知孙文”。于是古岛持电报与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交涉，服部表示将予配合，但是上陆时要秘密，不要给人家看见。经过这些安排，孙文才能登岸。
18日凌晨，孙文转至东京，所住房屋在头山满家隔壁，两家后院可通。当晚，又从后门出去，再转至梅屋庄吉家。于是，孙文表面上是潜伏在头山家隔壁，其实则住在梅屋家。
知道此事的人，只有犬养、头山数人。如此安排，是为了防备袁世凯派出的杀手。头山另遣四名壮士同住梅屋家，以作保护，称“刺客击退团”。梅屋自己在家中也常备手枪不离身。
27日，黄兴化名冈本金龙盘玉兔，亦逃至东京，不久即来拜访孙文。战友重逢，很不愉快。当检讨二次革命的败因，黄兴被孙文痛骂。自此，孙、黄之间关系大坏。而春天相谈甚欢的涩泽荣一，也不再支持这位中国合伙人。10月6日，二人从午后谈至晚上十一点半，孙文反复强调：贵国不能隔岸观火，务请帮忙筹集军费，希望阁下说服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援助我国革党。涩泽则直言拒绝，云，本人不赞成阁下再举讨袁军，“贵国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这就是再举兵不合时宜，我不表赞成之所在”，竟与以黄兴为代表之法律解决派的口吻差不多。
耶诞节，孙文在东京发表公开信，鼓励革党同志“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而应认识到，“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且袁世凯犹在倒行逆施，推出种种丧失人心的政策，如解散议会，裁撤军队，恰是不断“为民国制造革命党”。在这个胜机孕于败局的时刻，诸位同志“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
颠沛流离，蜗居异国，仍具如此精神、如此识见，真不愧为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