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少年周恩来赴铁岭求学之始末调查-清妤
2012年，本人在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出于科研学术兴趣和工作深入的需要，与单位同事一起对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求学铁岭这段史实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与详细考证。建立在1979年建馆和1998年修复重建二次资料搜集、史实发掘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专项调研活动。
在这段期间，我们专门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参与到调研活动中，一起到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铁岭县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重点翻查铁岭县行政公署5大卷（全）文献目录以及奉天省行政公署目录，并从中调阅了纸质文档20 卷，胶片文档32 卷；查阅了《盛京时报》1906—1911年的几乎每一页；认真翻阅了《周恩来旅日日记》及《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周恩来的作文“一年铁岭二载沈阳”的手迹即出自这里）；查阅各种版本周恩来传记十几本；认真比对了馆里所藏的1978年筹备建馆及后期陆续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在北京采访了周恩来的亲属；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及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天津周邓纪念馆等兄弟馆的领导和研究人员进行交流探讨，并在北京潘家园、琉璃厂对清末教材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发掘。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历史的真实性是文博工作者的使命与职责所在，因此我们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结合1910年前后铁岭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根据有关线索进行科学判断与认真考证，以期还原少年周恩来赴铁岭求学过程之始末。
一、离家背景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城附马巷的一所宅院里。作为这一房的长孙，家人对他寄予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希望，给孩子起名“大鸾”。鸾，是与凤凰齐名的一种神鸟，传说鸾出现了，天下便得安宁。大鸾五岁进家塾时取学名恩来，字翔宇。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从祖父一辈起，他的这一支家族迁居淮安。祖父周起魁（字攀龙）在淮安县里做师爷，经过惨淡经营，终于升为淮安知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做了三十年知县。因此，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和母亲万冬儿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周恩来也可谓是这一官宦世家的宠儿。然而，好景不长，周恩来出生不久，他的外祖父和祖父相继过世。这个没有田产和积蓄，只靠官府俸禄为生的家族开始走上衰败之途。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字懋臣，曾用名周邵纲），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在才学和能力上，不如他的父亲。他学过师爷，然而没有学成，他性格比较内向，老实忠厚，与世无争。周起魁去世后，周贻能和他的兄长不得不奔走他乡，谋个小职员做，挣些微薄的薪俸寄回家中以养家度日。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的小叔父周贻淦病危，按照大家族的传统习惯，周贻能夫妇把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

两个月后，周贻淦病故，周恩来就由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陈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她性格温和，办事细心，仁慈礼让，自幼喜书画，好诗文，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她年轻守寡，与继子恩来相依为命，把全部心血都用来抚养、教育幼小的恩来。陈氏为恩来请来一位乳母，叫蒋江氏，他们一同生活。二位母亲及乳母都把人间最珍贵的母爱给了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给周恩来的成长以不同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嗣母陈氏。从三四岁起，周恩来就跟陈氏妈妈读书、写字，五岁被送进私塾读书。1904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嗣母、乳母和两个弟弟一起搬到清江浦他外祖父家居住，先在万氏家塾读书，不久母亲们为他单独请了一位先生，使得周恩来的学业在这一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907年周恩来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随着家境日趋贫困，生母万氏操劳中因病过逝，时间是这年的夏天。外祖母为维持官宦人家的面子非要厚葬不可。父亲周贻能借钱也不过是刚好买了上好棺木，却已无力下葬，只好寄放在万氏家庙里，然后债台高筑的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谋事了。嗣母陈氏忧苦中罹患肺结核，病逝于1908年7月8日。10岁的周恩来以嗣子身份主持了陈氏丧事，有感于生母后事，他力排众议，主张简便入殓陈氏。这年秋冬之交，周恩来带着二个弟弟扶着陈氏的灵柩，由清江浦回到老家淮安，将嗣母与小叔合葬。
重返家园后的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艰难度日，这时虽有亲属和乳母蒋氏照料，但实际上身为周家“老四房”这一支的长孙，他此时是这个日益贫困败落家庭的主事者。祖父周起魁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周贻庚这时为振兴家业外出谋生；老二周贻能即周恩来生父此时也在湖北谋事；老三周贻奎自小腿有残疾，常年卧床，无法外出谋生；老四即周恩来过继的嗣父周贻淦早已病逝。所以这时的周恩来和弟弟就是同三叔父贻奎与婶母杨氏在附马巷周家老宅生活。为了生活，维持这个濒于崩溃的家庭，周恩来不得不搜罗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去当铺典押或向亲友借债，此间饱尝世态炎凉牧民新歌简谱。即便家道中落，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家族长辈们还是要周恩来在墙上贴张纸，把亲戚的生日、忌日都记下来，到时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尽管对这种做法周恩来十分看不惯，但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和尊重，他又不得不去做。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但少年周恩来似乎已全然继承了生母万十二姑的理家料事才能，“佐理家务，井然有序”。（出自《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周君恩来小传》。这一时期的生活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磨炼了早熟于他实际年龄的坚韧忍耐的性格和精明果断的办事能力，也让他对封建社会各种繁文缛节非常反感。在艰难的主持家政，处理家事的日子里，尚处少年的周恩来经常和大伯父周贻庚通信，对家里难处理的事情向伯父征求意见。在父亲兄弟四人中，长子周贻庚最有才学，见多识广，对人又很热心，显然在周起魁这一房里，这时的他是唯一的家族顶梁柱。在与侄子周恩来通信过程中，无儿无女的周贻庚越加发现周恩来的聪明、懂事、能干，很自然地把“周家老四房振兴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周秉宜《试论少年周恩来铁岭之行的几个史实》2003年淮安纪念馆〈丰碑〉杂志）；同时周恩来信中对学习、求知的渴望落雁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才气也深深打动了周贻庚，“敬爱的四伯，我多么想读书啊”（周贻庚夫人杨氏回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1909年，当周贻庚在奉天省度支司的工作稍稍稳定了之后，他捎信给周恩来，要接他到身边，让他上学读书。
周恩来到东北读书这件事，在当时周家应该是件大事，而且是家族长辈商议后并做了妥善安排的决定。因为当时周恩来主持家政，二个弟弟尚幼，大弟小他一岁，勉强尚可独立，留在附马巷家中与叔父周贻奎一家生活。小弟只6岁，送到周恩来的小姨万十四姑处寄养。临行时，周恩来将家事交给大弟周恩溥，“他当时像带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而别的”。自此，周恩来离开家乡，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周恩来是怎样到东北的？
1.从伯父召趋辽东。在《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周君恩来小传》中录有“年十二，从伯父召趋辽东”字样；在《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射阳忆旧》中，周恩来写有“十岁后，始从伯父游学辽东”，这些周恩来本人自述明确了12岁的周恩来到东北是应伯父的安排。根据周恩来日记与作文中所述与周恩来家世背景分析，伯父所指为自家大伯周贻庚（大排行四，所以周恩来文中有时称四伯父）确定无疑了兵哥哥简谱。在《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114页）1916年3月21日《秉家长书》一文中所言“但忆七载依依，承欢膝下……”《秉家长书》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课业作文，是写给伯父周贻庚的家书。当时周贻庚调任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丰清丈行局科员，离开天津。按照南开中学对外地学生的要求，每周至少要写一次家信。
周贻庚，字曼青，1909年7月在奉天度支司俸晌科升任一等科员（《周恩来家世》207页）。在薪水有了一定保障之后，才有了培养周恩来的能力。
2.由谁带到铁岭。目前对周恩来身世及生平进行研究所出版的文献资料均指出周恩来由三堂伯周贻谦带到东北。如《周恩来传》（6页）所记：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东北。周贻谦（1871-1936），字劼之，也曾用名周济渠，是周恩来的五祖父周子庞长子，在周家大排行三金冷法，周恩来称其三伯父，借助姻亲钱能训（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当时任东三省左右参赞）的关系在铁岭税捐总局任职。在周贻谦于民国四年填写的履历中载有“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奉东三省总督部堂锡前奉天巡抚院程委办铁岭税捐，五月接办铁岭税捐局务，奉扎兼办铁岭矿务。十月在湖北赈捐案内捐加四品衔并捐归分省试用。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期满，奉扎回省六月初六日交卸税差”。正是借去湖北赈灾的时机超异能少年，周济渠才得以将12岁的周恩来带到铁岭。

但是根据这次调查发现的线索，对此说有所补充。即：周恩来从老家淮安出来是由堂姑父王言伯由淮安送到南京浦口，与在那里等待的周贻谦会合后才由周贻谦带到东北。周秉宜在《试论少年周恩来铁岭之行的几个史实》一文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段周恩来离家枝节；同时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秦九凤研究员也对此提供相同的考证，综合这二个材料，我们认为此说比较可信，周贻谦并没有回到淮安老家亲自接周恩来出来。
3.行走路线。周恩来由家乡淮安到东北，行程路线与交通工具息息相关。早期研究资料采用胡华《周恩来少年时代》一说，周恩来同伯父周贻谦坐船由运河北上，取道“山东、天津”，到达营口。建馆时也采用了这样的资料，在营口牛庄逆辽河而上，在铁岭马蓬沟渡口上岸，由此形成“第一站落脚铁岭”，而非沈阳的行程图。
根据这次调查，我们发现这个路线有诸多疑点，不太可能实现。清末文献史料记载，1909、1910年的南北客运常态是铁路与海路，河运已然衰落。从陆路看，京汉铁路1906全线正式通车，而东北的南满铁路1905年左右就已全线通车，铁岭与牛庄、奉天铁路客货运都已很发达。从海路看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从此漕运和南北客运多改走海路。这一点从当时的教科书上就可得到证明。宣统二年（1910年）版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关于水道有这样的描述：“我国东南滨海。沿海之省七。延袤七千余里冯世纶。自昔航路不明。帆船往来费时既久。且多危险之处。近三十年始行汽船。交通渐便。其航路大抵以上海为起程。北行者经青岛、烟台、天津、以达牛庄。”
而关于运河有如下描述：“运河之设诺门罕战役。所以漕南方之粮。以输之北方也。而行旅贸易。亦隐受其利。自海运开。运河失修。渐就淤塞。今京汉铁路既成。南北交通之利便。又当十倍于运河矣。”由此可证明运河行程说是不可能成立的。
再看下面二条线索：1962年陪同周恩来视察铁岭的原辽宁省公安厅长张铁军证实材料，“周总理说，我到东北是坐船在牛庄上岸，第一站到铁岭ymxk，后到沈阳”。曾敏之在《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一文中提及周恩来12岁离家时这样写道“经上海，去营口，他踏入了新的天地”。综合这二条我们判断12岁的周恩来应是乘海轮经上海，取道山东、天津，至营口牛庄。这个线路也吻合了最初的资料即胡华“取道山东，天津”一说。至于由牛庄至铁岭，按我们对1910年这区间交通状况的调查结果，周恩来同伯父可以有二个选择，火车与辽河水运。根据《盛京时报》对当时铁岭民众出行的报道，坐火车的可能性很大。当时的官员、贫民、老师出行多半都是火车。但是从周恩来所有自述文献中从未提及小时坐火车一事，从人之常情来说，如若少年周恩来坐火车来铁岭，必能留下深刻印象。因家乡水乡无山，他在铁岭登的第一座山龙首山尚且念念不忘，对于少小离家坐火车这一新鲜事物，不可能不曾提及。而且他对张铁军只说坐船来的，第一站铁岭。这说明他途中没有换乘任何交通工具，而且目的地很明确，就是铁岭。这一点在周总理1957年群众来信上亲笔批复也可证实：“我离家为12岁，是从淮安赴辽宁省铁岭县。”这一点同时也推翻了很多书籍中关于“周恩来先到奉天，一时无合适学校可读，就随堂伯周贻谦回到铁岭”的说法。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推断，周恩来1910年由家乡淮安先由亲属由运河水路带到南京浦口，然后由周贻谦带着从浦口乘轮船沿长江而下抵上海，再由上海走海路至牛庄，再由辽河上溯至铁岭马蓬沟渡口上岸。
三、离家来铁时间与离铁赴奉时间
周恩来离开淮安赴东北的时间问题是有疑惑的。根据目前发现的文献，确切日期无法考证。所以，在《周恩来年谱》中这样记载：1910年春，到奉天省银州，秋移居奉天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中都是采用这样的口径一笔带过。对此问题，我们在和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交流时，他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能有新的发现。所以我们这次也迫切希望能通过他的伯父们的行踪敲定他来到东北的比“春天”更明晰的时间概念。目前关于少年周恩来在铁时间，除了文献研究室确定的春、秋之说，还有周秉宜的春节前即离家来铁一说。
周秉宜在《试论少年周恩来铁岭之行的几个史实》一文中考证周恩来是1910年春节前就随着周贻谦来到铁岭，那一年的春节是在公历1910年2月10日。但此说成立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二：其一周秉宜推断的时间依据来源是铁岭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材料，即周恩来在于百川家放了二个月然后才在春天花开时去银冈书院上的学，而放马说在铁岭本身就有不同声音，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对此我们在下面会详细加以说明；还有就是周秉宜依靠常理推测周贻谦在湖北赈灾已数月，妻儿正住在铁岭，部下僚属多为铁岭当地人拔魔战士，所以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一定会赶着回家过年。这一条只是常理推测，铁岭方面也没有材料证实这一说法。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奉天行政公署档案中查到有关周贻谦从湖北回来的确切时间，也即无法证明周恩来准确到达铁岭日期。其二，春节前后北方正处于冰冻封河期，无法吻合周恩来坐船来铁岭这一说法。另外调查中查到的另一线索也间接否定了周秉宜春节前来铁一说：
“1910年春节期间神话放送，周恩来专程到宝应给二位表兄拜年，并告知即将北上奉天到伯父处读书的消息，陈式周闻讯高兴不已。行前，他亲赴淮安为表弟送行。”（2011年出版，尹高朝《周恩来和他的老师》69页。陈式周为周恩来嗣母陈氏内侄，曾当过周恩来老师，对当时身处困境中的周恩来兄弟多有关照，日后也经常同周恩来保持通信联系）
关于周恩来离家时间，查到的资料中还有如下表述：
1957年周瑞英给周恩来写信询问：总理是否是30年前，20岁时离家赴奉天的周促立。周恩来在这封群众来信上亲笔批复：“我离家为12岁，是从淮安赴辽宁省铁岭县。年代在1910年，并非绍兴，也非30年前，而是快50年了。”（出自由周秉宜参与编写的《周恩来家世》一书）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
以上这些只是进一步证实了1910年来铁（绍兴部分研究者认为1910年周恩来在绍兴），而无法进一步帮我们敲定月份。看来，从目前所得公开的资料及周恩来自述中是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具体来铁时间了，必须从旁证加以推测了。
铁岭方面，关于时间问题早期我们有这样二条根据：1962年周恩来、邓颖超来铁岭视察时，曾接待过邓颖超的铁岭县长张新田在1977年写过的证实材料中曾说：“邓大姐对我说，‘新田同志，我是第一次来铁岭，总理昨天晚上在沈阳时回忆起他少年时代来铁岭念书时，高兴的没有睡好觉，总理说，他第一次上的山就是铁岭龙首山，来时是个春天，龙首山鲜花盛开，满山都是花……”另一个是曹荣的证实材料。据1980年6月30日对周恩来在银冈书院念书时的同学曹荣采访记录，“在我十二岁那年春天，当时杏花开时，周恩来总理随他大爷从关里来到铁岭……”但对张新田的证实材料，1962年负责接待周恩来，始终和张新田一起全程陪同邓颖超的铁岭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周长富却持异议。这样一来只有曹荣的证实了。而这份证言却不是出自1979年建馆时对曹荣的初次采访，其真实可靠性也是存疑。要想确定时间必须找出一些新的线索。
查1910年天气情况可知，那年开春早，春节前就已立春，属暖冬，河水解冻较早。据《盛京时报》报道：正月二十四铁岭“河冰将泮”；二月初八，“桃花水泛出”； 二月十三日，“铁岭柴河辽河业已开通较往年早到廿日之多”“三月初五粮船出发”。这说明三月以后船只已可畅通无阻。如果我们确定周恩来是坐船来到铁岭，那么他必须是这个时间点以后才有可能。这次调查中我们还查到这样的线索，可作为进一步推测周恩来在铁时间的一些佐证：
宣统二年七月初一日《盛京时报》报道：提学司为“整饬小学起见将省城官立各小学堂酌量归并以示整齐…归并法每关只设两等小学堂一处内分高初共十班……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载：小学归并已就绪 省城官立小学堂共计十一处，学六十余班。暑假前学校宪饰为四路模范学堂，每堂修造楼屋数十楹，东关择定第六小学……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报道铁岭各校学生率先剪去发辫的新闻。
由前二条新闻我们可知，周恩来的伯父为他选择的东关模范学校因归并调整九月末才修缮完毕，那么十月插班就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了。再有，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带着辫子到沈阳读书的，这在周恩来在沈阳和谭家兄弟的照片（见下图）及周恩来总理接见辽大红卫兵的讲话中都可证实，以此根据第三条新闻我们分析周恩来在这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前离开的铁岭。

周恩来与李勃曼谈话中曾说“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综上，我们推断，周恩来应该是阴历三月来到铁岭，九月底十月初离开正符合六个月之期。而这个说法也很符合曹荣和张新田的说法，即周恩来到铁岭时，正值春天花开时节。我们查，那年的农历三月，正值公历4月10日至5月8日，恰好应该是铁岭杏花开的时候。
四、周恩来在铁岭的学习与生活
周恩来在铁岭的学习应该是新奇而又充实的，这里是他接受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的开始。
1．就读的学校及班级。 根据我们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显示，周恩来就读的银冈书院应为当时铁岭教育中心，文化底蕴丰厚。当时铁岭教育机构——劝学所就设在银冈书院院内。铁岭开设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也在这里。除了劝学所，当时书院内还有简易师范、中学堂，附属小学堂等。周恩来就在书院内的劝学所附属小学堂读书。当时的银冈书院聘请思想比较开明的士绅学者担任教师。劝学所总董曾宪文，是铁岭著名的学者和士绅，善诗文，工书法，留有《浮生梦记》一书传世。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实行共和政体，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这里的学生。1910年，银冈书院内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很能说明这个学校进步的思想氛围。这年，奉天法政学堂学生赵振清（昌图人）割股上书，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改良政治，被学校开除。当他北归家乡，路经铁岭时，受到铁岭学界的热烈欢迎。曾宪文主持在银冈书院正厅举行了欢迎大会。赵即席讲演，宣传改良主张。银冈小学堂的历史教员王先生（据说是同盟会员）则与其观点不同，持革命主张，二人遂展开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吸引很多学生观看，在当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周恩来在铁岭就读的学校，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引领当地教育进步的文化场所。
据当年的银冈学堂学生曹荣、白洪模、胡顺等回忆，小学堂当时有甲、乙二班。周恩来在甲班，校长张春久，老师李景云。张春九，字兆芬。铁岭八家子人。是个富有才华，善于说理演讲的人。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盛京时报》报：“宣讲所讲员系劝学所附属初等小学校长张君春九充当。每日午后四点至所宣讲。按张君宣讲各节于当今时事无不透澈淋漓娓娓动听，可于当今之演说家分一席矣，以故每日宣讲时听者甚多，近来座位之满。”（见下图：张春九演说报道）有这样的老师，周恩来所受教育可想而知。
2．学校课程及教学活动 据曹荣等人回忆，当时学堂开设有国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珠算，同时讲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古文（见下图）。根据对周恩来同班同学的采访记载，当时学生们课间常玩的是踢键子、打球等。


据《盛京时报》有关报道，1910年铁岭学堂寒假开学时间为正月二十日；六月初六放暑假，七月初一开学。
为了加强对学校学生的地方史志教育，劝学所还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乡土教材，教材中明确记载着对国人来说意味着国耻的日俄战争（见上图）。
当时的学校在开设这些日常功课以外，积极学习近代教育模式，注意养成卫生习惯，重视体育及全面发展。课余时间举办春、秋两季学生郊游，运动会，甚至教学生军乐以鼓舞士气。
毫无疑问，铁岭良好的教育环境，银冈书院先进的教育方式是周恩来的伯父为他选择这里求学的重要因素。“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1946年，周恩来同李勃曼如是说。
3．周恩来在铁岭期间住在哪里？与谁在一起？从周恩来自述文集我们知道，从周恩来离家后，周恩来实际抚养人已确定无疑是大伯父周贻庚。如在《周恩来中学时代纪事长编》（399页）中所述：“盖生幼失怙恃，长依伯父，随宦东西，形影相随。伯父无儿，视生犹子。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之人殆伯父矣。”从前铁岭出版的资料也有说周恩来在铁岭是同大伯父周贻庚在一起。而这次调查我们在宣统二年五月《盛京时报》上发现一条关于旅奉绍兴同乡会的报道，周贻庚的大名赫然在列。（见下图）

如此看来，周恩来此时与大伯父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除此就是和堂伯周贻谦在一起，住在税捐局后院。但这一说在这次调查中又受到挑战。《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报道局员为周济渠饯行，六月初七报道周济渠日内离铁，邑绅将前往车站送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按照前面的时间推断，此时周恩来才来铁岭3个月不足“6月”之期，此后他住哪里了？此间尚需日后考证。或许像有些同志推测，周济渠本人先离开铁岭，家眷依然在这儿。
4．关于地运所放马说。这二年，相继有人对周恩来地运说放马说持疑，外地研究者也来信相询。对此，我们这次调查也把它作为一个考察重点。此说源自李奉佐和卢骅合著的《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银冈书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书中谈到周恩来1962年在地运所村视察的一段特殊经历：周总理回头望着地运所一排排民房，说道：“这里变化真大呀，那时地运所村没有这么多人家。”（社员）段玉兰问总理：“你咋知道的？”总理指着前面的山沟说：“我小时候到过这里，给你们村于百川家放过牲口，放过马。”自此，相继有书转载少年周恩来的这段历史。但问题的关键是1962年6月15日周恩来视察的铁岭县地运所村，是铁岭县委的组织安排，而非总理主动提出。这一点如今依然健在的1962时任铁岭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周长富可以证实。另外我们仔细查阅由李奉佐、卢骅二人合著的那本书，并没有看到书中写有“周恩来专门提出去看地运所大队”的字样和类似的意思表示，李、卢二人在书中只说“在周总理视察铁岭前，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到铁岭作了安排，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接待一定要从简，不要备饭，不要茶叶，烟卷自备。”前段所述玉兰那段话是否属实，许多人包括史学界的都持怀疑态度。原因如下：
段玉兰没有单独和总理谈话机会，现场陪同人员很多。即使是南山谷地里女社员就有5人。而事后这些人的采访记录没有任何放马之说，也没有人听到过段玉兰和总理有任何谈话的回忆。1998年当时修复总理读书旧址调查组成员曾找到当年任地运所村党支部书记的朴庆淳了解总理和农民交谈的情况，朴庆淳回忆说：总理自从坐车到地运所直到离开，我自始至终陪在总理身边，总理问谁的话我都在一旁听到，没听到总理和段玉兰有这样的谈话。当时调查组人员还采访了同段玉兰一起在南山坡谷地拨草的女社员王庆坤，她的回忆很简单，当时几个女社员很紧张，几乎不敢抬头看这些来的大领导，听到有人介绍才知道是周总理，没有谁敢问总理话。但朴书记也同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总理在地运所时，眼神中象在寻找着什么，好像是来过这里的样子。这又为总理少年时曾来过这里埋下了伏笔。
我们在宣统二年九月十一日《盛京时报》“铁岭”栏目中查找到这样一条消息，或可作为少年周恩来曾来过铁岭城东地运所村的参考：各学校举行旅行 重阳日，本邑各学校学生均整队旅行，有赴城南帽峰山者，城东熊官屯递运所者，及东关龙首山者，其旅行之目的均各不同，惟女学校则照常授课云。关于铁岭学堂组织学生春、季两季远足的事情，《盛京时报》常有报道，在前面关于学校教育我们也曾提及。远足的地点就是龙首山、地运所、帽峰山及在明桥。那么正在铁岭银冈学堂就读的周恩来，很可能在这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次的远足活动，惟不能肯定他究竟是去了这三个目的地中的哪一个。联想到朴书记提到的总理在地运所山坡上那种顾盼的眼神，则有理由猜测关于少年周恩来曾来过地运所的些许消息。所以地运所即使周恩来小时去过也不一定非放马不可。此外，地运所放马说不成立还有如下二个理由：
其一，在封建礼制秩序尚很严刻的清末民初，少年周恩来的身份不可能使他牧马乡野。虽然少年周恩来的家境比起以前来确已衰落，但他的身份也还是比较优越的，铁岭税捐局局长的侄儿去为人家放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或许可以当作新闻听听，可在1910年的铁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事情。放马是要有放马的必要，因为不放马就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去放马，此时铁岭税捐局长的堂侄真的到了需要打工才能维持生计这份田地了吗？而且这在情理上也很难让人接受：除非作为伯父的税捐局长有如今一些家长对自己子女进行“苦难教育”的思想境界与观念，否则这种情况断然无法出现在百年前的旧中国。少年周恩来或许来过地运所，但绝非来放马，《盛京时报》上关于铁岭城内各学校学生远足的报道，朱翰墨应该说是对这一推测最好的可能解释。
其二，周恩来1962对地运所视察结束后，地运所大队所在的平顶堡公社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对当天总理行程、所说的话做了详细记载，里面没有任何段玉兰的谈话记录。
综上，我们认为所谓少年周恩来在地运所放马一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其中若干环节都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不足以服人。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的历史，四个多月的调查时间是匆忙急促的。其间收获与困惑并存，期待与探索并蓄。作为曾经的周恩来纪念馆的工作者，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参与到与之相关的调查研究中。学海无涯，考古无终。希冀继任馆长继续肩负文博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努力去寻找和掀开那些尘封在历史年代里的珍贵历史记忆，以期建立更加完善的伟人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