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 荐书l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师大史学

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


推荐简语：
英国革命是英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自英国革命发生至今的三百多年里，政界、学界出现了托利、辉格、社会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各大流派的解读，国内对英国革命的认识也从20世纪五十年代即开始，可以说要在该问题上提出新的视角，展示新的材料或发现新的问题并非易事。本书作者则长期接触英国革命史研究，熟悉本领域最新动态和史料，在将哈贝马斯公共政治领域理论引入后，作者结合英国革命前的政论、小册子、图画、酒馆和咖啡馆的言论，对促发英国革命发生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史家反复研讨的因素，作出了政治文化层面的“别样”解读。本文则摘取本书序言、导论和各章简介，为读者简略呈现本书精华与要旨，感兴趣的读友可阅读全书。

序
顾銮斋
2015年5月，刘淑青教授来访，言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已近尾声，且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书稿《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世纪初英国政治危机的别样解读》将于近期出版。淑青教授获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我早有耳闻，却不知研究进展如此顺利，研究成果即将出版。她希望我能够为她的新著作序，虽然我的研究领域是西欧中世纪史，而她的书稿是研究英国近代问题，但是盛情难却，我接受了为其新作作序的邀请。
审视书稿的题目，我的第一感受是作者本人对选题的欣赏和驾驭选题的自信。
诚如作者所言，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一个经典话题，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英国社会各界对战争的讨论即已展开，迄今已近400年之久。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史家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著述浩繁、包罗广博的显学，可称之为英国革命史学。在我的印象里，经过历代学者的反复挖掘，英国革命史学已经几乎透支了它的学术资源和研究价值。这并非说这门学问再没有研究的必要，就人文学科而言，任何课题的研究都没有止境，但选题和研究过程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如果从清末立宪时算起，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建国以来，仅据笔者所知，已有林举岱先生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刘祚昌先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两部专著。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的专著与教材也无不予以重点论述。而5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有政治运动干扰，无学术专著出版，却有大量论文问世。这些论文无不就英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在英国本土，从以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到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派史学，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修正派史学，英国革命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史学家秉持怎样的历史观、方法论，固守怎样的历史思维和政治立场，研究成果如何不尽人意或存在缺陷，他们在史料检索、整理、解读、著述、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这门学问才形成了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学术史。显然，英国革命史学具有起步早、起点高、研究深入和著述浩繁的特点，这些特点无疑增加了选题的难度。但事实是这并没有影响作者的学术信念，而且以新的视角挑战、克服了这一难度，并通过题目的关键概念以及相应的措词表露出驾驭选题的底气和自信。
面对书稿的题目，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可以将这个题目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因为题目揭示的核心是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事实却是作者以一本书的容量组织、铺陈了相关内容。当然，成果采取何种形式最终取决于作者的意志，你可以将一篇文章写成一部专著，也可以将一部专著写成一篇论文。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有一个底线，这就是基本的文理。如果不讲文理而乱加堆砌，或任意采摘，结果既无法形成前者，也无法形成后者，也就必然意味着研究的失败。按我的反应，作者显然是将一篇文章写成了一本专著。这说明了什么？答案很清楚：作者已经握有翔实的资料，而且善于解读与分析史料。翔实的资料和善于解读分析的结果，必然延长著述的篇幅，而将一个小题做成一本丰满的大书。那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正如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一个题目，我们有时会担心能否将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但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存在差异，同一个题目，有的博士生不仅能够写成博士论文，而且写得很厚重，有的博士生则不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通常肯定前者，认为作者“有想法”。对淑青教授而言，博士论文的撰写早已成为历史，但道理并无不同，所以可否将上述现象理解为青年学者更上层楼、臻于成熟的表现，可否看作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健康现象，这一点可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考虑到作者已出版过学术专著并发表了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CSSCI论文，以及将她的选题与英国革命过程做了切割从而将最易出彩的体裁毫不足惜地拒之于书稿之外，更让我对上述认识充满了信心。经过这样的处理，作者就可以在自己圈定的领地内信马由缰，畅游思想，而产出的成果也就不仅具有新意，而且富于内蕴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作者获得了上述自信？展读书稿可见，作者对英国革命史学的学术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对主要文献资料已有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掌握。就国内著述而言，林举岱和刘祚昌先生的著述当然是史学名著，但它们毕竟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由于出版已久，难以反映英国革命史研究的现状。重要的是无论这些专著还是众多的通史性著述，虽不否认有些内容与革命前的政治文化相关，但都不是专门研究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英国革命。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也鲜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案例。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学术界，虽有相关著述出版，但这不妨碍作者进行自己的研究。英国学者固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却也存在“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的局限。但作者不同，她是革命的旁观者和审视者，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范围进行观察，这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可能更加客观，更合历史实际。重要的是，基于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文化背景，作者可将相关内容纳入比较的视野，提出西方学者不能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相关事项做出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这样看来，作者对选题的自信和驾驭选题的底气也就具有了必然性，而选题本身亦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中，作者的选题顺利胜出，获得了批准立项。
更重要的是，这一题目要求作者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力，而且掌握一定的分析工具。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作者精研了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引进和运用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理论。翻检书稿可见，这一理论统领、贯穿了整个书稿的五大章内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体现和寄托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市民可以个体身份置身其中评论公共事务，以对抗和制衡公共权力。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批判性力量，同时又具有政治合法性基础。而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早期，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壮大和独立，英国社会也出现了public一词，并相应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议会之外，咖啡馆、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已经成为谈论时政、裁量人物的理想场所，口头信息、传抄信息与相关议会印刷品交互作用，加之听众政治意识、参与意识积极、强烈，使政治文化与议会的日常活动错综交织，对政治事务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这样看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与英国革命前政治文化的选题具有很高的契合度。而对英国革命前公共领域的解析，也就成为理解英国17世纪宗教激进派、政治激进派行为方式的关键。如果一个社会不够稳定，政府不够清明，这个公共领域很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乃至社会的全面危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书稿的选题可谓精准地把握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脉搏，抓住了内战爆发的要害。可以说，公共领域理论与英国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契合，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构成了作者自信与底气的重要来源。
在学术史上，哈贝马斯并非最早提出“公共领域”概念的哲学家。在他之前，德国学者熊彼特和布伦奈尔就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杜威、美籍德裔犹太学者阿伦特（称公共领域为public domain）也曾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概念的指涉虽与哈贝马斯不尽相同，研究的侧重亦有区别，但基本的理路是一致的。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视为公共领域学术谱系中发展和成熟的表现。随着概念本身的研究的深入，随着作为一种理论抑或方法的付诸学术实践，公共领域不断得到改进和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借用的公共领域又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成熟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进行和学术目标的实现。
另外，对公共领域的借用也反映了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识见。在国内学术界，世界史学者数以千计，专门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学者亦不在少数，而自1999年哈贝马斯的著作译为中文至今，已经过去近二十年，翻阅国内的世界史著述可知，借用这一概念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仍然屈指可数。中国传统史学素重研究领域的精纯，这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也可能导致学术视野的窄狭，影响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和国外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所以在今天，即使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理论方法来者不拒生吞活剥之后，史学研究领域仍嫌局促。而一味沿用旧的范式而不思借用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墨守成规以致陈陈相因，必然影响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以致阻碍学术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的借用反映了作者对人文学科而不惟历史学研究动态的熟稔，更反映了作者宽阔的眼界和识见。
但在笔者看来，同样是概念的借用，“绝对主义”似乎就没有公共领域那样契合与确切。作者遵从学术界的通行用法，将英国近代早期的君主制度称为绝对主义。刘北城先生曾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绝对主义的概念问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由欧洲封建时代的等级君主制发展来的近代早期的君主制度称为die absolute Monarchie (英文为absolute monarchy)，直译为中文即“绝对君主制”。而由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与东方中古社会的君主制存在显著区别，为了突出两者的不同，便将东方社会称为 “专制主义”(德文：despotismus；英文： despotism)或“东方专制主义”，对于西方的绝对君主制，只是有时用专制主义来形容。有鉴于此，刘先生主张以绝对主义指称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以专制主义指称东方以及中国中古社会的君主制。笔者认为，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政体与中国中古社会的君主政体存在差异，做这样的区分十分必要，因而非常赞同刘先生的意见。问题在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君主制是否达到了“绝对”的程度。在汉语中，绝对包含以下几种意思：① 无任何条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如绝对真理，绝对服从；② 只以某一条件为根据而不及其他，如绝对值，绝对温度，绝对高度等；③ 完全、一定之意，如绝对正确、绝对没错；④ 最、极等意。在笔者看来，欧洲近代早期的王权较中世纪或等级君主制虽有加强，却很难说达到了绝对的程度，即可能没有达到汉语中这些意思的任何一种，这应该是历史的实际。其次，在汉语中，绝对与专制在程度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因此不足以表达欧洲近代早期君主制的实际，也不足以说明与东方乃至中国中古君主制的差异。我们应根据历史实际而不是英汉词典翻译absolute monarchy，也即说，现代英汉词典是否把absolute的原意确切地翻译过来尚存疑问。不过，这里只是将问题提出来，至于是否需要或以一个什么词汇取代“绝对主义”， 以及应该怎样翻译，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解决。
祝贺作者书稿出版，更期待她的新著问世。
导 言

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军战胜王军
一、英国革命成因研究述评
英国的历史一直被公认具有全球意义，主要是其现代代议政治发祥地、工业化之母的地位。17世纪的英国，一贯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为没有哪个时期能比17世纪发生的事件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革命作为17世纪英国史的最主要特征，其爆发原因成为该时期政治史的主宰，梳理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的质疑特质在英国内战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历史观、历史思维和立场不同，解说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各异，因而各代历史学家建构的英国革命成因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也就成了“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一场对话”。历史学家作为社会的个体，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曾说，“在研究历史之前，首先应该研究历史学家本人……而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则要研究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因此，对历史学家及其代表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成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英国革命成因史学同英国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在王党军队和议会军队激战正酣之时，关于内战缘何而起的战争也拉开了序幕。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史学争论呈现阶段性跳跃发展的态势。纵观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十七世纪
就在内战的硝烟尚未在英伦三岛上空散尽之际，英国社会各界便开始了战争究竟缘何而起的探索，此时的英国不仅出现了军事上的对立两派，而且还出现了对立的史学。战争也不再单纯是双方军事力量上的较量，还包括双方历史学家的口诛笔伐。
内战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分裂性，它把战时的英国分为王党派、议会派和中立派；战后的英国又被分为胜者和败者。由于内战给当时英国人中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因此，历史学家在内战的成因上不可能达成共识。内战起因应追溯到哪里？人性本恶是西方传统的思想观点，因而有人把内战归于人类的贪婪本性，有人把内战看作是上帝拯救清教徒、议会派而对英国进行的报复，也有人不再从纯政治学的角度去解释内战的起因，而是对内战进行哲学反思。
研究英国革命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主要有克拉伦敦、霍布斯和哈林顿。这些历史学家或亲赴战场，或见证战争，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内战中议会党人和保王党人都网罗人才到自己的麾下，历史学家遂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他们竭尽所能地搜罗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如小册子、宣言、议会演讲稿、报刊资料、私人手稿等从事历史研究，以此讨伐敌对派别，推卸内战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极大限制了关于内战成因研究的学术价值，加之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不同，战争经历各异，这就使他们难以冷静、超然地看待内战本身。这就决定了第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既有后世历史学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同时又留下不可避免的缺憾。
2．十八到十九世纪
在这个时期，历史研究成为政党党同伐异的工具，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著述带有明显的政党斗争的功利色彩。
英国两党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史学领域。历史学家大多从政党利益出发，“披戴政党的徽章”进行历史著述。政治和历史之间的强大联系，导致历史研究不能在客观、冷静的学术气氛中进行。政党政治的激烈斗争促成了历史研究和政治斗争的结合，英国内战的研究成为18世纪学者手中的利器，而无法成为纯粹的学术争论。历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为现实服务的倾向，辉格党和托利党关于英国革命的解释成为18世纪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18、19世纪，在英国内战成因问题上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主要有休谟、伽狄纳和马考莱。尽管休谟声称自己超然于政党斗争之上，是一位政治中立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但实际上，他基本上站在托利党的立场上进行历史写作的，他的关于英国内战的观点在史学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在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不少辉格党历史学家对托利党关于英国内战的观点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们仍然难以取代休谟在内战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声望。
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中期马考莱出现时才得到改变，马考莱取代休谟，成为英国一流的历史学家。马考莱在历史研究中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出色的历史写作风格，他“决心写出一部在几天之内取代小姐们床头上最时尚小说的作品”，因此，他的著作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次，马考莱在史学研究中的成就也归功于自19世纪30年代起的政治气候，辉格党政治上的巨大胜利，英国人沉浸在自信、乐观的氛围中，因此，马考莱关于宪政自由的观点得到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共鸣和认同。
伽狄纳生活在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他既是格拉斯顿主义的狂热崇拜者，又是克伦威尔的后裔，这对其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维多利亚辉煌的经济和政治成就铸就了伽狄纳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盛赞英吉利民族的自由精神，“就政治制度而言，英国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头……就像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在这里没有什么向导和先例，只有勇气和智慧。”他在英国内战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没有跳出辉格党的模式，他把17世纪的英国史看作是英吉利民族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历史，“17世纪英国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迈向维多利亚宪政”，他认为查理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是试图阻止英吉利民族自由意志的发展，而英国人民不愿像驯服的羔羊那样把自己置于专制君主的奴役下，这样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
同克拉伦敦关于英国内战并非必然的观念相反，辉格派史学家秉持国王和议会之间冲突必然走向内战的观点。辉格派史学家倾向于用17世纪的历史来解释维多利亚宪政的起源，他们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詹姆士和查理的统治行为违背了英国古老的宪政，议会为维护宪政传统同国王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结果。在辉格派史学家的这种宪政解释体系中，内战被看作是自由原则的初步胜利，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辉格派进行改革运动的前奏。他们过分夸大了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3.二十世纪
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足和自信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日益增加，马考莱、伽狄纳等辉格派史学家关于英国革命的观点受到质疑。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不再把目光集中在宪政等思想因素上。他们认为，内战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物质性动机和社会因素，内战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衰落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结果，他们开始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去寻找变革的根源刘招华。较有影响的是社会经济史学家托尼、社会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
托尼主张采用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探寻内战的根源。鉴于“16、17世纪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他主张从这时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中探询内战的根源。
希尔针对20世纪历史学家片面强调内战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否定甚至贬低宗教根源的做法，他认为只强调物质冲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无法解释人们进行革命的动因，“抛弃清教革命模式，仅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英国内战的事件……但这有时无法解释人的动机”。因此，他注重研究革命的社会思想根源，揭示思想氛围和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希尔认为清教同科学的功利主义一同，得到一些乡绅和中小中产阶级的支持，为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没有这些思想方面的成就，英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希尔看来，英国革命实际上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结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修正派思潮兴起，他们对以往的传统观点进行全面否定，其代表人物有拉塞尔、莫里尔、弗莱彻、夏普、阿什顿等人。在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上，他们斥责辉格派历史学家的宪政解释犯了目的论的错误，同时又抨击马克思历史学家的社会经济解释犯了机械决定论错误。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抛弃过去宪政史的研究模式和框架，贬斥用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作为研究革命成因的突破口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17世纪初的重要政治决策来自于宫廷，议会并不具备同国王争夺主权的能力，因而他们把研究的视线转向宫廷内部的斗争、政府结构和职能，以及外部战争对英国政治形势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等方面，据此解释内战的根源。修正派史学家否定内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否认内战的成因在于长期的社会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否认对立阶级的存在。在修正派史学家看来，在苏格兰战争爆发前，共识政治流行，英国没有出现要爆发内战的迹象。对于上层政治斗争，他们则用宫廷内部斗争和政府结构的缺陷以及对外战争来解释，他们认为英国内战的爆发是短期的、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结果，主要是苏格兰战争使得查理的无议会政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难以维持下去，国王被迫召开议会，从而为政府反对派提供了发动内战的阵地。他们认为，实际上，如果没有苏格兰战争，英国内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1639年战争前，查理政权具备抵制或至少是化解潜在的政治压力的能力，“假如查理政权顺利地经受住了苏格兰危机，它还是大有希望活下去的。”苏格兰战争中查理军队的意外惨败，最终导致英国走上一条本可以避免的道路。
从以上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演变可以看出，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克拉伦敦把历史研究看作是获得政治智慧的重要途径；辉格派史学家和托利派史学家把历史研究作为政党斗争的武器；伽狄纳在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下，则试图把历史从政党党同伐异的喧嚣中拯救出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则主张对社会史予以人文关怀；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则从新的角度观察和研究17世纪的历史。
我们国内对17世纪初英国革命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老一代学者蒋孟引先生、王觉非先生，到今天的沈汉教授、钱乘旦教授、杨豫教授、陈晓律教授、陈祖洲教授、刘新成教授、顾銮斋教授、阎照祥教授等，他们都在英国宪政史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
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本书有着特别的启发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二、本书研究思路与相关概念概述
1.研究思路概述
议会作为17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主角，成为17世纪英国史最有魅力的领域，“最近二十年，在英国历史学家中，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关于17世纪的议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毫无例外都把议会看作是政治变革和政治辩论的火车头，甚至一度单纯地从议会和国王（宫廷）等组织或机构本身切入，以埃尔顿的政治研究模式最为突出，在这种模式下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成为该时期议会政治研究的主要对象，结果议会政治史就沦为对议会程序的反思研究，最终沦为经验论者的宏大叙事，忽略了议会外更广大社会，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关注。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不能忽略政治多边主义，“在任何政治条件下，政策影响都是来自各个方向……无人在真空中制定政策，多边主义在任何决策过程中都是内在的。”
最近几十年，英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更加强调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在革命中的作用，把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智识史与政治史联系起来，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的关系开始被关注，英国革命史研究由原来注重研究政府机构本身，转向关注社会网络和文化影响，把议会与王权的冲突放到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甚至把英国放在欧洲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正如科林森主张，英国革命史不能忽略社会维度与深度的研究，诸如地方政治与地方社会之关系、封建贵族和君主之关系研究。另外，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角色、政治派别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等，这一切都是近几十年来学界所关注的问题。20世纪初科尼尔·斯里德、约翰·尼尔就提出了思想意识和社会联系在政治中的作用，科林森也提出，我们关注的应该是机构（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关于机构本身。目前，历史学家已经构建起一个更加强调社会因素的政治理解，更加人类学的或者文化历史的方法研究17世纪。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它借助后现代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理论，同时立足于文献研究，拓宽文献资料的范围，通过利用肖像的、文学的、戏剧的资料，因为戏剧表达了人的政治态度等信息。
这种新的政治研究方法，重建了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和文化政治模式，它要求我们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予以更多关注，思想氛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因为思想意识和政治行为互为表达。同时，社会政治的研究模式，要求我们关注议会和宫廷之外的更广大社会对议会政治的影响，我们借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有学者指出，靠世袭当政的国王更多的依靠社会网络去治理王国，而非靠机构治理王国，这种网络是通过血缘、朋友、赏赐而构建的，在近代早期，君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艺复兴的思想和古典人文主义、新教、古典共和主义等，对个人和群体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莫大影响，该时期“政治叙述与对话公众、阅读公众的态度、新闻媒体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詹姆士一世的宠臣白金汉就积极寻求公众支持，实施了类似现代公关策略，关注公共领域内政治文化，对理解议会政治颇有裨益。
诚然，议会只是一个舞台，它是其服务和代表的那些重要关系的舞台，是公共意见表达的一个论坛。为研究议会政治而单纯研究议会，不仅研究视野和视角无疑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材料使用上也存在偏狭。反之，议会外特别是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文化，对17世纪初议会政治的理解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近代早期的英国，国家统治不是依靠强制，而是精英的合作意愿，因此自都铎王朝起，国家重视在公共领域内从价值观上灌输精英与国家联盟的意识形态，实行说服政治，国家权力通过政治文化来表达。因此，学术界把17世纪初的英国，看作是文艺复兴文化或者人文主义文化复兴，国家政治权力通过仪式、象征、公演、语言而得到合法化。同样，政权之外的个人或群体，则利用这些语言、公演，限制、批评政府，新教主义、古典文化、大众政治出现了复兴，正如学者指出，观念是塑造和推动政治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众力量日益增强，一些旨在争取更广大人口的支持辩论和程序不是发生在议会，而是在议会和大学门外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对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事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议会聚集地之外的听众意识日益增强”。口头信息和手抄本信息与印刷的议会政治文化出现了交互影响，议会作为印刷品被展示、从事和出售，议会的物质产品：官方和非官方的文本，印刷品和手抄本，随着日益增长的广大人口日益增强的政治意识，以及它与议会的交互影响，政治文化与议会的日常活动融合在一起。因而，对公共领域的关注，是理解17世纪宗教激进派、政治激进派行为与方式的关键，把高雅的政治文化、大众政治与议会的日常活动融合在一起，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
2.公共领域概念和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引入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对英国革命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的瞩目和议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用来指称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允许公民通过大众传媒针对公共事务彼此之间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公共领域保证了文化和政治上已经动员起来的大众，由市民变成政治社会中的公民，可以有效地使用自己的交往和参与权利，进入“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
历史学家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共领域的雏形在17世纪初英国基本形成。这可以从当时人们对公共领域崛起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当时人们很担心大众檄文的崛起，将消弱政治活动本身，促使那些不应该公开辩论的问题被广泛讨论，产生关于评论、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合法性的设想，当时人提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健谈和乱写的时代”。大众对政治、宗教事务的日益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能力参与这些辩论，以前被排斥在政治国家之外的那些社会阶层成员日益参与大众印刷文化，加之书刊审查的几近瘫痪，印刷品出现了井喷现象。另外，写作出现职业化：那些以写作谋生者，把作品出售给出版商而获取报酬。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媒介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权力”，它并非只是信息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中介，它的中介性质也能够带来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根本转变，媒体具有政治的功能，现代早期报业在言论自由抗争中取得舆论媒体的角色。实际上，在16世纪末反对天主教运动中，新教国家和派别，曾经诉诸各种政治传播媒介，获取公众支持，创造了多个公共领域，后来公共领域作为发展政治文化的手段被国家常态化。尽管初步的公共领域仍然没有摆脱国家的控制，但是它却为17世纪中期的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
（1）文学公共领域的考察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十七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发展，公共、私人之间的区分逐渐成形，私人聚集于俱乐部、咖啡馆这些地方，或者通过报刊等媒介，对文学等议题形成讨论与辩论的公共领域，而政治的公共领域则是由这些文学公共领域转变而来。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民意的关切，并且想要藉由理性讨论的民意而影响国家。17世纪初英国最早的公共领域是一些文学社团，这是通过书籍的交换与传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活动领域。其中斯宾塞诗人社团是当时影响较为远大的文人群体，通过与图书出版商的联合而形成一个强大社团。图书印刷转变了社会交往的模式，依靠共同传统的构建、社会交往和虚拟社团，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彻底改变。书籍社团通过知识的公开分享而形成，较之以往的手稿社团，它相对开放，为公共辩论提供了一个更广大的社会空间，是包容理想的表达。因为印刷的再生产品质，作者的观点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印刷书籍对更加抽象的社团概念表达很关键，在这个虚拟社区，个人可以与社区外的人联系起来。这种更广泛的传播，使得虚构社区的个人可以脱离他们所属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表达一种更加理想化的普遍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图书印刷品是民族性社团形成的关键。正如安德森所说，印刷书籍时人们思考自己成为可能，同时以一种崭新方式把自己去他人联系起来。
该文学社团积极参与政治话题，公共辩论模式形成，文学社团已经政治化。斯宾塞生活在都铎王朝，获得民族诗人的美誉。斯宾塞的诗，既有人文主义者对生活的热爱，也有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思想，还带有清教徒的伦理宗教观念和强烈的资产阶级爱国情绪。其作品描绘淳朴和谐的乡村生活，赞美人与自然的契合，略带暗讽宗教的虚伪。通过对话将民谣体渗入十四行诗中，诗人表达了个人主义思想，将自己置身于诗歌的中心，向读者讲述他的处境、情感、信念。这就是在斯宾塞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的抒情诗题材。
斯宾塞的对话主义原则、诗学的政治讽喻精神被其追随者斯宾塞文学社发扬光大，斯宾塞辞世后，出现了一个传播并研究其作品的作家群体，称作斯宾塞体诗人社团。在公民人文主义、新教观点和古典文化的共同熏陶下，这些知识分子关心社会与政治，集体参与政治话题，借助图书产业，在政治危机时刻，创造了一个对当时政治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微型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斯宾塞派诗人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讨论国家事务的公共舞台，通过获取信息，公民可以明辨是非。该社团使用公民和公共利益模式的新语言，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理想化的社会争论模式即将出现，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通过虚构的公民，该团体声称独立宫廷而自治，构想了一个相对开放、容易进入的理想化的社会空间，推进自由的、智识辩论的社会理想，类似于公共领域内普通公民之间的公开对话。这是一个反对派性质的文学社团，这可以从他们与中央、正在扩大的文学市场的关系得以判断。
该社团开辟了半独立于宫廷的社会交往新模式。受宗教革命的影响，以及古典人文主义的公众模式，比如积极的概念，宫廷中出现了官僚阶级。公民人文主义培养了新型的交流形式和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求在国家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是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与私人领域相对，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建立社团，这种关系网络使得智识交换和辩论成为可能。尽管这些社团经常在公共服务中起着功能，但是他们也有相对的自治，有时使用印刷文化达到自治的目标，积极探索公民政论。
斯宾塞体社团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看作是宫廷反对派。斯宾塞诗人聚会地之一是伦敦酒馆俱乐部，这是一个专门撰写和传播政治讽刺诗的地方。斯宾塞派明显的文学意识形态，是它区别于其他的文本社团的重要特征。这些作家不仅在他们之间进行文化交换，而且还与过去和当代作家进行交流。他们承袭了菲力浦·西德尼和斯宾塞的公共人文主义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斯宾塞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田园诗构建了作者和读者、作家与作家之间对话的模式，斯宾塞社团通过集体合作表达文化和政治观点。
17世纪初，斯宾塞共同体日益呈现出嘲讽的反宫廷立场，呈现出疏远宫廷的自我认同和表达。斯宾塞派诗人把流放者的边缘性与自由联系起来：从宫廷转向乡村，导致了斯宾塞派诗人的特殊边缘地位，这种边缘性使其批评权力体制、重新定义公共诗歌、在新的文本社团内塑造职业认同成为可能，他们的诗表达了与腐败宫廷的疏远。1612年亨利王子之死，激起他们充满政治感情的斯宾塞主义的强烈表达。对其骨干成员布鲁克和布朗来说，王子辞世以及亨利社团的解散，是对亨利王子身上所代表的新教尚武精神的抛弃，通过撰写挽歌，他们把对亨利王子的记忆永恒化，继续秉承亨利王子派理想。他们的挽歌倾向于把积极的新教主义、预示世界末日的诗学结合起来，与暗示批评当代宫廷政权结合起来。把逝者化作不朽的记忆作为慰藉，借助挽歌，斯宾塞社团成为亨利及其府邸曾经体现出的文明共和国的小世界。在亨利死后的随后几年，斯宾塞派的象征主义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政治色彩，新教徒的寓言被用来谴责西班牙的教权，抨击詹姆士政府的和平外交策略，叹息尚武的贵族文化的衰落，尖锐讽刺塞西尔的专制及其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残余。斯宾塞社团通过印刷品书籍找到了最基本的公共表达，印刷品书籍运动是他们对高度紧张的政治危机做出的反应，这个政治化的文学社团加入到揭露宫廷腐败的运动中。
17世纪20年代是斯宾塞社团发生转变的时期，通过图书贸易，他们的作品被系统安排出版、传播。印刷店在文艺复兴思想孕育中起着重要作用，近代早期伦敦，出版商的店铺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与律师会馆、酒馆、圣保罗大教堂等一起，成为地方新闻和散播闲话的地方，也是当时话题辩论的场所。斯宾塞社团在很多方面是近代早期伦敦的产物，律师会馆是其主要社会基础，后者是一个高级政治教育和集体文学活动的会馆，布朗、布鲁克、威瑟都是17世纪最初十年律师会馆的成员。从大学迁出到伦敦，律师会馆更加接近威斯敏斯特，接近图书贸易和圣保罗大教堂，这些地方是信息交易和新闻传播的公共平台。律师会馆本身为近代早期各种团体提供了一个聚会场所，包括司法的、知识分子的、议会的团体，构成了一个知识、精神交换的重要社会空间。它们虽然隶属宫廷，但是这不能阻止它们为抨击王权的政治辩论提供论坛。律师会馆的成员是既是热情的、富有创造性的读者，又是政治讽刺诗的作者，律师会馆的文化传统与教育都十分强调政治独立和言论自由。律师会馆文化所支持的酒馆社会，在某些方面讲，类似后来的咖啡屋，是一个讨论和辩论的舞台，它并非是哪个雇主所组织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仪式、宴会、规则而制度化的。
共同的政治观点把这些作家团结在一起，也赋予这个印刷品社团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可以被看作是“爱国者”或者“乡村派”的一部分，是反西班牙者、传统自由维护者，他们反对宫廷腐败干掉客户，倡导复兴伊丽莎白精神，改革赏赐制度，扩大海军和殖民地，回归贵族尚武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一个更广泛的民族社团。从这个角度看，“爱国者”和“乡村派”可以互换，“乡村派”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识形态分歧和共同利益的语言，它的主张构成政治辩论的共同语言，并非仅限于某个政治团体。
斯宾塞诗人指的国家，是古代宪政、选民国家、公民人文主义的糅合，即基督共和国的概念，这与支持议会特权和保卫人民自由的乡村派观点有相通之处。乡村派的修辞，是一种政治责任感的语言，自16世纪末起，“乡村”一词开始与政治代表、公民概念联系在一起。在斯宾塞派的文本中，既有一个解放的乡村，同时又设想了一个压迫、专制的宫廷。乡村代表和来自乡村就是谴责宫廷腐败，其标志就是卑鄙的宠臣、邪恶的大臣，它支持英国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意义上，宫廷与乡村的传统讽刺性对照成为宫廷腐败语言的一部分，用琳达·利维·佩克的话来说，这种对照提供了一个政治冲突的政论，掩盖了对詹姆士和查理外交、宗教、税收政策的攻击。
16、17世纪，“乡村“一词其语义是复杂的，既指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物理环境，也指国家和郡。这种复杂性赋予”乡村“一词极高的价值，使全国性社团具有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该时期民族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不同的社团竞相追逐民族的代言权。正如理查德·赫尔格森指出的，近代早期国家是通过斯宾塞风格的“宫廷”与“乡村”的对立而形成的，通过一系列国家与民族、国王与人民、君主与臣民的对立性概念而完善。民族意识只有在国家结构之外才能得到表达。
在斯宾塞派文本中，文学和政治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斯宾塞诗人手里，文学体裁作为一种政治语言和对话模式，与“爱国者”密切相关。“乡村派”转向一种更加本土的传统文化，出现了都铎田园讽刺诗改革家和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田园诗。学者马库斯指出，17世纪初的田园诗与斯图亚特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对前者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意识形态上的推动作用，这时期的田园诗是对王党分子主流田园诗的反动。17世纪20年代，田园诗发生了意识形态的改革，它由原来的称颂功能转向了批评功能，而那些传统的纯田园诗则退居抒情诗体裁中。斯宾塞诗人把田园诗变成了一种公共对话，比如讽刺诗、田园诗、史诗，政治田园诗产生了，它表达公民的、乡村派的观念，这种田园诗不是贵族休闲的、隐居的田园诗，而是西德尼和斯宾塞浪漫田园诗的延续和发展，在这里贵族骑士必须面对政治责任感话题，斯宾塞派诗人也由此披上了骑士精神和政治的外衣，成为真理的积极维护者。斯宾塞赋予这些作家公共诗和有关社团与民族话题的诗歌模式与标准，后者从斯宾塞那里继承了一种对话主义形式。
斯宾塞社团通过印刷品推动了17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1614年，斯宾塞文学社团实际的社会网络和虚构社团形成，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社团。社团的两名骨干成员布朗和威瑟都是热血青年，律师会馆为他们提供了成就功名的环境，他们相聚在这里，并且遇到了布鲁克，亨利王子的离世复兴了社团的斯宾塞模式，这些诗人在亨利王子去世后都撰写挽歌，表达政治主张与政治观点。1614年议会威瑟被捕入狱，参政话题变成当时政论焦点，他们借新教徒人文主义的公民语言表达对威瑟入狱事件的看法，从此该社团开始变成公共社团。印刷品对其公共利益模式表达起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家创造性利用印刷品，给予该社团一种有形表达和展示。通过律师会馆该社团更加团结，印刷品则使这个地方化、相对短暂的社会关系更加物化和固化，通过印刷品，斯宾塞社团更加公开而广泛地传播其作品与观点，吸引17世纪20年代正在出现的政治化读者。
斯宾塞社团通过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话题，扩大了公共辩论的社会空间星猫大富翁，与“爱国者”一起推动议会政治运动。1614年，印刷品为大众提供了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公共辩论的可能， 17世纪20年代该社团每位作家都致力于公共辩论的公民概念。相比1614年，17世纪20年代公开的政治辩论舞台急剧扩大，为这些作家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更加广泛、更加政治化的爱国者社团提供了机会。波西米亚危机使新教徒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意见共识更加具有凝聚性。这些作家与当时知名政论家斯科特一起，正在唤醒一个初步形成的政治国家，构建起一种公共意见，当民族处于危险的时候，这种公共意见就可以被动员与利用。这些作家发展起来的社团概念，不仅干预詹姆士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而且想象了一个使这种干预成为可能的公民空间。1614年的社团不必再依靠实际的社会关系，而是呈现出更加抽象、普遍的自治，塑造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性民族社团。17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一种快速的、深刻的转变。
该社团创造性利用公民人文主义，争取参政权。这些诗人可以被集体描写为反对派，他们对政府支持西班牙利益和压制人民自由的专制王权的政策一直是敌视的。他们把反对派的概念与议政模式进行整合。当他们对国王的政策进行抨击时，他们认为自己在进谏，并且他们一般把政策上的分歧归于佞臣的影响。这种宫廷腐败的模式，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软弱的君主统治上，他认为君主拒绝忠言，需要彻底改革，补救办法就是通过议会和公民的集体行动。他们坚持混合政府的宪政模式，整合普通法和人文主义、君主制和公共政治，自如地驾驭人文主义和普通法政治，在新教徒积极公民的人文主义理想中解释“自由”。
斯宾塞文学社团正发展起公民语言和公共利益模式模式，预示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的出现。文本社团对研究近代早期文化来说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相比以往的赞助性文学模式，文本社团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研究近代早期文化的角度，它通过从纵、横两个方面看待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可以把研究焦点集中在职业知识分子的出现上，职业知识分子要求独立于教会和宫廷，从而实现自治。布朗、布鲁克、威瑟都把自己看作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份子，独立于主流政治秩序之外，他们通过借用传统的贵族议政模式，使诗人的角色和地位得以合法化。他们坚持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诉求独立思考，利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自由修辞，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语言以锋芒。这种语言把这个社团理想化，使其成为一个文学绿洲。
（2）公共领域概念的界定与公共领域的演变概述
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是随资产阶级社会而出现的，是公共辩论的空间，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机构之间，它有三方面特征：每个人都有权利接触到公共领域的辩论，它由作为公众的私人聚会构成，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服务，公共领域的辩论由理性控制。很显然，17世纪英国的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哈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本书所讲的公共领域，是对辩论、新闻、公共意见操作的描写，宗教派别、政治派别与冲突是17世纪40年代公共领域的特征，这是一个修辞操纵而非理性的政论，并且在由商业利益创造的空间内传播。但是，公共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该时期政治史的研究的价值得到学界认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最近政治史和文学研究中已经被接受，并且被应用到17世纪。”近年来关于近代早期政治文化的论著，不仅整合上层政治和下层政治，而且还整合文献文本的文学维度、交流传播模式和非文献规则，与大众政治意见相连的公共领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闻文化和各种各样的传播手段：口头的、手稿的、印刷的。特别是书籍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自1500-1800年间，从文学到科学研究，书籍成为具有商业性与象征意义的商品，成为公共意见、各种思想与知识论坛的有益力量。
政治操纵和公共政治，作为公共领域的相关概念，最初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该时期，宗教改革后宗教认同与宗教分裂的话题以及王朝中间的对立与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系列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说，宗教改革赋予公共辩论以活力，使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合法化。事实上，首次试图诉诸和动员各种公众者，来自政权中心本身。宗教改革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公共领域，它们是各种媒体利用公共利益概念而构建的交流空间，或曰诉诸公众的宣传空间。在女王伊丽莎白倾心法国天主教贵族安茹时，一些激进的新教徒出于宗教和政治考虑，坚决反对女王与安茹的联姻，枢密院也分裂为两派：反对联姻的激进新教徒派与支持联姻的亲天主教派。前者在宫廷和枢密院中说服女王的计划失败后，便走出宫廷和政府，转向公共领域，利用公众，阻止女王的联姻计划。在政治危机时刻，诉诸政府外公共意见，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女王联姻计划的反对派在伦敦和其他地区讲道，散布有关安茹阴谋的谣言，约翰·司徒斯的《发现大海湾》被编成剧本上演，该剧使司徒斯的观点不再仅仅依靠书籍的流传而传播，而是通过剧作的上演，大众就获得相关的口头新闻和传闻。该剧包含很多来自中央政府内部反对安茹联姻的主张，司徒斯本人也得到财政大臣伯利的支持。贝德福德伯爵的秘书、威廉·佩奇议员，接受伯爵的授意，在英国西南部散发司徒斯的小册子50本。司徒斯利用英国人狂热的反教权语言、强烈的反法与排外情绪，反对安茹联姻，他说，“法国人把马基雅维利奉为新约，把无神论作为自己的宗教玻璃琴，他们的政策和政府似乎以土耳其人的专制作为模板，随着他们古老的法律被践踏，他们将走向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模式。”
他的小册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他的主张和观点被大量的布道所引用，反复出现在人们的交谈于传闻中，从而激发起一股反对联姻计划的公共意见狂潮。伦敦主教艾尔默如此总结伦敦及其周围的公众意见，“人们只表现出对女王一人的爱戴，而对安茹则怀着满腔的怒火……对公众的这种情绪，政府则无能为力。”
女王的政权利用一切机会使其统治合法化，它塑造的女王公众形象是新教女英雄、教权的敌人和福音的传播者，因而与法国天主教贵族安茹的联姻，似乎与女王的尊严和安全都是格格不入的，反对联姻计划者都成为了“爱国者”和“虔诚的臣民”。
司徒斯通过公共领域，操纵大众意见，扩大了对政府政策的辩论，在广大的公众面前，充分讨论安茹联姻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利弊。反对安茹联姻计划的印刷品、传闻和讲坛在公共领域传播，它们利用公共意见，进一步给女王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联姻计划。
同样，诉诸公众作为一种政治游戏，也被天主教充分利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效果。为促进安茹联姻计划，耶稣会士罗伯特·帕森斯和埃蒙德·坎皮恩发起了一场公众宣传运动，他们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半公开的聚会、散播谣传、传播手稿和非法印刷品，通过秘密的印刷品，挑战英国政权的宗教政策甚至伊丽莎白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公开辩论神学和法律问题，否认政府关于英国天主教徒没有遭受迫害的主张，质疑忠诚誓约的合法性，认为英国政府必须允许天主教教士履行其宗教职能，至少允许他们在女王面前就宗教案件进行辩护。他们采取了一种比罗马教皇更加强硬的反王权路线，“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在英国天主教徒中间广为传播。”帕森斯与坎皮恩发起的天主教主义宣传运动，引发了国家政权与天主教徒关系的公开辩论，为削弱天主教主义公众宣传运动的不利影响，女王政府采取“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也采取了诉诸公众的策略。女王政府通过在公共场合、法庭、印刷品甚至在断头台上，驳斥耶稣会士的观点，广大的民众成为了这场辩论的听众。
尽管对君主统治来说，反对派诉诸公众是危险的、颠覆性的行为，因而最初诉诸公众的活动其合法性受到质疑，从未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正常的或者常规性特征，但是它们在特殊时刻，被一些急于诉诸国王或者公众的群体所使用，作为一种特殊措施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价值。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在宫廷政治斗争受挫后，曾试图利用大众媒介，鼓励那些支持他的手稿资料的广泛流传，以便维护他在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女王的恼怒，后者在1600年发现“一些愚蠢的、无所事事的民谣写手，把埃塞克斯雕刻成骑着马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王室成员才能享有的专利。数月后，当他发现埃塞克斯撰写的《辩解》以及埃塞克斯姐姐维护埃塞克斯的书信被印刷后，女王再次愠怒。埃塞克斯于1599年从爱尔兰归来，发现有关自己负面新闻被广泛传播，引起他的强烈不满，他说“我备受世界上最低贱生物的折磨。酒馆的醉鬼在议论我，他说是听狂热的诽谤者说的。他们誊写了我写的东西，并进行散播，很快他们就会把我搬上舞台。”
埃塞克斯发动叛乱及其于1601年被处决，引发民谣的进一步泛滥，同时王室公告以及受到政府支持的短文和布道，都在谴责埃塞克斯。正如埃塞克斯本人所预料的，埃塞克斯事件很快被搬上舞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塞缪尔·丹尼尔的剧作《菲罗塔斯》和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随着剧作的上演，关于埃塞克斯事件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
这一切说明，政治公共领域的雏形已基本形成。虽然很多情况下，这种公共领域为宫廷反对派所利用，但最终它还是被统治者和精英集团所接受，这种政治宣传与操纵及其合法化的模式，在伊丽莎白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起着重要作用。
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新型公共领域政治崛起相伴随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观产生了：一种把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寄托在积极、虔诚的公民参与开放的公共领域上，一种把公民参与公共领域看作是颠覆政权的阴谋活动，因而极力压制人民参政，把参政局限于以君主为首的精英阶层。
实际上，宗教改革开始后，公共领域经常求助于廉价印刷品、公演、小道消息传播、诽谤诗、公共辩论等大众方式，这种大众政治操纵，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而非依靠个人权力，其目的是吸引公众，获取支持，只不过政府反对派的这种活动常常遭到政府镇压。但是，随着这种政治模式的价值日益凸显，它逐渐被政府所接受，特别是在女王统治时期，激烈的国内外宗教冲突，政府本身急切地控制、左右大众意见，因而出现了各种媒体：小册子、讽刺诗、新闻、小道消息，各种大众政治行为和操纵方式得到发展，以期吸引公众的、议会的、大众的支持，因此我们说这种诉诸公众的源头肇始于政权内部。
宗教改革后的公共领域不仅为宗教话题，也为非宗教话题的讨论提供了舞台。就公共利益而言，这些讨论应该避开大众在特定场所秘密讨论。议会作为王国代表，其讨论和处理王国事务，至少在理论上讲，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只有议员可以参与讨论，否则，把议题传出议会是犯罪。但是，这些习惯和规则遭到破坏，从伊丽莎白女王起，所谓的议会秘密讨论，通过手稿摘编和新闻通讯、议员本人传播的演讲、议员给选民和他人的口头信息和手稿，被传播给越来越广大的听众。到斯图亚特早期，这些文本被有意收集。另外，在危急时刻，宗教政治争论和公众政治宣传被当权者、政权支持者、反对派和公开的评论家和反对派所使用和利用，各种媒介——印刷品、教坛、表演、流传的手抄本，都被传播给各种各样的大众。这些活动意味着至少理论上存在起着判决作用的公众，在摆在面前的信息和主张的基础上，他们能够判断和决定眼前的事实。
公共人文主义价值的盛行，乡绅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剧增。伊丽莎白时期的大众政治和公共领域，开辟了政治论坛，鼓励公众参与话题。这与文艺复兴和公共人文主义价值有密切关系，是热情的加尔文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当时人们认为真正的贵族应该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参政被视为美德，乡绅的首要美德是公共服务，“我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公众服务的，” “爱国者”的称谓出现了，忠实的爱国者应该在维护公共利益中起着关键作用，公共人文主义价值已深深根植于地方政治文化中。随着公共人文主义价值和所谓的积极公民的出现，也出现了新型政治家，他们通过诉求、动员、呼唤积极公民，影响政府决策，从而把决策者与更广大的公众联系起来。议会成为新的公共领域的中心，自16世纪80年代后，“议会重要地位的观念，在议会内外是很显然的。”议会作为王国代表的地位，在中央和地方人民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角色。
詹姆士继承王位，出现了新一轮来自各群体的请愿和宣传高潮，以期得到国王的关注与支持。虽然，政治家、詹姆士本人都认为这些活动本身是非法的、颠覆性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成为这种大众政治游戏的高手，足见大众政治和公共领域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公共领域的数量和本质，一般由政治形势和条件所决定，17世纪最初二十年，当国际宗教冲突、国内宗教斗争、王室婚姻、战争、宠臣权力的增长，一个类似于16世纪90年代持续的公共政治争论的宣传高潮又到来了。正是17世纪20年代的政治危机，各派别对大众政治的操纵异常活跃，塑造了17世纪30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最终导致查理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关闭公共领域。
如果说，宗教改革开始后的公共领域是偶然的、随机的，聚焦在有限的话题上，在很多情况下由政权或者政权内人物发起，旨在获得对其政策的支持。那么到17世纪，国王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公共领域的操纵，因为反对派把公共领域看作是他们表达和传播不同意见的舞台，同时公众日益渴求政治信息，许多人认识到诉诸公众的价值。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共讨论的数量增长，小册子、海报、诗歌、政治闲话和消息也在更为广大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带进了公共讨论。公共领域的地理和社会场所也在发生变化，近代早期英国公共领域数量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人被带进政治传播的连接点。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一是土地精英之下的人们获得了接触各种政治信息的机会，二是政治派别从大众政治中获取更多利益，政治传播逐渐越出伦敦，借由土地精英的府邸，在乡村传播。
（4）公共领域与议会政治
与修正学派和辉格派史学不同，本书既把政治、宗教冲突放在宫廷与议会内，也放在宫廷与议会外，强调土地精英之外大众的价值。利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以宫廷为基础的政治操纵、宗教冲突、政治辩论，与更广大的社会、经济、机构变革联系起来，强调思想观念、政治派别性操纵、社会经济的变革、机构变革的相互作用。
毋庸置疑，印刷品、手稿、图像、公演和集体政治行为在当时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公共领域，“流传着的故事，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通过把自己置身这些故事中，建构认同；或者被置身于这些故事中，形成经历。”通过公共领域的这些叙述，当时的人们可以知晓政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想象这些事件可能会如何发展，为人们提供了目的感和方向感，正如学者所说，“近代早期英国公共领域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更多的人被带进政治传播的枢纽中。”公共领域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把这些大众媒介、公共政治与议会政治联系起来。因为在特殊时刻和特殊场合，印刷品和政治公演在公共领域释放，带有特殊的政治、宗教与经济目的。通过把研究集中在政治交流，而非狭隘的政治本身，我们被迫思考那些限制和刺激交流的社会历史条件、交流机构、以及其中释放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政治交流是正在出现的市场和正在发展的交流条件所共同塑造。
公共领域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围绕着一系列政治和宗教危机与事件而消长的。17世纪20年代随着人们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普遍兴趣，20年代的十年被人们称作是“新闻革命的十年”，在此期间公共领域不仅扩大，而且开始了重大转折，与以往的政治操纵与程序、政治文化决裂，对议会政治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时期政治派别的宣传、印刷、上诉、修辞等策略萌芽了，一些政治精英派别为了给君主施加压力，把重构政治压力置于政治活动的首位，“下院和上院贵族的演讲与辩论被记录下来，然后逐字逐句在全国流传，”大众媒介对议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刷品首次与手抄本，在新的操纵技术下促进了诉讼和不满表达。
17世纪初议会界线被渗透和突破，受到公共世界的强烈影响，甚至是暴力入侵。人民通过递交请愿书、游说，以及出现在下院和上院门口时间的针脚，从而突破议会界限而对其进行渗透。相比以往，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和交换不断越过强大的议会边界和有形结构的运动，当然这种多向的信息运动不是一帆风顺的，通过反复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交战，公共世界得以暴力入侵议会机构，议会最终得以以人民代表的名义，获得决定性的话语权，为议会主权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聚集于威斯敏斯特宫、递交请愿、游说、印刷文化，公众与议会产生互动，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印刷文化的出现，创造了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公共领域。议会本身具有公众性、戏剧性本质，从旨在强化其最高政治机构的地位的开幕仪式，到更加随意的与听众互动，从这个角度看，近代早期的议会更加开放。议会的开幕和闭幕仪式，以及下院和上院议员从威斯敏斯特宫的进出仪仗仪式，为那些仪式观看者提供了一个管窥政治文化的机会，使其成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那些没有被邀请参加仪式的人，则通过在上院和下院的偷窥与门外窃听，也经常使自己成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因而从很多方面看，议会成为公开场所，议会及其过程本身是可渗透的，允许大众观察和参与。
17世纪20年代，公共领域内议会印刷文化出现。20年代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紧张，以及乡绅对新闻的渴望，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物质文化和议会消息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议员在开会中记录下的东西在全国广泛流传，议会内材料大量外传。议会更加密切地参与公共领域内活动，虽然个人和集团的游说是以往议会活动的既定特征，但是由于全国性普遍问题的日益急迫，游说活动、私人提案很难进入议会程序，立法性事务和上层政治事务日益主宰议会日程，制定法规和说服议会中的朋友和同盟的传统做法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这样，游说者遂改变策略，转向印刷品，议会成为政治信息（新闻）的接受者和传播地，开始从手稿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随着20年代印刷的上诉书大量进入议会，以议会印刷文化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请愿书、下院和上院议员名单、寄到议会中的小册子、演讲，从印刷机和书店流出，进入议会，而大众则通过这些印刷品获悉了议会活动。议会开始成为一个更加为公众知晓的机构，它进入到印刷文化和辩论中，公共领域内议会政治文化进入繁荣阶段，以至于1629年被查理解散的议会，已经不再是1603年詹姆士继承王位时的议会了。
议员自觉地进行手稿文化的创造。受人文主义的影响，17世纪初下院议员的政治意识提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政治过程的核心，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议会活动，并且传播这种手抄本文化。下院议员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认识到，把下院的辩论与报告记载下来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因而它把1626年议会的情况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同时他也把议会资料作为对子孙的家训，他说，“我很早就关注议会资料的收集，因为我经常出席议会。我在议会中的表现可以成为你们效仿的榜样，在所有的议会辩论中，我既不阿谀奉承，也不哗众取宠，而是依靠上帝赐予的理性和良知去作为。”他撰写的议会日记有三本，后来他把这些日记资料编入史册，成为研究1626年议会的重要资料。
下院议员通过日记等方式记录议会活动，特别是议员的演讲，这是以往历史所罕见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议员的记载内容从私人利益的辩论转向了宪政问题的辩论，议员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与以往不同，这些日记作者关心不再关注个别事件，而是下院所有的议程，特别集中在上层政治事件，议员日记发生了从记录议程和立案宣读，转向辩论和演讲，出现了记录感兴趣话题的热情，议员手稿文化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重大发展。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推动了新闻产业的萌芽，议会为政治新闻提供了原材料。托马斯·富勒收集了1628-1629年议会的演讲和文件长达二百余篇，下院中的乡绅把议员的演讲透露给亲朋好友，致使很多有关议会的手抄本广为流传。
同时，大众对新闻的渴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收藏、复制议会新闻，促进了印刷文化的繁荣。许多下院议员是热心的新闻作者、新闻撰稿人，他们通过国王或者掌玺大臣在议会演讲的手抄本、议员日记或者其他的议会文件，收集议会文献，这些议会材料为职业新闻作者和业余通讯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国内新闻，下院议员的辩论和议会文件被誊写，并得到广泛传播。通过研究发现，该时期议会演讲手抄本、议员日记和其他印刷新闻，在乡绅中间广泛流传，并且被人们有意识地收集、誊写与讨论，三十年战争促进了新闻产业的发展，议会就英国是否参与三十年战争以及提供相应的战争经费而展开辩论，议会成为新闻焦点。到1629年，复制和编辑议会议程达到了另一个高潮，足见人们对议会新闻的渴望，以及拥有议会议程复本的渴望，举国上下，人们都急切地获取议会新闻。议会通讯作者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他们复制和传播议会新闻，每天的新闻报道是1629年议会的特征，个人日记的誊写本在流传。议会日益成为政治辩论和新闻话题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设法获得议员日记和通讯编辑资料进行收藏。
总之，到17世纪20年代议会成为更加自觉的实体，他们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策的中心舞台，国王与议会的辩论主宰了议会的日程，新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议员的日记数量大增，议员的言论被复制、传播，议会外聚集着渴望议会新闻的人们，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创造了议会新闻世界，公共领域内政治交流本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私人论述转向了公共论述。
新闻产业的诞生，助推了公共领域内议会政治文化的产生与繁荣。“议会中的乡绅议员，把议员的演讲透漏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因此他们的手稿被传播开来。” 17世纪20年代初，英国的新闻产业诞生，议会新闻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国王和部分政治精英的关系紧张时，议会就成为一个战场，日益紧张的议会辩论创造了政治新闻，越来越多的下院议员演讲和议会文件被复制，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议员的手稿和其他印刷资料，在乡绅中广泛流传，被有意识地收藏、收集、誊写与讨论，形成了收集新闻的浓厚氛围。随着新闻产业从私人交流到订阅服务的职业化，越来越多的报刊从议会传出，传递到各地，议会由原来作为统治阶级的信息接受者与地方人民不满信息的储存库，转变成不满与诉求的传播者，下院议员收集议会资料，发布议会重大事件的新闻。下院议员伊格内修斯·乔丹和约翰·普劳斯把1621年议会中下院在批准国王补助金、与西班牙进行战争和在其他事务上的议员辩论等新闻，发回埃克塞特郡。垄断商蒙帕森在下院遭到攻击并被拘捕，萨摩赛特的布里奇沃特通过该郡下院议员罗杰·沃尔，获得了拘捕蒙帕森的宣言复本。诺福克郡的下院议员本杰明·库珀在1624年议会休会期间，回到家乡，全面报道了国王议会补助金和渔业贸易问题上的辩论，以及国王詹姆士和查理王子的议会演讲的复本。出席1628年议会的布里斯托尔下院议员在议会结束后，带回6本下院议员围绕自由问题而辩论的汇编本。随着议会内斗争氛围的白热化，新闻从议会中自由地流出，甚至议会气氛本身也被作为新闻，新闻不再是枯燥的描述。米德在1626年4月22日的信件，讲述了下院在谴责国王附属教堂牧师阿米尼教分子理查德·蒙塔古时说，“（约翰·皮牧两个小时的演讲）如此充分和完美，以致于蒙塔古的虔诚崇拜者和他的朋友都为之震惊……议员们对他（指蒙塔古）充满了憎恶之情……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都没有进行反驳，而是选择了离开。”专业的、收费的新闻通讯业得到发展。议员的信件在属下、家庭和区域内浓密的通讯网络中广泛传播，米德能够很快把《每周新闻》中的信息，编辑进新闻报道中，有时他把《每日新闻》誊写下来，装入信封，转寄给斯图维尔。他把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在1628年议会中的演讲，全部誊写下来，作为新闻传播，以致于约翰·塞尔登抱怨，“议会的建议正在书摊上出售。”新闻信息数量之多，令米德难以应付，他被迫对这些新闻进行筛选，因为他不可能对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誊写和发送，1628年3月29日，他告诉斯图维尔，他有议长的开幕演讲，但是不能把它提供给斯图维尔，因为“它太冗长了，是一种补充性东西，其他别无意义。”他认为掌玺大臣的演讲，除了重复议长说过的话，也没有什么东西，因而他不把他的演讲作为新闻发送了。
到17世纪20年代末，议员的演讲、表决结果、公文不再是上层少数人所享有的专利，而是在全国甚至在通过驻英大使传到欧洲各国的首都，托斯卡纳驻伦敦大使亚美利哥·萨尔维蒂,把英国议会事件逐一进行详细描述，以信件形式发回佛罗伦萨。他在1628年5月8日的信件中说，“对白金汉的攻击，几乎吸引了下院的全部注意力。当针对白金汉的重要指控不断被提出，议会内的气氛日趋紧张，议员的情绪也日益亢奋。”在5月29日的信件中，他把布里斯托尔伯爵对白金汉公爵的指控条款，全部誊写下来发送回国内。
到1628年，与议会有关的所有资料几乎都可以购买到，议员每日的重要演讲片段、以及其他议会活动，被被人誊写，以供出售。从1621-1629年，从议会中传播出的消息，以极快速度和详细细节传遍乡村。信息流有助于国家的两极化，议会与王权的矛盾与冲突公开化，同时公共领域内的信息潮流，把议会变成了焦点，被置于政治国家的中心。
乡绅关于议会事务的通讯在17世纪2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议会作为统治阶级和王权争论的支点，在国家的财政政策、自由与宗教、战争与监督与控制政府大臣等问题上与国王展开斗争和辩论。下院议员经常致信亲朋好友，连篇累牍报告议会新闻，职业新闻通讯作家也积极从新闻媒介、学者和活页新闻收集者那些获取新闻，所有这些活动使大众可以很容易获取议会新闻和议会活动信息。通讯作者定期地把抄写员复制的议会演讲、印刷作品等装入信封，投放市场，流通全国。议会的机密不再被封闭与搁置，而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被出售和传播。下院议员不再把议会文件看作是仅仅局限在议会内讨论的国家机密，约翰·斯特兰奇韦斯说“我不认为议员的主张和建议应该限制在议会内部，现在在座的每个人，都已经赶不上各郡那些消息灵通者。难道我们今后还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吗？”这样，到1629年，涌入议会的资料潮已经被从议会传出的新闻大潮所超越，立法活动停滞了，游说也基本停止了。议会及其活动已经成为新闻，议会更加公开与开放。
17世纪20年代在议会新闻大量流出的同时，公共领域内的印刷文化也涌进议会，议会被渗透，信息交流网络形成。
首先，议会被公共世界所渗透。议会与人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绝不仅仅限于印刷资料，也是各色人与议会之间的交易。游说者和上诉人，在议会外分发资料，与下院议员和上院贵族交谈。议会在非议员身份者的近距离接近下工作，并且可能被那些游走在议会聚集地附近者所清楚地观察。议会召开，本来就是一个公开仪式的巨大场合，威斯敏斯特宫成为喧闹地，人们挤进上院，听国王演讲，非议员大众涌进开幕式的现象也屡禁不止，詹姆士的第一届议会就是在很多公众潜入的情况下召开的，上下两院的门厅对公众开放。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议会角色的变化，也导致了接近议会者人数的增加。1621年上院司法角色的恢复，上诉人、证人和辩护人在司法诉讼中都需要来到威斯敏斯特宫，原告、被告、律师助手、法律学生在这里做司法记录，还有一些感兴趣的旁观者，这些人在下院议员进入议会大厅必经之路上，创造了一个繁忙、公开、喧闹而拥挤的空间，托马斯·纳什在1594年曾感叹“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过道如此拥挤，让人感到窒息。”随着17世纪20年代法律、贸易、处理诉讼的常设委员的崛起，下院作为常设委员会听取证词，以及接受与案件相关的资料，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近威斯敏斯特宫。
除了那些被两院召集来议会的人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也议会产生了互动，这些个人来自社会各层，从仆人、食品供应者到法律顾问，“除了一些法律文书的代笔人之外，兰雨霖一些书商和摊贩也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厅。”威斯敏斯特厅也已经成为游览胜地，是那些来伦敦旅游者参观游览的景点之一。威斯敏斯特厅的临近地区也包括一些私人住宅，罗伯特·科顿的住所就位于上下两院聚集地的中间地带。当议员正在讨论国家事务时，外面就是进进出出的人们，有的在法庭上忙着处理日常的司法事务，有的在威斯敏斯特厅购物，或者在这里休憩、吃东西。
人们通过这些聚居在威斯敏斯特厅外的人，获取发生在议会中的信息。在门厅听取议会演讲和讨论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两院大门关闭的情况下。另外，没有证据表明，进入下院门厅受到限制，甚至非议员坐在议会听取辩论也是常有的事。这说明，议会的审议不再是国家机密，议会不再是一个封闭世界，议会在公开空间中运作。早在17世纪初，有些议员抱怨，下院讨论的事务称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罗伯特·塞西尔在1601年议会关于垄断情况调查中说，“我担心，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些人才能够知晓的秘密。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什么事情，一旦公众也期望知晓，那这绝对不是好事。我在乘坐的马车里亲耳听到，人们正在大街上议论发生在议会内部的事务，他们高声叫嚷：谁推翻垄断商，那么谁就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从而兴旺发达。”在议会信息大量外泄的同时，大量的印刷品也涌进议会。城镇、个人和公司都试图利用议会的最高司法权达到个人目的，上下两院新的程序策略的应用，特别是常设委员会的建立，为上诉人寻求解决办法开辟了新渠道。因而当17世纪20年代议会逐渐主宰政坛，游说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国家事务的增加和紧迫，迫使私人提案退出立法活动时，这些游说集团开始采取新的策略和方式与议会互动，议会的最高立法权成为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压力集团和个人日益转向议会求诉，常设委员会的设立和相对容易的程序制度的发展，刺激了上诉者提交诉讼到议会。下院权力迅速扩大，积极征求案件与诉讼，上院也走出议院，更多地进入公众视线。1626年议会主要关心的是国家事务，1628年到1629年，当不满和权利请愿书主宰了议事日程，立法事务退居次位。在上层政治战胜私人事务的氛围中，那些接近大厅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说客和压力集团成员，采取了新的游说策略——向议员散发印刷品，因而大量印刷品涌进议会。
议会逐渐已经成为印刷品的消费市场。下院议员、贵族、大众都可以购买议会开幕上的布道、议员名单、议会开会的画册、提交议会的上诉书，或者其他资料。另外，国王在议会中的演讲、政论文章、议会主要事件的插图都被印刷，并且出售给那些对国家事务感兴趣者，说客、上诉者和伦敦公司把这些印刷品分发给议员，20年代有些请愿书已经印刷了400多份分发给下院议员和上院贵族。
议会召开时的布道，引起了受过教育者的注意。到1628-1629年，议会布道非常受欢迎，大众很容易买到。另外，还有写给议会的讽刺诗，詹姆士统治早期出现了一些才俊群，比如下院议员布鲁克、马丁等，他们聚集形成一个文学社团，撰写出颇具影响的讽刺诗。尽管这些作品大多是以口头形式或者手稿形式传播，但是该社团加入到讽刺政府与议会的讽刺诗印刷品大潮中，“印刷品成为市民参与国家、转变参政概念的基本方式之一，参政由以往仅限于宫廷精英，扩大到公共领域，演变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参政模式对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民谣、木刻、雕刻也成为描写议会和议会内事件的重要大众媒介，惩罚垄断商等事件被描写与传播，甚至议员的名单也被印刷和出售。大多数与议会相关的诗都是讽刺政府和宫廷性质的，议会事件和议会相关活动已经涌进了廉价诗歌印刷品世界，议会被人们看作是解决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以及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印刷文化流入议会，对议会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上诉议会在英国有久远的历史，非官方的议会印刷品很大部分是个人、公司和自治市提交的上诉书，到17世纪20年代，上诉的传统形式和本质已经与诉诸公众和传播新闻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上诉运动已经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动员化。到1642年，这些上诉的绝大多数涉及到国家利益，比如要求教会改革的根枝提案、废除佞臣、限制专制特权。从17世纪20年代起，绝大多数请愿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售，这些小册子大多数为宗教辩论家所写，利用议会开会之际向议员散发。
当印刷材料提交到下院和上院，进入到两院议员手中时，印刷品、议会和购书大众之间确立起一种联系，印刷小册子出售的目的之一就是向议会施加公众压力，迫使议会处理请愿问题。作为宣传，这些请愿很重要，为当时人所高度重视，“是影响议会内外人士意见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请愿是公众意见的风向标。从总的目标而言，请愿书的散发也伴随着权力本身的散发，印刷品传播促进了权力增长。这些小册子本身具有的舆论特质，使其成为近代早期的准民意，它针对特殊的听众——议员而传播，确保这些印刷品能够到达议员听众那里。
17世纪初，廉价印刷品已经从口头、抄写的传统发展到印刷，如果说廉价印刷品为议会上诉者提供了最广泛听众的可能，那么它也提高了上诉者根据形势变化进行灵活反应的能力，提供了动员同盟、事业政治化、构建议会利益集团新同盟的机会。可以说，印刷品是精英游说听众的廉价品，他们在议会外散发传单，使更广大的公众可以讨论议会话题，提高了公众在议会话题上的公共意识。两院也由印刷品的消费者，发展成为与王权对抗的大众煽动者，为获取大众支持，1628年下院的《权利请愿书》被印刷了1500份，政治辩论的公众性促使议会与王权之间日趋紧张。
印刷本来是王权的专利，但是到17世纪初，请愿者、公众也利用印刷媒介获取支持。到17世纪20年代，印刷跨过界限，逐渐成为议会活动的一部分，议会为廉价印刷品出版商、书商提供了盈利的商业机会，也为议会外人士提供了政治动员的机会，通过印刷品传播活动，精英与公共政治结合起来，尽管印刷品是政治人物的积极参与、政治操纵的结果，但是却间接促进了公共领域内的辩论。政治利益集团和统治精英成员所鼓励的大众印刷品，创造了一个公共王国，提高了传播技术，精英之外的阶层也从中获益。
议会本身日益成为印刷品的接受者，作为交流、协商、论争的场所，议会通过印刷媒介颁布法案，那些在圣保罗教堂外徘徊的人，除了打听议会的新闻外，也购买从议会流出的印刷品，印刷品和议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国王的舞台转向了大众舞台，议会成为权力中心。
议会已经成为1621年新闻的中心和书商关注的焦点，议员的辩论被传播、阅读、复制，议会更加开放，加强了宗教改革后公共领域的高度和宽度，议会成为公共领域中的核心。作为公共领域内的重要媒介——印刷品，逐渐被用来服务公共政治，成为组织和动员公众的手段。随着17世纪20年代印刷品大潮的来临，1629年从中心到外围的信息流已经失控。由于公共人文主义主张，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侵犯的最好保障就是坚持“大众同意”的原则，由大众选举官员以及制定法律和政策要经过大众同意，因而在当时的英国，议会作为一个代议机构，被看作是“大众同意”原则的象征与体现，自由的议会、议员的演讲自由、选举自由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可靠保障， 17世纪最初几十年议会日益被看作是国家政治的中心。查理之所以解散议会实行无议会统治，主要是因为议会已经变得异常强大和广受欢迎。
目录与摘要
第一章 伊丽莎白崇拜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君主的公共形象
第一节 圣女王
——伊丽莎白崇拜
第二节 腐败与萎靡
——詹姆士及其宫廷的公共形象
第三节 暴君与暴政
——查理及其宫廷的公共形象
本章简介：
自古至今，优秀的政治家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政治家的形象就是公权力的符号，一旦形象被毁，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就终止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位政治家不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反之，不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必然对统治产生不利。都铎王朝非常成功地发展了公共领域，服务君主统治，伊丽莎白女王崇拜是其典型代表，激烈的国内外宗教冲突，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为了维护新教国家，一个代表民族国家和王权的象征与符号——伊丽莎白崇拜诞生了，在圣母玛利亚的圣像被从教堂和修道院中赶出后，“伊丽莎白的画像,先是出现在宫廷，继而走向了全国，供人们膜拜”。女王宫廷操纵了公共领域，塑造了女神形象供人们膜拜，宣传统治阶级的价值，维护君主权威，巩固统治阶级内部与全民族的团结。都铎政府留给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重要遗产就是公共领域，一个精英和大众可以获得政治信息的公共空间，而斯图亚特王朝的前两任君主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或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共领域内大众媒介的价值卡尔迅驾校，或对诉诸大众心存疑虑，两任国王都视国家事务为禁脔，1621年12月24日，詹姆士政府颁布宣言，禁止“人们就国家事务，肆无忌惮地妄加评论，心怀恶意地发表言论,”公开表达政治意见的渠道一度被关闭，不满者遭到压制。到查理统治时期，“实际困难和糟糕的公共风格，对君主统治来说，其影响是灾难性的，”由于查理对诉诸公众手段的敌视，王室日益脱离大众，宫廷文化则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退居到一个沉湎于幻想的封闭世界，君主统治日益孤立。严格的书刊坚持制度，导致了地下媒体以及对政府不利的公共舆论的出现，“从乡村酒馆到圣保罗大教堂的过道，诽谤诗文在疯传传播,”公共领域的关闭，导致政府和地方之间最重要联系纽带的丧失，以及中央政府、宫廷、国王本人形象的毁损，更为糟糕的是，它引发了某些政治精英和大众对宫廷政府的猜忌，阴谋论出现，宫廷被看作是西班牙和天主教势力的间谍，人们认为，既然宫廷和政府充斥着西班牙天主教的间谍，那么避免英国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诉诸议会。

“不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第二章 新教政治传统与非宗教原则的君主统治
第一节 新教民族认同与新教政治传统
——伊丽莎白新教女神形象的塑造与构建
第二节 宗教宽容与大众强烈的反天主教情感
——詹姆士的宗教宽容策略与影响
第三节 天主教倾向与反天主教狂潮
——查理的亲天主教倾向及其政治影响
本章简介：
新教主义是宗教改革后英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反天主教情感是英国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君主统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工具。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政治精英把女王塑造成富有战斗性的基督教女神形象，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新教领袖作为统治地位合法化的基石，成为上至宫廷贵族，下至乡野村夫的民族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印刷文化特别是新教印刷品，诉诸公众意见，世俗人士参与宗教辩论已成为传统和合法的新教民族文化异常繁荣与流行。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后，新教的政治价值没有得到新王朝早期两位君主的足够重视，在对待国内天主教问题上，政府实行了实用主义的宗教政策，宗教宽容政策大行其道，宫廷文化的新教色彩明显淡化，天主教主义对斯图亚特宫廷的影响日益明显，新教政治传统和理想遭到阻遏，新教政治传统与理想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宗教宽容政策发生了冲突，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君主已经无法扮演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欧洲新教领袖的角色，君主统治合法化的基石因而逐渐受到侵蚀。进入17世纪20年代，随着国际和国内政治危机的频仍，共识危机产生，公共领域日益扩大，新闻革命以及新闻媒介的日益政治化，新闻不仅出现在报纸和新闻汇编中，而且新闻载体形式日益多样，戏剧、诗歌、小册子、布道和民谣也都成为传播新闻的媒介，新教主义及其政治主张通过这些新闻载体广泛传播，天主教问题成为20年代伦敦街头巷尾的话题，人们抱怨“如果女王在世……她是绝对不会容忍国教的敌人遍布整个王国的奔豚症，”随着新闻媒介的日趋活跃，宗教问题的日益政治化，天主教阴谋论、怀疑主义一度甚嚣尘上，宫廷一度被看作是“教权阴谋的中心。”议会斗争与公共领域相互影响，加剧了当时的政治危机，一些驻英大使认为英国“已经走到了叛乱的边缘。”

詹姆士一世1606年画像
第三章 新教国际主义与和平外交策略
第一节 末世论与新教国际主义
第二节 和平理想及其实践
——詹姆士王朝利益至上的外交策略
第三节 和平外交遭遇谴责
——帕拉丁危机与强烈的反和平外交情绪
第四节 欧战失利及其后果
——查理外交失误与议会内外激烈的抨击
本章简介：
欧洲宗教改革引发知识精英对基督教历史和未来的思索，在英国末世论因运而生，它为英国新教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1603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王国王权的合一，激发激进新教徒理想诞生：英国成为新教超级大国，保护欧陆新教国家，打击正在复兴的天主教势力，新教国际主义甚嚣尘上四季映姬。
但是，对詹姆士和查理来说，外交策略围绕着维护王朝利益而制定，王朝利益优先于宗教信仰，王朝的安全和未来优先于宗教信仰的考量。出于对王朝利益的维护，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君主，一改先王伊丽莎白的积极外交政策，谋求与天主教国家的友好关系，甚至追求与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和法国进行王室联姻，和平外交盛行。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英国对欧洲新教徒遭受到的镇压和挫折，没有表现出激进新教徒所希望的新教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实行外交中立。虽然在查理统治初期，英国参与欧陆战争，却以惨败结束。国王政府的和平外交策略，与激进新教主义精神与理想严重背离，激起激进新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主张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向西班牙开战，通过武力，恢复帕拉丁选帝侯的领地。20年代，国王与激进新教徒就对外战争是新教事业抑或是王朝事业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公共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激进新教徒表达对国王政府外交策略的不满，除了议会，讲坛、印刷品、手稿也成为表达不满的载体，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治开始呈现明显的对抗性，政治两极化开始出现。
第四章 公民人文主义与宠臣政治
第一节 绝对主义理论
——无条件政治忠诚论和神授王权观念
第二节 公民人文主义与对抗性公民意识
——建议权论的演变
第三节 宠臣政治与议政参政危机
——公民人文主义理想的阻遏
第四节 攻击宠臣
——宠臣成为专制君主统治的替罪羊
本章简介：
宗教改革后，面对罗马教皇的政治威胁，都铎王朝的政治思想家宣扬无条件忠诚君主论，他们从自然法和神法角度，论证该理论的合法性，把无条件忠诚君主作为臣民的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君主詹姆士一世，深受欧洲大陆绝对主义思想的影响，鼓吹神授王权和君主专制特权理论，多次引发宪政危机。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绝对主义理论和忠诚论并存的是公民人文主义与建议论。在人文主义影响下，建议由封建贵族的权利和义务，发展成为所有公民服务公共利益的权利和义务，它认为公民有义务向君主提出建议，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君主采纳臣民的建议，实行协商政治，是君主统治合法化的重要标志。但是，绝对主义思想浓厚的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把国家事务与国家政策看作是国王的专属领域，禁止人们公开谈论，甚至议员也被剥夺了自由演讲的权利，人文主义者的建议论和议政理想遭到阻遏。
自古至今，人们都有一种自然的思维习惯，他们认为宠臣总是怂恿国王与人民为敌，“对宠臣的担忧，总是与专制统治焦虑联系在一起”。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宠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们凭借国王的恩宠，独断专行，骄横跋扈，在17世纪20年代宠臣甚至左右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因而宠臣很自然被人们看作是纵容国王一意孤行、拒绝协商政治的渊薮，斯科特曾称宠臣是撒旦的代理人，他极尽所能劝诱国王实行暴政，为各种罪孽敞开了大门，“君主不再受到约束……恶行难以受到遏制，无人追求美德，法律难以执行，人们不能众志成城抵御外敌。”宠臣政治现象被人们看作是是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产物，是宪政危机的表现，因而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通过攻击宠臣而表达出来。攻击宠臣从本质上讲，是公民人文主义影响下公民议政理想的一种诉求，也是对绝对主义理论和统治实践的焦虑，是内战前绝对主义理论和实践与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宪政理想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对偶发事件的简单反应。
第五章 乡绅地方认同与对抗专制统治
第一节 乡绅与乡绅文化
——乡绅的文化认同
第二节 家世意识与地方认同
——家族史编纂的热情
第三节 公共服务意识与地方责任感
——公共价值观念流行
第四节 地方主义与对抗君主统治
——地方认同促使对抗集权政府及其政策
本章简介：
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一直是社会各阶层所向往和极力效仿的，甚至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羡慕，早在15世纪初，意大利人波焦·布拉乔利尼曾报道说，“英国人认为贵族住在城市是可耻的，真正的贵族生活在森林与田地作为庄园屏障的乡村大宅。他们追求并享受田园生活，出售羊毛和牲畜，他们并不认为从农业活动中牟利是可耻的。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他放弃了在城里的生意，在乡村购买了一座豪宅，带领全家离开城市到乡村生活，他的儿子成为了贵族，他本人也被贵族阶级所接受。”
近代早期，贵族作为一个阶层衰落了，但贵族精神和贵族价值观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英国各阶层却有着长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由于乡绅大多出身贵族家庭，在文化认同等方面更接近贵族，与贵族有天然的亲和性，同时依靠学识与专业技能、经商等发迹的非土地阶级，也极力通过各种手段跻身乡绅阶层，他们选择乡绅的生活方式，认同乡绅的价值观。因而贵族精神和贵族价值观在贵族阶层衰落后，被乡绅阶层继承下来，乡绅成为贵族精神的坚定维护者和实践者。贵族精神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近代早期乡绅的荣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地方社会的地位与名望，作为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乡绅十分重视地方政治，崇尚在地方社会的荣誉，地方认同感非常强烈，怀特岛的治安法官约翰·奥格兰德曾感叹，“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在家乡的生活更纯朴和更快乐了，”柴郡的下院议员理查德·格罗夫纳则提醒儿子道，“每个人都应该以实际行动，报答家乡养育之恩。”
地方认同早在都铎时期就已经形成，17世纪继续发展，到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初期，乡绅的地方认同感和荣誉感与中央政府集权化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冲突，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忠诚国王与忠诚地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后者，乡绅是下院议员的主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决定着中央政策能否在地方顺利实施，对17世纪初政治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刘淑青，女，汉族，历史学博士，德州学院历史系教授，“欧美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在国内知名期刊发表论著多篇，本书为作者教育部社科基金结项成果。感谢作者授权推介此书。
本文转自英国史研究与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