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笔会-徐铎的笔墨
在这个世界上，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相识之人却迟早要见面的。我与张宜昌先生相识在一九八零年的《海燕》笔会上，相隔三十七年，我们两个在当年召开笔会不远的地方，枫林宾馆第二次握手了……
（这是当年笔会结束时在照相馆的合影，不知你能看得出他们都是谁？英巴图）
三十七个春秋寒暑，我与张宜昌“发已凋零齿已疏”，过了花甲之年，脸庞上不仅有了皱纹，也长了铁锈样的老人斑。当年青春印记深深地刻在面颊上，我们互相能认得出。我与宜昌紧紧地握手，能感觉得到，他的手在颤抖，我的心也乱了节奏……那一年，我二十八岁；那一年，宜昌二十七岁。那是一九八零年的深秋时节，在《海燕》杂志社召开的笔会上，我们俩相识了。
一九八零年，文革刚刚结束，文学的春天刚刚到来，在这次笔会上，刚刚初露头角的邓刚、刘元举参加了笔会。大连的老作者汤凡也来了甘鞭，他因为写过小说《女话务员日记》，而被打成了成了右派。还有王振之，他在文革当中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还有大连钢厂的孙克，瓦房店文化馆的张柯夫，普兰店文化馆的张崇谦，还有来自部队的作者武保祥和小王龙。我是因为给《海燕》写了稿子，大概张琳老师觉得此人还是个可塑的材料，我才有幸参加了这次笔会。
在这次笔会上，还有沈阳的两个作者，一个名叫邹本泉，另一个就是张宜昌。当年的《海燕》，还是挺包容的，不仅发表外地作者的稿子，也让外地的作者参加杂志社笔会。张宜昌是当年隆重推出的作者，他的短篇小说《关红脸闯宴》，感动了当时的两位副主编张琳和王正寅，不仅发表在头题上，两位副主编千里迢迢去了张宜昌的老家，走进作者的家里，二位副主编让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张宜昌家里很穷，贫穷到什么程度夏子皓，反正从大连来的张琳和王正寅没有想到。张宜昌就是一个青年农民，文学期刊主编的到来，让他脸红，让他有些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从大连来到张宜昌的于洪老家，八百多里的旅途，他们二位还饿着肚子。说实在的，张宜昌家真的拿不出什么像样吃食招待远方来的客人。没有办法，张宜昌知道自己叔父家里今天正好盖房子上梁，要款待木匠和瓦匠们吃饭，有酒有肉也有菜。于是，张宜昌带着《海燕》杂志社的两位副主编去了叔父家里蹭了一顿饭。
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我相信，张琳与王正寅二位副主编一定也没吃好这顿饭。他们俩临走时，张琳掏出了二十块钱，他告诉张宜昌，这是给他的路费，让他务必参加《海燕》笔会。那年月，二十块钱也足够张宜昌从老家来到大连的路费。接下来，张宜昌步行八里路，送二位副主编上了火车回大连。
其实人生的关键时刻，要有贵人出现，要有贵人出手相助。张琳与王正寅，不仅热心并有责任心的编辑，他们所代表的《海燕》杂志社也有这样的风气，那就是扶持作者，发现新人，不管作者是不是大连籍的。张宜昌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让编辑们为之动容动情，他们坚信，张宜晶是一位可塑之才。
那次笔会的氛围很好黄丝菌，大家能在一起认真的交流写作经验，也能够坦诚地表露自己。记得那次笔会在是友谊街一个部队的教导队举办的，吃的是部队伙食，我也是头一次遇到，白面馒头随便吃，能吃到鱼肉，有时候也能吃到鸡鸭。我记得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张宜昌吃了九个馒头。大概有人留意，张宜昌也不好意思再吃了。那年月，物质还挺贫乏，张宜昌老家那么贫穷，别说他吃得多，我们吃的也不少。只不过，大伙只关注他罢了，没关注自己。
那次笔会，最出彩的就是《关红脸闯宴》，邹本泉的那篇稿子写得也不错，有点现代派意味。邹本泉是沈阳市一个区委综合处的干部，他比我们要超前不少。笔会结束时，《关红脸闯宴》发表在了头题，邹本泉的稿子也留用了，而我那时候还不大会写小说，写的一篇小说，几经修改，编辑卢奕费了不少心事，还是没能通过。
有一天，散步的时候，言语不多的张柯夫老师问我，能不能把那篇《寇准拜相》的小说给他，他正编一份文艺小报，叫《复县文艺》。我答应了，我突然间觉张柯夫是个很能体谅人的老师，若不然，在一个笔会上，没能完成创作，这自尊心放哪儿……
笔会结束以后，卢奕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他担心我会灰心丧气。于是，他每一封信都写几页稿纸，一直在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他虽然有些口吃皮志高，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卢奕老师，如果说是张琳发现了我，卢奕则是我的引路人。在我迷惘之际，是他一直激励我，让我没有放弃文学，而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当年的文学生态太好了，因为你身边都是好人万峰湖钓鱼，你才不会失望，更不会绝望。
笔会结束那天，编辑部的老师们，还有文联的领导们都来了，大家要在一起合影留念。三十七年后，张宜昌将这张照片发到了微信上，这下可是引起了轰动，我也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了当年参加笔会的人，引起我的无限感慨。岁月就这是这般无情，王正寅老师，张琳老师，于汪惟老师，吴宾主席，杨成潜老师，蒋成文老师，照片上另外几位老师也已经不在人世了，汤凡与王振之也没有了音讯。后来者的邓刚，刘元举也红了一阵子，叶枝盛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了，刘长青与刘天德早已弃笔不写了。让我欣慰的是，张柯夫老师还健在，只是一直没能与他联系上。那次发表在怎么县文艺上的寇准拜相，也坚定了我的以后创作。让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很多同时代的作家们几乎不再写作，而我却在彪乎乎地一直没有停下笔来。
这次与张宜昌见面后，我们俩整整交谈了六个钟头，仍然意犹未尽。他这一生，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就是这次笔会，不仅发表了小说，他的人生态度也自此确立了。临行前，王正寅老师给他捆了一摞厚厚的稿纸，让张宜昌带上，回去以后，这些稿纸够他写一阵子的了。王正寅老师还开玩笑，让我们不要与张宜昌攀比，他写作真就没有稿纸。
大家还互相留了地址，说是以后要保持联系。确实，我们都保持着联系，当年的冬天，格外地寒冷，记得有一天，下着漫天大雪，武保祥专程从普兰店来到金州来看我，因为大雪，我们俩连饭也没吃，他就急勿勿地走了。还有邹本泉，他经常给我写信，也到我家看望过我。后来，我不知道他当了省城的一个区长，再后来，也就渐渐地少了联系。
那次笔会结束后，刘元举从普兰店调进了省作协，成了专业作家。我一直在努力读书写作，有了一点进步，就是在几个市级刊物上面发表了几篇小说。当然也有人给我下了定义，说我恐怕不是写小说的材料，再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作为。无论什么行业，只要努力，都可能成功，而只有小说，再努力，如果没有天生与灵性，恐怕真的就是碌碌无为而无所作为。那次笔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海燕》笔会，大约因为我没有太大的培养前途，也没有通知我参加。知道了之后，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是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文学之路长着呢。
海燕笔会，让张宜昌思想开了窍。笔会之后，他也成了沈阳市的一名不错的业余作者，一段时间，他还十分活跃，也创作了这少作品。但他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毕竟只读了四年小学，无论从眼界，还是思想意识，对他这个农村青年来说，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恰好在这时，省工商局要办一个刊物，需要人手。张宜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成了最佳人选。他也没有回绝，他从此从另一条小路走进了文学天地。人哪，革命导师说过，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才能去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事业。张宜昌以乡下人的憨厚劲头，努力工作，认真地将刊物的副刊办好。那时候，他的思想感情也很朴素，也很真诚，经常想到帮助他的《海燕》杂志社，还有那几位老师。辽宁如今那几位作家，于晓威，周建新，孙君珍等好几位作家，都曾经在张宜昌的刊物上面发表过作品。直到今天，他办的副刊，也是业余作者起步时的园地和摇篮。张宜昌从一个省专业期刊的编辑，到后来当了总编辑，他一直效仿当年的张琳和王正寅老师，他们怎样对待他的，他就怎样对待作者。虽然没有再去创作大部头作品，但他一直在积累和收集，等到有一天，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他再去写作。到了那时候，再也不会有功利心，创作会更加纯粹。
与张宜昌见面的这个晚上，我和他都喝了点酒。分手后，我们俩约定宋文善，在笔会后的那些年，各自奋斗。如今，我们俩都老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见一次面，就少一次，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往后，要多联系，经常沟通，还是经常想一想当年的笔会，我们在笔会上虽然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都暗暗地立下的雄心壮志。细细想相，我和张宜昌命运有相似之处，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样，文学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爱惜文学。好在我一直在坚持，一直没有放弃。我知道，放弃了文学，我活不下去，因为文学是我的命运。无可奈何花才落去，而我的文学生命正值青春年少时……
记得笔会结束那天，我们全体参加笔会的人来到了市内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一九八零年的笔会，我二十八岁……
徐铎兽皮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得“大连市文学艺术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辽宁省最佳写书人”、“全国书香人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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