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反革命分子”王忠志的平冤之路-正义联接

转型正义
1958年“反革命分子”王忠志的平冤之路
徐昕
含冤入狱12年，王忠志195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获得自由后为自己平冤，但他没想到这条路走了半个世纪。如今，他还在为国家赔偿奔波。
王忠志找我很久，一直想拒绝，却很难回绝这位84岁的老人。前些天，我在合肥，他冒着大雪找来，说是认定我，信任我。
王忠志称，只是因为说了句“吃不饱”，就被抓，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反革命”。
判决称，王忠志为首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军活色生仙，发展成员十多人，计划买药毒死社长，生产队长，用大针放到牲口槽里致死牲口，企图夺我领导权，判刑六年。后来，为冤案申诉上访，又被判四年。判十年，最后坐牢十二年。
我问王忠志，你当时真的吃不饱吗？他说，真的吃不饱。


感谢安徽法院系统，直至2007年，最终给了王忠志一个无罪判决。但国家赔偿分文不给，也让这位老人想不通。
我倒是理解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但刑事冤案，总得要面对吧。
关于国家赔偿溯及力的司法解释，限制权利，是否正当，值得研讨。《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从宪法出发，我认为刑事冤案当事人获得国家赔偿，应当是一项基本原则。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应当不断扩大。
我参观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时，看到中国台湾勇敢地直面现实，追求转型正义，坚持对过去的威权政府的不正义行为的揭露、调查、矫正与赔偿，旨在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
中国大陆，1979年以前的反右、文革发生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有些遗留至今。对历史遗留冤假错案的善后处理，是国家转型中实现正义的必要部分。总得给这些冤案当事人一个说法，正义才能最终实现。
我希望安徽有关部门给王忠志老人一个说法。砀山县法院向王忠志老人道歉，安徽高院、宿州中院、砀山县法院及地方政府，至少“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妥善解决王忠志面临的现实问题，酌情予以必要的抚恤或救济。
2018年2月4日，立春


安徽王忠志的自救人生
59年申诉2800次
2016-5-24 民主与法制时报
李晓磊 记者

风把实验室的木门吹得来回晃动，王忠志没空理会，他身着白大褂，专心和几个同学观察着试剂瓶里的液体颜色变化。实验没结束，他被突然闯入的法院人员带走……
同样场景再次发生在第二天的深夜，王忠志想奋力挣脱，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情急之下，他被激醒了，原来又是一场噩梦。
满头冷汗的王忠志感到虚弱，夜已经很深，他再也不想入睡，他害怕再进入做了几十年的噩梦中。
噩梦源头，从1957年开始……
59年，历经2800次申诉。现在已经82岁的安徽老人王忠志，用了半个多世纪为自己平冤。
彼时，王忠志本该成为那个年代极其“稀罕”的大学生，但在1957年却遭人陷害在狱中度过12年，出狱后成为一名农民。虽然生活贫困潦倒，但他至今自己花钱订着国内一些报刊来阅读。年事已高的他，能准确讲出多起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冤案。
在王忠志骨子里放飞坚强，他依然是读书人，每当家里种植的果树花开花落时，偶尔还有作诗的冲动。他喜欢将衣服扣子全部扣上，觉得这是在维护一个读书人的尊严。
凭着“尊严”二字，1969年王忠志出狱后就开始踏上了平冤之路。从那个动荡年代开始，伴随着多次社会变革，直至现在，王忠志已无法记清遭遇了多少苦难。
“我相信一个道理，我没干的事情，谁都不能栽赃。”王忠志说，这个信念支撑自己一直申诉到2007年才彻底平冤，但国家赔偿到现在还没结果，为此，他又申诉了将近10年。
“我几乎赶上了中国司法的所有困难期与转型期。”王忠志说，他的遭遇在全国实属罕见。
被带走的准大学生
王忠志的家位于宿州市砀山县关帝庙镇邵陈楼村。当年，作为砀山县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徐州二中毕业，高考成绩名列前茅。
“我两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这在当时非常不容易。”王忠志感慨。资料记载称，“1957年的高考，是解放后最难、最严格也是招生最少的一届，全国才招10.6万人，录取比例为5%。”
老师告诉王忠志，他肯定能被录取，因为除成绩好外，他的家庭成分是“佃农”，比贫农还要穷，特点是，没地、没房，主要靠给地主打工过活。
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王忠志1934年出生后，父母带着他一边躲避战乱，一边坚持供其读书，并希望他能出人头地，不再当农民，名字之所以叫忠志，意为“忠诚、有志气”。
背负着希望，王忠志参加完高考后，带着75斤粮票和12元钱回到家中，这是国家当年给予这些高中生的特殊待遇。除此之外，他们上学期间每月还能领到5元钱，这便是当时人人羡慕的“商品粮”。
等待大学通知书的某个下午，王忠志正在家中读书，村里的民兵忽然通知去开团代会，“说是联华社让去的”，联华社相当于现在的农村村支部。一同前往的还有生产队队长。
两人是步行去的，没等进入会场，一帮人便冲出来对王忠志进行殴打，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跪在两块砖头上。
除队长外，王忠志并不认识其他人，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挨打过程中，他隐约听到“让你不服从管理”的叫嚣。
王忠志最终也没进入会场，等待了一会儿后，他被两个人押往砀山县看守所。
因为绳子捆绑得太紧，王忠志疼痛难受，一路上几度晕厥。
被送往看守所时虽是晚上，但被沿街押送时，还是被不少村民看到。“有个人看我可怜，就说知道你没罪，先给你松绑。”王忠志至今记得这个恩情。
没有证据的判刑
到达看守所后，管教人员不想收王忠志，因为他的胳膊因捆绑致伤，经过数次沟通后，还是被留了下来。
刚开始几天，王忠志以绝食抗议，在他看来，自己不仅是当地高材生，还做过学生会秘书长，无法忍受这种耻辱。
一周后，他想通了，“我不能死，家里还有父母和老婆孩子。”被带走当天，王忠志的女儿才出生28天。
在看守里，没人告诉他是什么罪，无论怎么喊叫，也无人理睬。直到十几天后，检察院提审他时问：“你们是不是组织过一支青年救国军？”
王忠志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同时，他还得知村里另外5个村民被当做同伙，也关了进来。王忠志在江苏徐州读的高中，平时与这些人没太多交往。
他坚称自己没有组织过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团伙。
僵持了3个多月，检察院再次提审他时问：“想你的爹娘吗？如果你想出去，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就承认偷了人家的羊，这样就有人放你。”
偷羊的谎言让王忠志觉得有辱斯文，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检方人员说：“你没有罪，会关你吗？不承认就一直关你。”王忠志说，自己的心都死了：“我在学校哪里受到过这样的教育？”
熬到第10个月时，王忠志收到了公审通知书。这期间，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写材料，均没答复。
最后，砀山县人民法院判处王忠志有期徒刑6年，其余5人被判处2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从砀山县人民法院当年对这6个人的判决书（砀法刑字第852号）上看到，一张未打印满的A4纸，记录了他们所有案情。
判刑理由是，王忠志等人“计划买药毒死社长朱子文、生产队长翟永法”。但没任何依据。
当时法院量刑，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除这3个单行刑法条例外，刑法领域无别的法律法规。
中国著名法学家高铭暄回忆说，当时法院判案，如罪行无涉这三个《条例》，判决书上就直接填写判决结果，罪名和量刑，没有任何援引的法律依据。
另外，王忠志被关进看守所的1957年，中国刑法草案才写到第22稿，其中部分法律条文正受到一些人批判，比如“无罪推定”和“犯罪构成”概念均遭猛烈攻击。
进京“告御状”
王忠志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计划毒死社长之说，更是无中生有。后来，他终于想起了与社长的两次交集晋剧下河东。
第一次，王忠志上初中时，社长托人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拒绝了；第二次，社长让其留在村里当会计，他又拒绝了。“我觉得只有这两件事会得罪社长，其他真想不起来了。”王忠志说。
开始服刑的王忠志被安排在政法机械厂劳动改造，担任会计，并负责外出采购物品，“基本上可以自由出入。”王忠志称，其他犯人没这个待遇。
期间，他开始写上诉状来挽救自己，迟迟没结果后，他想到去北京申冤。
1958年11月27日晚，王忠志趁外出机会，在砀山火车站花12元钱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那时，还没身份查验制度，所以犯人身份的他，在服刑期间轻易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王忠志一路打听，最后见到了当时某军区一位司令员。从被带走开始，王忠志没流过泪，在司令面前他却泣不成声。
听完王忠志介绍后，司令马上当着他的面一级一级打电话，“他声音很大，说这个案子你们赶紧过来。”王忠志至今记忆犹新。
同月29日中午，砀山县法院来了两名工作人员，在一个接待室内，法院人员称：“案件弄错了，我们接他回去上学。”听到这些后，王忠志开心地笑了扎拉布星人。
回到砀山，王忠志没获得自由，法院方面称他是安徽首个进京“告御状”的人，还要求其供出幕后指使，与法院辩解无果后，王忠志称会不断申诉。
申诉没有结果。1958年12月6日，他被加刑4年，判决书（砀法刑字第1678号）上的罪名为“犯劳改逃跑罪”。“法院告诉我，如果再有第二次逃跑，将会加到无期徒刑。”王忠志说，他不惧怕，仍坚持申诉。
紧接着，中国发生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刑法的制定再次拖延，王忠志的申诉也没获得回复。
被加刑后的王忠志不敢再跑了，看守所也不再让他在会计岗位上劳动改造，而是送到矿山去抬矿石。
10年间，王忠志吃了很多苦，他坚信正义会到来。10年后，他又被延长2年刑期，理由是：“生产队不让回去”，这两年通榆吧，并没判决书。
王忠志一共被关了12年。期间，他一共进行了3次上诉，和98次申诉。
这个阶段，中国的刑法制定工作已陷入停滞不前状态。
平了一半冤
1969年8月，曾意气风发的王忠志回到家中，这时他已经有些老态。
迎接他的，除了坍塌的房子外，还有妻女失踪的现实，以及父亲过世的消息和眼睛哭瞎的母亲。
尽管被冤枉，可在村民眼中，他就是一个劳改释放分子，王忠志无法接受这个名称，他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继续申诉。
重返自由的王忠志发现，夜里还会有人想去陷害他，尽管没得逞，但他感到了巨大危险。安徽呆不下去后，他和母亲逃到河南省夏邑县，一住就是10多年。
王忠志非常留恋夏邑县的生活，凭着在劳改时学习的园艺技术，他在当地小有名气，并重新组成了家庭。
“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曾是犯人。”王忠志告诉记者，十几年间，他一次老家也没回，却偷偷写了很多材料进行申诉。
每申诉一次，王忠志都会在笔记本或日历上记录下来，这些记号只有自己能看懂，因为他的平冤行动，一直没告诉家人，妻子和孩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过往。
从出狱开始，王忠志的申诉之路走得异常艰难，这期间正是中国法律环境最不安定的时候。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界对制定新中国刑法的呼声，又越来越高。
经过多次修改，1979年7月1日，第38稿刑法草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
王忠志的申诉也迎来转机。1979年7月31日，砀山县人民法院撤销了“砀法刑字第852号”判决书，理由是，认定的事实均不能成立。
可砀山县人民法院只撤销了王忠志被判刑6年的判决书，对于加刑4年的判决，以及延长的2年事实，均没撤销。
“法院不撤销，是因为我到北京申诉，所以只能平一半。”王忠志坚称，他到北京系被冤枉导致，里面有逻辑关系。
即便如此，王忠志也很高兴，因为申诉总算有了阶段性结果，但他仍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因为另外6年刑期不撤销，就不算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忠志又回到了安徽老家。因为养育4个儿子的压力，导致家庭一直没脱离贫穷。
可王忠志仍坚持申诉。农闲时，他几乎在砀山、宿州与合肥游荡，跑遍了所有政府部门。申诉期间，他住过车站、涵洞、桥底，常常靠要饭填饱肚子，但他从不向路人要一分钱。他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每次外出，都说去做园艺了。”王忠志觉得那段经历的伤痛，不能强加给现在的家庭。他想过放弃，但觉得放弃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冤枉一个好人，实事求是，我受的教育是这样，必须坚持。”王忠志说，他没想到，这个过程如此艰难。
迟到的无罪判决
王忠志在慢慢变老。2000年时，他终将此事告诉了家人。震惊的妻子与孩子们一时无语，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隐忍了多年的老人。
王忠志说，他第二次坚定信念去平冤，更多是在考虑孩子们的尊严。但4个孩子还是受到影响，有的晚婚、有的放弃上大学，还有的毕业后无法安置工作。
虽然心痛，但王忠志在申诉过程中，没和政府发生过一次过激行为。在不少官方人士眼中，他“有才，懂礼貌”。
2003年，王忠志马上70岁时，平冤心情越来越强烈，他不想将这种屈辱带进坟墓。
毕竟案件已过去太久，很多法官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无从下手。王忠志只好自己通过多种渠道，学习法律知识，并到处找寻处理此类案件的相关文件。
最后，他找到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80年就发布的《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的申诉应如何处理的通知》（简称通知），内容一共五条，崔景富王忠志的情况完全符合。
通知称：“在某些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确实也判错了一些案件”。
通知要求有关单位，要遵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中共中央1979年第96号文件规定的“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申诉的，可作为人民法院的经常工作，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的精神，对确属错判案件，虽时过境迁与情况复杂，仍要不怕麻烦，慎重处理。
拿着这个文件，王忠志去找法院，但法院没马上对他的案件进行处理，直到2007年，官方才重新关注该案。这一年，王忠志已73岁。
他清楚记载着从1969年到2007年，自己先后申诉了2465次，总计奔波7.5万公里路程。2007年1月11日，砀山县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宣告王忠志无罪，撤销“砀法刑字第1678号”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王忠志因错误判决而去北京申诉，亦不构成犯罪。“王忠志很满意这个结果，他不喜欢别人说他是上访，而是申诉。
王忠志说，出来后的这些年，他见过曾经陷害自己的人，但目前都已去世：“我也是因祸得福，上天折磨了我12年，却给了个好身体。”
如今，王忠志眼睛没有昏花，耳朵也不聋，还能和爱人一起照看自家的果园以及田地。
可他还在申诉。
争议“国家赔偿”
拿到无罪判决后，王忠志马上向砀山县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法院认为他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并不予以支持。
2007年4月5日，王忠志又向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再次被驳回。该院赔偿委员会依据了《国家赔偿法》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
由于《国家赔偿法》1995年才正式实施，所以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利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据此，赔偿请求人王忠志被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应由国家赔偿法颁布前的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
王忠志不服这个结果，随即又开始漫漫申诉之路，在他看来，既然是一桩错案，就得有人负责。而王忠志案件在法学界也颇有争议。
安徽大学教授陈光宏曾就该案告诉媒体，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该案赔偿义务主体是砀山县人民法院。
日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李元副教授表示，王忠志案件的确不适用于《国家赔偿法》，“只能依据相关政策，给一些救济或补偿。”
家庭极度贫困的王忠志在2010年时接受过当地政府3万元救济，收了这些钱后，他发现申诉之路更难了。记者在砀山县人民法院采访时，该院对王忠志领过3万元后继续申诉的行为，非常不满。这几年，他的申诉次数为237次。
另外郭柯彤，2015年2月2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王忠志的申诉驳回。
这个申诉他早在2007年10月份就已递交，而《国家赔偿法》诉讼时效只有两年时间，对于8年多时间没依法给予王忠志明确答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确有不当”。
不过，该院几年间多次给王忠志发过函件，一不愿具名的安徽律师说：“函件属于内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位律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国家该给予赔偿，依据也是前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
“依据规定，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对方说，“所以王忠志该拿到国家赔偿。”
今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国家赔偿标准提至每日242.3元，王忠志说他并不知道这个消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等待的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尊严，如果不是关我12年夏和熙，现在最少是个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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