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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中举-纳兰性德的“寒疾”,以及他的死③-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18岁中举|纳兰性德的“寒疾”,以及他的死③-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何路向家园|纳兰性德的“寒疾”,以及他的死①
『大寒』与『冬郎』|纳兰性德的“寒疾”,以及他的死②
康熙十一年(西元1672年)18岁的纳兰性德应顺天乡试,如果与今天的高考得中率相比较,那时的科考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到纳兰性德应试时入学机会和名额也是十分难得。
乡试
乡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之一。科举考试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这种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才,任命官吏的办法,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邓云乡先生认为“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客观的说纳兰性德便是受益者之一,当然这也潜在的触发了他的“寒疾”,促成了他的死亡。本系列下文还将深入涉及这个问题。
乡试在唐宋时称“乡贡”、“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金代以县试为乡试,由县令为试官,取中者方能应府试。元代在行省举行,但腹里则分别在河东、山东二宣慰司和真定、东平、大都、上都四路举行,共17处。考试分两榜,蒙古、色目人榜只试两场,汉人、南人榜试三场。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墨镯,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均可应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亦在八月。各省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中式称为“举人”,中试之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凡中式者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那么,纳兰性德参加考试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虽说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便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开科取士,但对当时满清的统治者来说内心还是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当时满族文化远比汉族文化落后,尽管汉族的科举制度已经失去了活力,但对满族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棘手的民族矛盾,以及如何加强思想统治。而建立思想统治可是比通过武力镇压建立政权复杂太多了,特别是面对人口众多,尤其比自己满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
满清胸怀大志的统治者在清初意识到,要想使汉民族心悦诚服地确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必须用汉族人民普遍能接受的文化思想来加以引导和化解外,关键还在于学习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赶上甚至超过汉族红楼之贾瑚。因此从皇帝到大臣,比如康熙和明珠,以及满洲贵族主动地改变自己赳赳武夫的形象,努力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核心则是儒家学说。
但并不是所有统治者和贵族都有如此见识,康熙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本族统治地位,都强调“满洲为国家根本”,而“国语(指满语)骑射”又是“满洲根本”。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他最担心的就是“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到顺治帝时也多次发布谕旨赞扬满族官兵“骑射”精神“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理应优遇。即使康熙也一再直言不讳“满洲乃国家根本”,并在机构设置、官员任命、薪俸待遇、品级晋升等方面予以优待。
康熙以前,对学习汉文化基本视为可有可无之事,甚至为维护满洲旧习,防止满人汉化,人为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清初时而发布谕旨停止八旗子弟学习汉文。科考政策停停复复变化不定,时而不准满人参加科举考试,便是最为具体的体现。而纳兰性德恰出生成长在这样一种矛盾重重、变化莫测的氛围之中,这深刻的影响了他。
顺治八年(西元1651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的八旗“学校未兴,科制未行”,从这一年开始准许八旗子弟经过考试,进入顺天府学学习。这个政策颁行近4年后,顺治十一年腊月(西元1655年)纳兰性德出生。他出生两年后、顺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清政府又恐八旗子弟崇尚汉文化,怠于武事,谕令停止他们入顺天府学,更不许参加乡、会两试。这一停就是十年,直到康熙六年(西元1667年)才又题准“八旗下愿作汉文考试者,各都统开送礼部,移送顺天学院”,“优者即入顺天府学汉生员额数内”。拿老百姓话说,纳兰性德恰恰赶上了这一波。但他中举后的第四年、康熙十五年(西元1676年),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朝迁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废弛”为由,议定“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令停止”。这次暂停一直持续到纳兰性德病故之后两年,康熙二十六年(西元1687年)才又恢复满人考试。
这种阻止八旗子弟学习汉族文化的保守政策,对奋发自强,为攀登汉文化巅峰而日夜不懈努力学习的纳兰性德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最终成为他精神危机的一个决定性根源。
严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先回头看看纳兰性德中举前的学习情况。
明珠是一位满洲开明贵族,通晓汉文,一向看重汉族文士,特别重视吸收汉族传统文化,从中他深刻意识到人才的成长除立志苦读外,师友之间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极其重要的道理。所以,纳兰性德受教育很早,五六岁便开始受到严格而良好的骑射技艺和包括满语、满文在内的文化教育,完全符合当时背景下满族“以骑射为本”,“文事不妨武备”的民族特色。但清朝承续明制,并无教育儿童的初级学校,而是官家富户自行延请教师在家教授子弟,或设私塾兼收亲友孩童就学。《红楼梦》中有关章节便具体描写了此类情况。
纳兰性德儿童时代最牛早餐妈,主要是从洒扫、应对、进退上接受伦常礼教的教导,具体学习内容除了识字、习字外,主要是诵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龙文鞭影》、《童蒙须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宣扬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观点的读物。等他到了一定理解能力后,才开始讲解诗书礼乐。
据史料,对纳兰性德影响最大的家庭教师是汉族文士丁腹松。丁乃通州人,博学能文而性情拘介不善变通,不随时俗,30岁中举后屡试不第,即在家赋闲,明珠特请他作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对纳兰性德确实严厉,他不顾及其贵公子身份大唐谪仙,在戒其贪玩、勉其立志、决意夺取功名,为国家、民族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同时,在学业上严格要求,督责不懈。应该说这位丁举人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明珠。作为父亲的明珠对教师待儿子的严厉不以为过,反而更加敬重他,退朝休闲时常常看望丁先生,嘱咐他对性德不可骄纵,务求从严,以期早日成才。同时又要求性德尊敬老师,听从教导,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这体现在纳兰性德后来在《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中所写:“古人重在三之谊,(师)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
就这样,这位“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的满族少年跟丁腹松认真严谨的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以程朱的阐释为准则的儒家经典,并在丁的指导下练习八股文章,为后来的乡试打下了扎实基础。
到了丁腹松考中进士而辞馆时(后隐居),纳兰性德“才象舞勺,已通六艺”已有相当高的儒家文化修养了。但为了进一步深造并获取功名,恰逢康熙六年(西元1667年)题准,经过考试“文优者即入顺天府汉生员额数内”,纳兰性德又有机会“补诸生,贡入太学”,即以满洲学童选补顺天府汉族生员额数内,与汉族生员一同学习。据史载,期间手续繁复,考试严格,颇为不易。
学霸
纳兰性德所入学的顺天府学,按照当时一般规制,在学习期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及有关律令。有月课和季考,试卷需送学政查核,学政“按临”时,则举行岁试和科试,根据成绩好坏分为六等进行奖惩。纳兰性德因成绩优秀,在顺天府学学习时间很短,便进入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朝廷专设高等学府——北京国子监。
早在顺治九年(西元1652年)九月,少年天子福临即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临雍视学”,为了安抚引导汉族人民传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求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共勉之。”为国子监教学定了基调。纳兰性德前往就学,吴春怡学的自然也是孔孟之道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道理。
史料记载,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朝廷议准:“八旗新旧生员内,通行选拔文行皆优者。满洲、蒙古起送二名,汉军起送二名,入监肄业。”纳兰性德“贡入太学”即在这一年,显然是在八旗满洲、蒙古新旧生员内通行选拔后“起送”的两名文行皆优者之一,入国子监肄业即为优贡。
清初遴选官学生的标准是:“无论官兵子弟,不许瞻徇情面,择其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者”,由佐领、参领保送,都统等验看,非常严格。在满洲十六旗中仅选拔和“起送”二名优贡,就更是千里万里挑一,十分不易,也特别为当世人所重视。纳兰性德能被选中,也就表明他确实品行出类拔萃,文才非同一般。而且,八旗官员“起送”后,还需要经过国子监官员的各种考试后才能入学。按今天流行的说法,纳兰性德就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人还长得帅。不过这个学霸全都是在家学习的,由于国子监宿舍有限,当时规定八旗及家住北京城内的贡、监肄业生一概全都住家学习,如同今天的走读生。纳兰性德当然不例外,这也是他的诗词中没有关于居住国子监内容的原因。
这里必须要特别提到的是纳兰性德在国子监学习时的祭酒——徐元文。这位康熙九年(西元1670年)出任国子监祭酒的徐元文,之前曾任翰林院修撰、秘书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等职。他和后来纳兰性德拜师的徐乾学,以及徐秉义都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妹妹所生。顾氏夫人是学问渊博,见识超群的才女,只是当时女性没有参政机会,她便将精力投向教育其子,“世称其教子极严,课诵恒至夜午不辍”。徐氏三兄弟先后中状元、探花,功成名就为朝中显宦后,每每奉命为握文柄之考官,顾夫人都要以“矢慎矢公,甄拔寒畯”八字相告诫,因此他们“所识拔多知名士”,纳兰性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纳兰性德在国子监就读之时,正是徐元文督导太学之日,各学官在徐的带领下督责甚严,因此性德对《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功课下了很大功夫。当时是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学录每月各讲一次课,学员都须有“日课册”(作业本),每隔十天送助教批阅评判一次,每月初一、十五送司业、祭酒查验。
17岁的纳兰性德“笃意经史,且欲窥寻性命之学”,不仅日课册列为优等,就是每月初一博士主持的测验,初三助教掌管的考试,十八学正、学录主管的月考(主要都考经文、经解、《四书文》——取《四书》语命题的八股文、诗、策、论)以及每月十五日祭酒、司业轮流执掌的“大课”(考《四书》文、诗),还有每月司业主持的“月课”,每季祭酒主持的“季考”(考《四书》文、《五经》文——取《五经》语命题的八股文及诏、诰、表、策、论、判),尽皆成绩优异。博得国子监官员的一致好评,并引起祭酒徐元文的高度重视。
徐乾学后来回忆说:“舍弟立斋为祭酒,深器重之。谓余曰:‘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纳兰性德终成一代词学名家,作品至今为世人传诵,并津津乐道,也确是“非常人也”,徐元文此语确非拍明珠司马的马屁。
中举
诚笃的心志加上严师督教,虽然自康熙九年(西元1670年)开始乡试不再照顾满、蒙生员,与汉族生员分试、分榜,而是满、蒙生员与汉族生员一起应试并同榜,获取功名颇为不易,但对于纳兰性德来说仍可以肯定是成竹在胸的。
那么,当时纳兰性德的八股文考试具体要面对那些要求,或者说受到那些限定限制呢?
⒈由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开始,清廷便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这个规定一直到康熙二十年(西元1681年),考虑字数似乎限定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不过也才增加到了六百五十字。直到乾隆四十三年(西元1778年)才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字。纳兰性德所参加的两次重要考试都还是在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的时期,这对才华横溢的18岁青年来说来说也实在是不小的束缚和难度;
⒉明代旧制八股文考试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可以再作总结性发挥,词句较多榕树头讲鬼,可以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这又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纳兰性德一类才俊。
⒊清代可以“临文不讳”,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在考试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无论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以使用。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实在也是很多,比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和“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等等,如果这一类词句都不能作为题目,命题范围就会变得很小,也会导致参试者容易预猜题目等弊端。
⒋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次序。这个规定早在清代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便开始了,改变明代含混不分的旧制,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据此可知,自清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至光绪三十年(西元1904年)清代科举考试出题受到严格规定,三题中《论语》、《孟子》一定要有,《大学》《中庸》可任出一题;
⒌试卷要“磨勘”。也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弊端,把取中的试卷派官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使没有毛病,也可以借此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磨勘”在清初是被十分重视,十分认真对待的,到乾隆时期更加注意此点,每每他要亲自过问。
以上几点便是纳兰性德参加顺天乡试八股文考试时必须接受和面对一些规制与限定,不过对“非常人”的他来说,这些终究还是会被顺利的突破,甚至超越。
康熙十一年(西元1672年),18岁的纳兰性德应顺天府乡试时,不仅按照清朝规定“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文事不妨武备”的方针,在试前弓马娴熟,骑射驰骋便捷,射则发无不中,顺利地通过了骑射考试关,体现了满族本民族特色。在文场上,纳兰性德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顺利通过三场考试,轻松取得举人头衔。联系纳兰性德出生到18岁应乡试那段时期清朝的历史社会现实,尤其统治者对满汉民族及文化的矛盾心理,这次中举对纳兰性德一生,以及其家庭家族,以至于整个满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时的顺天府因在京城而成为特别行政区,所以应顺天府乡试者远远超出了顺天府籍的范围,包括直隶、奉天等地和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及国子监应考的贡生、监生都参加顺天乡试。可算是集中了当时代不少精华,且人数众多,考取难度可想而知。纳兰性德能够考中,即表明满族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并迅速赶上了汉族的文化水平。
要知道,在众多汉族知识分子纷纷落榜、困顿场屋的情况下,纳兰性德脱颖而出,便足以说明他不仅是满族杰出人才,且即使置之于汉族之中也是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纳兰性德后来在汉族文士圈中的影响力和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一年,与纳兰性德同榜得中还有他的好友曹寅等。康熙时,名士高咏应乡试15次都没能考中孙其君。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也是屡试不第怀才而困于诸生。纳兰性德的好友、雄文朔学的一代名士姜宸英,也是屡应顺天乡试才考取举人,等到成为进士已经年逾七旬。
因此,纳兰性德中举超越了个体、家族,对增强满人民族自信心,改善满汉族关系,缓和满汉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等等显然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这也可从后来纳兰性德与江南文士的深厚友谊和知己情缘中清晰见出,他中举的这一年,后来的友人、“江南三布衣”中的书法家、史学家姜宸英以父丧南归,以诗词书画闻名于世的严绳孙入京,“浙西诗派”创始人、词人、学者、藏书家朱彝尊入京并编成《江湖载酒集》。而与朱彝尊并称南北两大诗宗“南朱北王”的王士祯典四川乡试离京。
无论如何。十八岁即中举,坚定了纳兰性德学习汉文化的信念,当然,这份对汉文化和汉族文士的无限忠诚,也在精神心理层面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路径与轨迹,而令他始料不及的则是这个信念也是将他推向致命“寒疾”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只不过中举时,意识层面的欢欣鼓舞与喜悦盖过了蠢蠢欲动的心灵幽深隐秘处之潜流,潜流涌动,寒意森森,还要等到纳兰性德“吾幸得师矣”之后。
③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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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 分类:全部文章 | 浏览:99 2019 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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